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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路高速前行，中国人的心灵已经承担太多。若当下“赢家通吃”了，我们的心灵如何才能不投降？放纵欲望，是否真能谋杀心灵的虚无？面对命运或者人生的种种不公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些在我们心中回响的疑问的声音，可以在此听到呼应的权威答案。
王蒙、余华、韩寒、于丹、梁文道、茅于轼、贾樟柯、俞敏洪、梁晓声等20余位精英思想者组成豪华阵容，解构中国人的烦忧，开出宏观和微观的“药方”，共同发出宏大呼唤，打捞人心的漂泊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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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思想者集体发出宏大呼唤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挺住，我们正在隐忍的心
王蒙 余华 梁文道 韩寒 周国平 朱大可
于丹 茅于轼 马云 李银河 马未都 俞敏洪
贾樟柯 李开复 梁晓声 张抗抗 熊丙奇 袁岳
首度联袂创作
生存重压下，中国人心灵之权威“疗救手册”
心灵迷失、拜金主义、道德沙尘暴……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高速旋转的红尘裂变中，中国人的心灵风暴，被无情晾晒，亦被有情救赎。中国人想走出这心灵的迷宫，就要弥补迷宫背后社会的伤口。20余位前沿思想者贡献最深刻犀利的思想力，解构中国人的烦忧，针砭隐匿的社会问题，打捞人心的漂泊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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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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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挺住，我们正在隐忍的心
第一章 我们的心灵虚无了吗
梁文道 “赢家通吃”时代，心灵不能投降
周国平 拜心，别拜金
胡睿芳 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性奔放”？
李银河 性规范的流变
Dan Albright 丢失的“规则手册”
第二章 小宇宙的难时光
余华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
韩寒 房地产先垮掉，年轻人才会有梦想
梁晓声中国“二代”们的天空很吊诡
贾璋柯 孤岛上的民工
王蒙 呼唤经典
第三章 幸福难道成了一种传说
朱大可 中国信用危机三部曲
茅于轼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熊丙奇 是谁在教小孩子撒谎
吴丽民 陈惠雄 被GDP绑架的幸福感
秋风 文化断裂让个体向空虚裸奔
第四章 心灵失序，社会和理性怎么办
马未都 二流的制度也比一流的人强
王强 不教美德，就是一代代的恶性循环
马云 社会责任感是“万能密码”
周孝正 跳出“潜规则”的刺痛和怪圈
张抗抗 公民意识的现代崛起
第五章 砥砺“丛林”，做坚强的你
俞敏洪 人生而不平等，却无往不在打破枷锁中
袁岳 穷时像富人一样过，富时像穷人一样过
李开复 “砖墙”的存在，是在测试你的梦想有多强大
陈其华 由孝始，抵达幸福
于丹 儒道相济，构筑我们的人格两岸
附录
中国人心灵解析报告
心灵调查问卷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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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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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先垮掉，年轻人才会有梦想
韩寒
经常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出现“垮掉的一代”。我说不会，如果中国要出现怎么样的一代，首先是房地产业先垮掉，然后年轻人才会有梦想。
中国的大城市就是这样，毁灭100万个理想，用100万个理想诞生出一到两个新富。事实上，我个人很不喜欢这样。我的同学无论是生活还是恋爱都非常现实。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忙自己的事业，更多的是被房子所困扰。
高房价摧毁了年轻人的梦想
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大城市的人。我生来就是一个乡下人，从小在乡下长大，一直到初中时候还是农村户口。我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村户口，父亲是文革时候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后来因为肝炎退学了。退学以后自学，还是拿到了大学文凭。父亲在农村的文化站工作，我也受了他很多影响。
我的母亲非常焦虑，因为我的户口是农村户口，我不知道户口有很重要的意义。好在现在户口不是那么重要了，只要有套房子就可以了，这也是社会的进步。当时，我也不在乎户口的问题，妈妈担心我要谈恋爱，其实当时我已经谈恋爱了。但是，那个时候恋爱比较单纯，女朋友从来不问家里房子有多大。当时，我们互相留了电话，那个时候装电话是很激动的事。有的时候通过电话聊天，我觉得我家的电话哪儿都好，就是声音就点空，后来才知道爸妈也在楼上听。
我在北京的时候住望京，后来到了朝阳区，是北京最好的区。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命中注定，总觉得住的地方不是特别合适。我喜欢郊区。在上海以前在金山，后来在松江。可能是天生更喜欢郊区，有蓝蓝的白云天，但是现在乡下很多没有这个白云天了。
我觉得城市是实现年轻人梦想的地方。尤其是上海。经常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出现“垮掉的一代”。我说不会，如果中国要出现怎么样的一代，首先是房地产业先垮掉，然后年轻人才会有梦想。年轻人的理念有很大的转变，旅行是大部分年轻人的理想。80年代有很多年轻人去流浪，现在如果有人去流浪一定是认为不正常的。歌词中经常有“让心去流浪”，这意味着人还在城市里面。
有官员说，大量的人涌入城市，从长远来看，房子还是要涨价的，但是会通过税收的方式将涨价的这部分返还给民众。这个说法是比较新颖的。说房子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因为已被大家说得很烂了。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拿房价和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对比，因为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最近发现，我老是攒不下钱来，虽然我的收入还算不错。身边的朋友等到要买房子的时候，缺钱就会想到我。到要买房子的时候，缺钱就会想到我。其实，我住的房子也很破。正因为如此，我才抱怨，房价太贵了。而许多人的问题是，如何将生活过下去，尤其在上海。
中国的大城市就是这样，毁灭100万个理想，用100万个理想诞生出一到两个新富。事实上，我个人很不喜欢这样。我的同学无论是生活还是恋爱都非常现实。这两年大学扩招了，我并不奢望大学扩招能多培养人才，我觉得倒可以稀释大学生很脑残的萌动。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忙自己的事业，更多的是被房子所困扰。一方面房子替代了户口，一方面上海这个城市不能给人安全感。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不是很容易，我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贵，出租车是13块钱起步，地铁是3块钱起步。
说起故乡的概念，我发现，现在的农民未必那么热爱自己的土地和故乡。我回去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老房子，我觉得那就像根一样。有一次听说要拆迁，当时我不同意，坚决不能拆我的老房子，给我多少钱也没有用。我爷爷也很着急，想想有没有办法不被拆。爷爷说能不能搞一个“韩寒故居”，我说爷爷你把我当余秋雨了，不行。那时候，那里搞了一个物流城黄了，还有一个雕塑园也黄了，最后那块地有幸得以生存下去，最后这个房子还留在那里，没有人拆，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威胁了。
我很高兴地告诉邻居，这个房子没有拆掉。但是，邻居不一定那么高兴。我邻居的邻居在上海上学，我发现他跟我不一样，他可能相中了上海这个地方，看不起以前的土地，希望和以前所有的土地关系决裂。好歹在镇上买一套公寓，两三代人住在一起，他们也愿意。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现在的女孩子出去嫁人的时候，特别看中房子。有的时候男性改变世界，女性改变男性的世界观，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故乡。如果连故乡都没有的话，心里并不是特别好的滋味，这样一个城市是没有腔调的。
上海是我的故乡，很多地方请我去，有的地方要送我别墅。我说上海是我的故乡，我希望我的故乡可以让每个来这里的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
老了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房东
我希望当我老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孙子说“孙子，你看，爷爷以前做过什么什么……而不仅仅是一个房东”。
我小时候有好多梦想，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做联合国的主席。后来我妈妈告诉我，联合国只有秘书长，我觉得我不能做秘书事业。后来呢，我就很想做一个售票员，因为售票员可以每天坐车。再长大一点就想做一个记者，做一个文字工作者，还好现在已经完成售票员和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比较高级的形态。但是我还有好多梦想要去实现，比如我想要做一个摩托车车手。
实现做车手的梦想，需要参加比赛，花很多钱，我拿出了大概百分之一百五十的积蓄。六七年前，我连第二本书的预付都拿出来了，但是当时我的书都没写呢。好多家里做房地产的朋友劝我，把钱投资买房子。但我完全不这么想，因为当时如果我把这笔钱买了房子、买了别墅，不管你住在二环还是淮海路，若干年后 我只是一个房东，而现在至少我完成了自己一大部分梦想。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风险，可能你现在在电脑屏幕前面的工作就有很大的风险，你将要去买的房子，就有很大的风险，你在追求的那个女人，可能有很大的风险。那不如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真正的梦想，让人一觉醒来带着笑容
中国梦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走出去，可能很多外国人只是觉得一个国家的少部分人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有钱了，但是大部分人民，很多的年轻人依然非常穷苦，依然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我觉得真正的中国梦，不仅仅是一少部分人通过一些不知名的手段挣到了一些钱，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追求，中国现在的文化，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光荣地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的领导特别希望输出自己的文化，外国有《阿凡达》，但是我们有别的东西可以和他们抗衡。
真正的梦想到来的时候，是一种不能形容的东西，那些你在犹豫的事物，都是可以抛弃的。眼前的这个世界都这么现实了，你还这么现实做什么呢？可以去想想自己小时候到底还想做什么事情，在尽量保证自己的安全感的前提下，慢慢的去做一些事情，说不定你就会发现完成了一些梦想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
我不是特别喜欢所谓的成功学，教人怎样去成功啊，去挣钱啊。无论如何我觉得人应该像他本来的面貌。如果等到老的时候再跟小时候对比，发现自己已经面目全非了，那样的话可能挺悲剧的。其实这都取决于你自己想要什么，看你自己开心不开心，看你一觉醒来的时候是不是带着笑容。
房子，房子，绑架了许多年轻人的爱情。（Luis Beltran 摄）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余华
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在中国层出不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食用毒猪肉、毒大米和毒奶粉？因为这些产品价格低廉，他们微薄的收入只能去消费这些假冒伪劣产品。
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欧洲。
30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30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3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9％，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600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3000万；如果年收入增加到800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12022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为什么假冒伪劣的产品在中国层出不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食用毒猪肉、毒大米和毒奶粉？因为这些产品价格低廉，他们微薄的收入只能去消费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贫穷人群的存在，假冒伪劣产品才能在中国畅通无阻。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东部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中部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也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几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其实很多年了，我们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为什么写下了《兄弟》？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文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好比是欧洲的中世纪和欧洲的现在。一个欧洲人活四百多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应该是400年间的动荡万变，现在浓缩在了40年之中。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欧洲400多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繁华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两个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经验，所以很快就被警察捉拿归案。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20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告诉警察：“他们太穷了。”
拜心，别拜金
周国平
真的要寻找拜金主义泛滥的原因，我认为就在于配套跟不上，一是法治滞后，二是信仰缺失。
现在人们的心态，我觉得挺不正常的，都相当浮躁，大家都忙忙碌碌，但是活得并不愉快；生活得很复杂，要想的事情很多，竞争很激烈，内心很焦虑，这是普遍的状况。
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非常单一，也非常肤浅，这是造成很多问题的一个根源。无论个人还是国家，衡量标准最主要的就是财富，从国家来说是GDP，从个人来说是赚钱多少。不久前，一项由英国路透社和法国益普索集团共同进行的针对23个国家、2.4万人的调查结果很惊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拜金主义的国家。
现在正是该坐下来想一想，这个国家向哪发展，个人该怎么生活，是时候了。这个物质财富你说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没有底的。真的应该反思一下，人生到底应该怎么办，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迷误：把物质欲望和生命需求混淆了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迷误就是把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混淆起来了，其实这是两回事。当然物质是需要的，生命能够存活、发展是需要有物质的，但是它所需要的物质其实是有限的。即使从物质来说，生命最需要的物质是什么呢？除了必要的营养、居住，最重要的其实是空气、水、阳光，这些东西在自然中本来就有，问题是你不要去破坏它们。金钱的作用，我觉得是很有限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实际上生命本身并不需要那么多物质的东西。当然你的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比如说房子，你买了豪宅，当然你住得很舒服，但是从生命本身来说，它需要这个东西吗，我觉得未必需要，很大程度上只是虚荣心的满足。
所以，我们应该把生命本身的需要和物质的欲望区分开来，物质的欲望不是生命本身带来的，生命本身对物质的需要是有一定限度的。物质欲望这个东西，实际上是社会刺激出来的，是人比人比出来的。20年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会想自己有小车啊？我70年代、80年代在北京上班，十几公里的路都是骑自行车的，那时候也觉得很好，但是如果说现在没有一个车就会觉得不对头了，自己太穷了。物质的欲望是一个社会的东西，不是生命本身的东西，人家有豪宅我也想买，人家有宝马我也想有一辆，这个都是比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心的满足。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看得很清楚的，尤其是道家，道家对生命本身的需要和物质的东西是区分得很清晰的。道家强调要“全性保真”、“不以物害形”——要保护完整的、真实的生命，不要用物质的东西去损害它。庄子特别强调，一个人不能丧失自己的“性命之情”，就是不要去损害生命本身的状态。他说：“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如果一个人把他的自我迷失在物质的追求里面了，把他的本性丧失在社会的习俗里面了，这样的人就是颠倒的人，是人性扭曲的人。
像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是中西哲学家共同的看法，古希腊哲学家在这方面也有大量的论述。他们都强调，生命本身对物质的需要是有限的，物质的欲望、物质的追求如果超过了生命需要的限度，反而会对生命本身造成危害，这是中西哲学家的共同的看法。
生命本身有些什么样的需要？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了，就是空气、阳光、水、土地这些大自然的元素。人本身就是自然之子，是自然把你产生出来的，所以人的最大需要是要有一个好的自然环境。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恰恰遭到了我们的忽视，尤其在当今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对自然的破坏非常严重。对大自然的损害，对环境的破害，其实就是在伤害生命。本来人是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身心交融的。苏东坡那个时代，自然环境非常好，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大家都知道他的著名的短文《游承天寺记》，那天夜晚，他跟一个朋友在月光下的竹柏林里散步，当时他很感慨地叹道：“天下何处无竹柏，无夜无明月，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耳。”大家都是忙忙碌碌，缺少的是懂得享受大自然的闲人。可悲的是，现在天下就是无竹柏了，你就是一个闲人，也不容易找到这样让你悠闲散步的地方了。
自然是一个，另外就是安全感，生命是需要有安全感的，需要平安的。现在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处在一个特别不安全的环境里面。南平杀童案的那些受害者，那些可怜的孩子，他们高高兴兴去上学，怎么知道灾祸就要降临。我们真的没法防备，你没法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有了一个心理不正常的人，没法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这本身就很可怕。我们无法杜绝偶发事件，但是，如果社会和谐度高，法治健全，就一定能减少这样的偶发事件。所以，温家宝总理说得对，应该解决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要靠法治，法治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
从个人来说，你当然无法改变一个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但你在争取快乐时至少可以不去做那种会带来不安全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要理性地去争取快乐。在幸福问题上，西方的伦理学有两派，一派是完善主义，一派是快乐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或道德上的完善，快乐主义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主义并不认为快乐就是物质的享受，比如快乐主义的创始人伊壁鸠鲁，他强调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身体健康，灵魂宁静，这就是快乐。所以他又强调，你追求快乐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地去追求，不要追求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伏了巨大的痛苦。现在很多贪官就是这样，受贿的当时似乎是快乐的，但是他心里始终是不安的，不知道哪一天就东窗事发了。
财富与和谐，一个硬币的两面
去年的金融危机，全球大国的首脑都非常重视，一再开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我这个外行看起来，坏账，就是银行犯错了，本来没有这么多钱，把钱都借出去，结果收不回来了，就是这么个事情。当时也没有全球性的自然灾害，从基本的物资资料来说并没有减少，怎么危机说来就来了？现在大家在反思了，要限制银行的权力。我认为根本上是人出了问题，要反思最应该在这一点上好好反思。现在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治标。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低碳经济，最应该反思的事情是人的幸福究竟在哪里，人类到底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应该不应该一窝蜂向经济扩张、财富扩张这样的方向发展，是到全人类反思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了。
实际上对于人类的幸福，历来是有两种看法的，一种是认为人类的幸福就在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就是幸福，还有一种是认为和谐才是幸福。你说你要比物质财富的话，从西方来说，古希腊时代财富肯定比现在少得多，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时候的人包括贵族的生活都是很清贫的，所谓宫殿也非常简陋，根本没有现在这些让人舒服的设施，穿的是简单的大褂，没有时装一说。从中国来说，古代全盛的春秋时期，或者唐朝、宋朝，财富也肯定没有我们现在多，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的人过得比我们现在幸福，古希腊人过得比现在的欧洲人幸福。
当然，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发展与和谐，这两个标准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关键是怎么样平衡好，在发展的同时更注意和谐。我本人认为和谐是更重要的，和谐包括社会的公正、可持续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们身心的愉快等方面。
我去年去了一次不丹，不丹是一个弹丸之地，只有几十万人，但是他们的治理很有意思。当时我们一行跟他们的总理有一个座谈，他说当年他们在讨论治国方针的时候，派了很多人出国考察，后来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样本，他们必须自己来确定治国的目标，后来就把幸福确定为目标。他们每做一个决策，一定要问一下，对这个决策人民快乐不快乐，这是一个前提。他们的国家确实治理得很不错。
这些和谐的要素，他们作为最重点考虑的是社会公正，他们的医疗、教育是全部免费的。不丹的大自然保护得非常好，整个像一个大花园，地处喜马拉雅山下，风景非常美丽，几乎一点污染都没有。现在，不丹的一个重要收入是旅游业，但是他们限定每年旅游入境人数5千人，在管理到位的前提下，现在逐年慢慢增加一点。我们国家当然不能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治理，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了，但是在把国民的幸福作为重要的治国目标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借鉴。
金钱永远是手段，不是目的
除了把生命本身的需要和物质的需求区分开来，也要把生命真正的享受和消费区分开来。我们往往把生命和物质混为一谈，似乎高消费就是高享受，其实完全是两码事。我同意一个企业家的话，他有好几亿的资产了，他说其实我最后发现，真正值钱的东西是钱买不来的，钱能买来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他所说的值钱，说的是对生命的价值，比如你用钱可以买来性，但是买不来爱情。真正的健康也是用钱买不来的，当然你钱多了，对健康可能有好处，起码你能享受高的医疗规格，但是这也不一定意味着健康，高规格也会出毛病的，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
当然，并不是说金钱是没有用的，在这样一个商品社会里面，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面，我不主张人太清高，钱还是有用的。我是这样说的，我说钱是好东西，但不是最好的东西，你不能为了这个好东西牺牲掉最好的东西，你应该把钱用作为那些最好的东西服务的手段、工具。金钱永远是手段，永远不能成为目的。哲学上有一个区分，从价值来说，有工具性价值，有目的性价值，工具性价值就是承认一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但是仅仅是在它作为工具的意义上。金钱就是工具性的价值，它仅仅是手段，它不能作为目的，什么具有目的性价值？就是生命和精神。
当你的生活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了，过得可以了，不愁吃穿了，在那个时候，金钱就应该成为满足你的精神需要的手段。它还是有用的，但是应该成为满足你的精神需要的手段，而前提是你要有精神需要才行。有的人真是没有精神需要的，好多钱，他只知道用来挥霍、奢侈。一定要认清金钱是手段，你拥有这个手段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目的，你追求这个手段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你的目的。
德国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叫伯尔，他写了一个小故事，大意是说：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到意大利海边一个渔村去旅游，看到一个青年渔夫躺在渔船里晒太阳、打瞌睡，他就跟渔夫聊天；他说你不应该躺在这里晒太阳，应该出海去打鱼；渔夫问然后呢，他说然后就可以卖钱，然后就可以买一条大渔船，然后再打鱼，再买一条更大的渔船，一直说到买一条最现代化的渔船；渔夫问然后呢，他说然后你就可以躺在这里晒太阳了，渔夫说用不着，我现在就可以。这个小故事说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赚钱本来只是手段，享受生命才是目的，但是，往往在赚钱的过程中，赚着赚着，我们就忘记本来的目的了，把赚钱本身当作目的了。我就说这是价值观的错乱，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甚至当成了人生主要的目的，你完全搞糊涂了。
对金钱的态度，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金钱对于幸福的作用取决于你的素质，素质好的话，钱越多越好。这实际上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伦理观、道德观，跟以前的道德观有很大的区别。财富、金钱本身是中性的东西，道德上没有善恶可言，以前说金钱会导致人的堕落，这不对。实际上是什么导致人的堕落呢？是一种对金钱的态度，那就是贪婪。所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强调，应该把财富的获得和使用区分开来，在获得财富的时候，只要是用正当的手段去获得的，那就是光荣的，你获得越多越好，用他的话来说，你是在完成上帝给你的使命。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里的富人也很风光了，都是成功人士，是受人追捧的，在财富上成功的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是，马克斯•韦伯又强调，在使用财富的时候仍然应该保持节俭的品质，就是说你获得财富不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为了自己的消费，你获得财富当然在初级阶段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但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以后，你不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了，你不再是为了过奢侈的生活，你仍然要过节俭的生活。你使用的只是小部分，这个财富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当然可以扩大再生产，但最后终归是要使用的，就是做公益事业。所以你看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他们很强调有能力的人前半生赚钱，后半生就是怎么样为公益花钱。
美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创始人是钢铁大王卡耐基，卡耐基这个人我很佩服的， 1889年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财富的福音》，其中谈到，你不要以为你命中就应该发财的，不是这样的，你不过是运气好，得到了机会，这个机会是上帝给你的，是命运给你的。上帝给了我们这些人机会，让我们发财了，我们应该把我们得到的财富看作是世界上穷苦兄弟委托我们管理的基金，一定要在生前做出妥善的安排，让它们造福社会。于是他讲了一句名言：“拥有巨资而死者是可耻的。”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卡耐基的这种境界不是凭空产生的。他家里很穷，13岁时他父亲失业了，他自己就失学了，他只上过五年小学。他爸爸带全家到美国求生，他当一个小邮差，但是就是在他当小邮递员的时期，他的人生境界奠定了。怎么奠定的？当时有一个退休的上校，有400本书，都是一些文学名著，上校就办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向这些穷苦的孩子开放。卡耐基每到周末就去借书看，，从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而且后来他还写作。他回想一生的经历时说，那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精神的宝库，因此奠定了一生的基础，就是拿全世界的财富来跟他换那一段经历，他也不肯换的。他还说，如果没有发现那个精神的宝库，凭他的能力也会发财，但是发财以后就只会享享清福而已，不会想到用财富来满足更高的精神需求，来造福人类。所以我说，在财富的问题上，人的精神素质格外重要。
现在金钱对人们的考验太大了，我认为它是一个试金石，可以测出这个人的素质高不高。譬如说对一笔不义之财，你动心不动心？这个首先就是一个考验。在金钱面前，你能否仅限于用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如果你有机会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你会不会伸手？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不要以为你肯定是能经受住考验的，如果这个机会很现成、很方便，你觉得很有把握，不会有人知道，一笔很大的数字给你了，你动心不动心，难说呀！我们不要以为那些贪官和我们有多大的不同，我觉得他们就是处在一些特别容易受到诱惑的位置上，从而没有经受住考验。每个人不妨都把自己摆在那个位置上，问一问自己，我能经受住考验吗？
另外一点考验在于，你就是有了钱以后，对钱仍应该有一种特别好的心态，一种我称之为不占有的心态，不要有占有的心态，永远把钱看作身外之物。钱确实就是身外之物，什么时候你没有了就没有了，不要太在乎。我就发现，凡是在乎钱的人，无论赚钱的时候还是花钱的时候，他都是很痛苦的，赚钱的时候他紧张、焦虑，花钱的时候他计较、舍不得，都很痛苦。快乐的人必定是不在乎钱的人，比较超脱的人，无论赚钱还是花钱，心态都能够放松。我现在可以说赚的钱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了，当然我的想象也是很有限的，反正已经太多了，我的书还是比较畅销并且能够长销的，我的版税是我从来梦想不到的，我觉得我对钱的心态是相当轻松的，我一直把钱当作副产品，我首先要做我喜欢做的事，哪怕这个事做了不赚钱，能赚钱就是意外的收获了。
另外一点对金钱的态度，就是刚才我说的马克斯•韦伯说的观点，你有钱以后，仍然要过一种俭朴的生活，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因为你确实有更高的精神上的享受，你就不会把物质上的享受看得太重要了。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讲过，快乐是有质的区别的，有层次的高低的。一个人如果说他仅仅享受过低层次、低质量的那种快乐，从来没有体验过高质量的精神快乐，他没有比较，就会觉得物质上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甚至是唯一的快乐。但是，一旦有了比较以后，凡是享受过高级快乐、精神快乐的人，都会体会到物质的快乐其实是很粗浅的。事实上，凡是真正内心比较丰富的人，精神素质比较高的人，真的是不会太在乎物质上的享受的，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讲究这个东西，他会觉得浪费时间，很不自由。
总之，我们始终要记住，金钱仅仅是手段，永远是手段，永远不能把它作为目的。一个人如果把金钱作为人生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这种人真的是很可怜的，他一辈子过的真的是一种特别低质量的生活，不管他多么有钱，他都是度过了贫困的一生。
法治和信仰，对抗拜金主义
有些人可能把拜金主义归罪于市场经济，我认为是找错了原因。中国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就在市场经济。如果市场经济真的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能够生根，中国就大有希望。但是，市场经济不可能单独成功，必须是配套的，才能真正成功。我一直强调三个转型要配套。在经济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社会秩序上，过去和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是人治，现在和市场经济配套的必须是法治，这一点现在还没有真正做到。在精神生活上，过去和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现在也必须向和市场经济配套的个人真实的信仰转型。
真的要寻找拜金主义泛滥的原因，我认为就在于配套跟不上，一是法治滞后，二是信仰缺失。拜金主义的最恶劣的表现，诸如盲目开发导致的环境破坏、生态破坏、文化遗产破坏，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教育和医疗腐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治强盛、法治薄弱造成的恶果。当然，信仰的缺失是拜金主义泛滥的更深层原因。在这方面，我不认为现在有重建全民族大一统信仰的可能和必要。我们没有一种既有的精神资源来做这种信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并不具备成为现代中国人统一信仰的资质。说到底，信仰是个人灵魂中的事情，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是关注灵魂的，关注精神生活的，因此在道德上能够自律的，他就是有信仰的。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对于拜金主义必定是有免疫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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