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M. 肯尼迪（Sarah M. Kennedy）
博士，美国科罗拉多儿童医院的博士后，在医院提供临床服务，她主要对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评估和治疗的跨诊断方法进行研究。她在儿童和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病因学和治疗方面发表了许多图书章节和文章。
杰米·A. 舍曼（Jamie A. Sherman）
理学硕士，美国迈阿密大学儿童临床心理学项目的博士候选人，她对有焦虑和心境问题的青少年提供“有效的治疗”感兴趣。她的研究集中在儿童心境和焦虑障碍的循证疗法的开发和评估上。
埃米莉·L. 比莱克（Emily L. Bilek）
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临床助理教授。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机制和治疗强化，以及治疗部署和推广。
布莱恩·A. 巴泽拉（Brian A. Buzzella）
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州圣迭戈家庭精神健康项目主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精神病学临床助理教授。
香农·M. 贝尼特（Shannon M. Bennett）
博士，美国威尔康奈尔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心理学助理教授，也是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部心理学系主任。她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儿童强迫症、焦虑和抽动障碍项目的副主任，还是纽约长老会医院青少年焦虑中心的临床主任。她目前在主持一项针对有焦虑和相关障碍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研究及临床项目。
戴维·H. 巴洛（David H. Barlow）
博士，美国职业心理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波士顿大学精神医学和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也是焦虑及相关障碍治疗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目前已退休。他曾多次获奖，发表过600余篇文章和图书章节，出版了80余本书。他的研究已经连续45年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资助。他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有效的疗法”系列治疗师指南和来访者自助手册的主编。
自《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治疗师指南》（Unified Protocol for Transdiagnostic Treatment of Emotional Disorders: Therapist Guide）和《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自助手册》（Unified Protocol for Transdiagnostic Treatment of Emotional Disorders: Workbook）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已经过去8年了。这套书已经成为我国认知行为治疗师学习的必读书籍，对我国认知行为治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年来，经过不断研究，该疗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效果证据不断累积；干预方式得到改进；适用人群得到拓宽。统一方案1已经在认知行为治疗的大伞下站稳了脚跟，是认知行为治疗大家族中非常重要的一分子。不同情绪障碍进行统一治疗的方式以及结构化的特点使其操作性强、效率高，因此受到了从业者的欢迎。
如今这套儿童和青少年版的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是统一方案最新研究和实践成果的体现，其中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治疗师指南》（Unified Protocols for Transdiagnostic Treatment of Emotio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rapist Guide）、《儿童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自助手册》（Unified Protocol for Transdiagnostic Treatment of Emotio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Workbook）和《青少年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自助手册》（Unified Protocol for Transdiagnostic Treatment of Emotional Disorders in Adolescents: Workbook）。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治疗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这套书籍的出版将使认知行为治疗师有机会学习一种与儿童和青少年工作的新思路，并可以按照这套书的结构进行灵活应用。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为大家推荐这套书籍。
儿童和青少年统一方案包括如下特点。
1、实用性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的指导和帮助尤其细致。这套书详细介绍了治疗理念和技术、整体治疗结构和步骤，并附有相应的表格和系统的练习指导。读者按照书中的内容和步骤即可开展治疗。书中还有专门给儿童和青少年及其父母的心理教育材料及各种工作表，可以直接用于治疗。
2、专门针对有情绪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包括各类焦虑和抑郁障碍，比如伴随或不伴随场所恐惧的惊恐障碍、社交焦虑、广泛性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障碍和重性抑郁障碍。统一方案也适用于与情绪障碍密切相关的疾病，如疑病症以及其他由过多关注健康而引发的焦虑问题和解离体验（现实感缺失）。
3、体现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特点。比如依据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水平、情绪觉察能力和动机水平进行针对性干预。使用符合儿童和青少年发展水平的语言和材料，引入父母总结表和父母模块，将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治疗效果最大化。
4、内容和形式可灵活调整。在内容上，模块化的结构让治疗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只选择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模块；还可以根据来访者的个人情况随时调整治疗进度的快慢。在形式上，青少年统一方案以个体治疗为基础开发而成，但可以经过改编而适用于团体治疗情境。儿童统一方案则以团体形式开发而成，但未来也有运用在个体咨询上的可能性，不过需要更多的研究。
《儿童和青少年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治疗师指南》共有23章：第1—9章为青少年统一方案，第10—22章为儿童统一方案，第23章为统一方案的“变式与改编”。《儿童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自助手册》共17章，《青少年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自助手册》共8章。三本书的翻译全部由我和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完成。我们专门成立了翻译的项目协作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将疑问及时上报，项目组有专人进行确认和校对，然后再反馈给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当一个术语的译法被确定后，所有译者可以通过共享马上知晓，以此保证了全书术语的统一。遇到一些难以确定的词语，我们会进行更大范围的讨论和更仔细的斟酌。在翻译本书时，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语言表达的本土化。原书采用了一些缩写，如CLUES2技术，西方来访者很容易理解这个单词是“线索”的意思，提示来访者要像侦探一样寻找线索，从而记住每个字母对应的技术。但如果进行直译，并不能帮助中国的来访者记住对应的技术。因此，我们采用了谐音法，根据CLUES技术中的关键词，将其翻译为“感想真轻松”技术。
每个译者都为本书的翻译定稿付出了很多心血。我的博士生李荔波（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和我一起制订了这套书的翻译计划，监督翻译进程，确定关键译法，进行多轮校对统稿。
在本书的翻译中，目前正在个人执业的硕士毕业生熊珂伟负责青少年统一方案篇的初步统稿和翻译质量把控；另一位也在个人执业的硕士毕业生李铄负责儿童统一方案篇和变式与改编篇的初步统稿和翻译质量把控。各章具体的翻译执笔分工如下：导言，李荔波；第1章，熊珂伟；第2章和第3章，刘晓妍；第4章和第5章，余萌；第6章和第7章，谢童；第8章和第9章，迪丽热巴·地力夏提；第10章和第11章，李铄；第12章和第13章，梁芃伟；第14章和第15章，王瑾；第16章，王子弋；第17章，申新兰；第18章和第19章，王薇；第20章和第21章，黄慧；第22章和第23章，丁宇宁。
为了使治疗师指南和两本自助手册的术语保持一致，确保翻译可靠、可读，在初稿完成后，我们又一起做了大量的校对、统稿工作。在此，我对译者们负责的态度和辛勤的工作表达深深的谢意。
特别感谢本书作者吉尔·埃伦赖希–梅（Jill Ehrenreich-May）博士和戴维·H. 巴洛（David H. Barlow）博士为中文版专门作序。巴洛博士是统一方案的创始人，目前已经退休，但仍然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统一方案以帮助更多的来访者。埃伦赖希–梅博士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对统一方案的实践和探索为全世界患有情绪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最后还要感谢“万千心理”和孙蔚雯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努力。
尽管我们尽力做到最好，但由于能力和水平有限，译作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另外，由于文化不同，本书在我国进行实践运用时，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使用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希望您能将对本书的意见和使用心得反馈给我们，我的邮箱是：wjphh@bnu.edu.cn。在此，先向您致以真诚的
感谢！
成人统一方案（Barlow et al.，2011）是为焦虑和并发情绪障碍的成人准备的疗法。通过许多随机对照试验和一些辅助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统一方案的疗效。在对统一方案的一项早期随机临床试验中，研究者发现，在治疗后，原发性和共发性情绪障碍的严重程度都有很大程度的降低（Farchione et al.，2012）。除了治疗后立即报告的改善外，接受治疗的成人在6个月后的随访中总体保持了治疗效果（Bullis et al.，2014）。一项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统一方案临床试验表明：与针对单一情绪障碍的循证疗法的结果相比，这种方法可能同样有效；而且与针对单一情绪障碍的手册干预相比，这种方法可能会减少治疗病例的脱落或流失（Barlow et al.，2017）。统一方案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情绪障碍背后共通的神经质及其广泛的、跨诊断的特征。从理论上讲，这些特征就是情绪障碍的基础。迄今为止的研究证据表明，包括适应不良情绪的调节策略、负性情感、对负性情绪的害怕和对焦虑的敏感度等深层因素与情绪障碍的发生存在着理论上的关联；在治疗中，这些因素的改变与情绪障碍症状的改变密切相关（Conklin et al.，2015；Farchione et al.，2012； Sauer-Zavala et al.，2012）。一项研究显示，在对具有多种情绪障碍症状的成人的治疗中，实施统一方案的某些核心治疗要素之后，情绪障碍理论上的跨诊断特征（正念和重评）有所改变，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得以缓解（实施情绪觉察技术之后，正念发生变化；实施认知灵活性/重评技术之后，重评发生变化）（Boswell，Anderson，& Barlow，2014）。对于那些有各种各样的核心情绪问题的人（包括边缘性人格障碍或双相障碍患者），统一方案的潜在功效正在显现（Ammerman et al.，2012；Ellard，Deckersbach，Sylvia，Nierenberg，& Barlow，2012；Lopez et al.，2015）。统一方案也被认为可以辅助治疗有各种情绪问题的想自杀的住院患者，其效果是令人满意且可被接受的（Bentley，2017；Bentley et al.，2017）。初步研究还表明，无论是在更典型的个体治疗形式中还是在团体治疗形式中，统一方案都是有效的（Bullis et al.，2015）。
青少年统一方案的实证证据
在多个多基线、开放试验和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青少年统一方案也被证明对患有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障碍的青少年是有帮助的（Ehrenreich，Goldstein，Wright，& Barlow，2009； Ehrenreich-May et al.，2017； Queen，Barlow，& Ehrenreich-May，2014）。在对青少年统一方案的初步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多基线和开放试验的方式。结果发现，从治疗前到治疗后，有焦虑或抑郁障碍的青少年发生了显著的改善（Ehrenreich et al.，2009； Trosper，Buzzella，Bennett，& Ehrenreich，2009）。一个以等待组为对照的随机对照试验（Ehrenreich-May et al.，2017）发现，青少年统一方案对表现出一系列情绪障碍的青少年是有效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以及总体严重程度都有显著降低。在从治疗结束到6个月后的随访期间，效果仍然在提升，尽管速度放慢了（Ehrenreich-May et al.，2017；Queen，Barlow，& Ehrenreich-May，2014）。除了正在进行的疗效试验研究，目前有一些非研究机构，如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和儿童医院，也在进行一些对青少年统一方案的检验。一些国家正在研究青少年统一方案的应用，考虑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情绪障碍预防方案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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