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颠覆的倾向》 - 艾伯特?O.赫希曼著贾拥民译 - 格致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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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自我颠覆的倾向

書城自編碼： 415933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經濟學理論
作者：艾伯特?O.赫希曼著贾拥民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43236578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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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艾伯特?O.赫希曼，德裔美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多个领域，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是一位在学术想象力、洞察力和原创力上广受赞誉的学者。在本书中，赫希曼把锐利的批判性眼光瞄准了自己的思想，从而对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思想活动进行了综述，相较于分别论述不同理论话题的其他专著，本书更具概括性。读者可以将本书作为其余著作的导读，领悟其思想与理论视角，并洞察赫希曼的精神样貌。

內容簡介：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赫希曼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撰写的精神自传。本书由20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构成，可分为三个部分：论自我颠覆、论自我、新的尝试。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反思、质疑、重新评估了自己过去关于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并论证了“自我颠覆”精神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汇集了一组自传性文章，作者以此回顾了自己青年时期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早期学术思想萌芽的过程；第三部分收录了作者在20世纪末围绕当时学界新出现的议题而写作的研究论文，是作者“自我颠覆”精神的绝佳写照。

關於作者：

艾伯特?O.赫希曼
Albert O.Hirschman（1915-2012）
美籍德裔，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自1941年开始，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74年赫希曼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85年退休；退休后任该研究院名誉教授。赫希曼的主要著述有:《经济发展战略》(1958)、《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1970)、《欲望与利益》（1977）、《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1982)、《反动的修辞》(1991)等。

绪论
第一部分论自我颠覆
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引言
第二章《反动的修辞》——两年之后的回顾
第三章　不符合“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法则的事例
第四章　固执已见的意见与民主
第五章　自我颠覆的倾向
第二部分论自我
第六章与四位故人的重逢
第七章我的父亲与世界观（约1928年）
第八章在巴黎求学（1933—1935年）
第九章　在意大利质疑并采取行动反抗法西斯主义（1936—1938年）
第十章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一起（1940年）
第十一章　翻越比利牛斯山，逃出生天（1940—1941年）
第十二章隐藏着的雄心
第十三章与米歇尔?克罗齐耶“心意相通”
第三部分新的尝试
第十四章凯恩斯革命是怎样从美国输出到全世界的
第十五章拉丁美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十六章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来说，是一场灾难吗？
第十七章工业化及其多重不满：西方、东方与南方
第十八章市场究竟使我们免受人祸之害，抑或令我们远离幸福
第十九章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时断时续的联系
第二十章　作为市场社会支柱的社会冲突
致谢
译后记

內容試閱：

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20篇论文都是我在1986年出版了上一本论文集以后写成的。［1］在上一本著作中，回顾、反思与重述的内容就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事实上，近年来，我的著述活动越来越集中到对我自己关于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某些早期观点的反思、修正、提炼方面；而且，从总体后果来看，这些论著使我的立场显得更加复杂化了。也正是在写作上一本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另一本与该著作有着相当区别的新著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孕育成熟了。当我的上述倾向开始“形于外”，变得非常明显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恰当地描述它的词：自我颠覆性的（self-subversive）——请参见本书第二章。在给它命名之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这种倾向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和检验，这就是本书中题为“自我颠覆的倾向”的第五章，而且“自我颠覆的倾向”最终成了整个文集的书名。事实上，描述这种倾向更常用的术语可能是“自我批评”，但是这个词语的涵义已经因为曾经被极度滥用和肆意曲解而严重变质了——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再者，“自我颠覆”一词也更契合我以前出版的两本文集的标题和内容，它们分别是《对希望的偏爱》（A Bias for Hope，1971）和《跨学科论文集》（Essays in Trespassing，1981）。我在那两本书的标题中所用的“bias”与“trespassing”这两个词本身就意味着，我会努力为一些通常被认为包含了负面含义的术语正本清源、“恢复名誉”（“bias”原义为“偏差”“偏爱”，“trespassing”原义为“越界”“非法侵入”）。这些术语的传统内涵与我试图赋予它们的新的意义之间隐含着巨大的张力，因而激起了热烈的回应。今时今日，世事大变，或许是时候对“颠覆”这个冷战时期的“妖邪”进行类似的“颠覆”了。
除了自我颠覆之外，在过去几年内我的著述活动不断重复涉及的另一个主要领域则与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有关，而且这种自我肯定也是高度系统性的。这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这组文章的总标题是“论自我”（on self），事实上，它们是一系列自传性质的文字。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原本是我为了接受荣誉学位而写就的致辞——在欧洲，接受荣誉职位的人一般都要在这类典礼上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许多邀请我发表演讲的欧洲大学都离我当年（1941年，其时我年仅25岁）赴美国定居之前所住的地方不远，因此我决定在演讲中谈一谈这些地方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一组文章当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即本书第六章“与四位故人的重逢”的写作因缘则有所不同。促使我写下这一章的原因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我竟然得以与离别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分别来自德国和法国的不同地方的四位故旧重逢，这个经历实在不同寻常。将我与他们交往的故事讲述出来，成了勾勒我个人经历的一个极好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绝对不会令读者烦闷，而且我也不可能造假。类似地，我本人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也是通过一些间接途径揭示出来的：为某本旧著写一个新序，例如本书第十二章“隐藏着的雄心”；将智识上的新发现与某位旧同事联系起来，例如本书第十三章“与米歇尔?克罗齐耶‘心意相通’”。
本书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一组文章）的总标题是“新的尝试”。这组文章表明，我绝对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者：除了“自我颠覆”和“自我”之外，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令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还有很多。在这些文章中，我虽然时而重新聚焦我以往的某些研究主题——工业化（第十七章）、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第十五章）、对市场社会的评价（第十八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试图解决一些新的学术难题。其中一些文章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激发下写成的，相信这一点并不会令读者感到意外。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本书第十六章与第十七章中。在本书第十六章中，我指出，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冷战的结束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或许不啻为另一个大灾难。第十七章对苏联势力范围内各国的工业化与拉丁美洲地区的工业化进行了对比，它们可谓两曲哀歌，各有各的缠绵悱恻。
在本文集中，还有一篇大型论文关注发生在1989年以民主德国的崩溃为核心的各种事件（本书第一章），不过，这篇长文并没有被放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而是被放在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读者请放心，这篇论文确实是我的新作——这是我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第一次重新研究与德国有关的课题。但是，近来发生的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使我以前提出的关于退出与呼吁的旧理论框架有了全新的含义，因此，这篇论文就成了“自我颠覆”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一个范例。
在对其他文章进行归类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在叙述凯恩斯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从美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输出过程时，夹杂了许多自传性质的内容（本书第十四章）。1946—1952年，我作为华盛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的一员，亲身参与了马歇尔计划，因此，我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去，同时我也无法抹杀自己对那一群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矛盾态度。在这里，我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其实在“自我”与“自我颠覆”这两部分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交叉或重合之处。在为《发展项目述评》（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一书再版而重新撰写的序言中（本书第十二章），我提请读者注意该书有“自我颠覆”的一面——我利用书信的形式对我自己当时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的主要论题提出了质疑。这些交叉或重合部分（远不止上面指出的这些）使本书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了。或许这就是本书各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证明吧。
我觉得，以下三点，有必要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并给出进一步阐述。这三点基本上都是从本书第三部分引申出来的。
1. 我一直致力于理解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事件序列和动态过程，在这个领域，我的兴趣从来没有衰减过。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我研究过“投入—产出矩阵的上移与下移”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我想通过考察工业化由一个工业部门向另一个工业部门的延伸过程（前向的或后向的），来评估通常会影响跨部门、跨地区投资决策的各种力量的相对强弱。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表现出了某种强制性的倾向，而不只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的相互继起的事件序列。不过后来，与我自己的“自我颠覆的倾向”相一致，我认识到，社会与经济变革并不会简单地依照人们预想中的既定序列，在或大或小的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一直向前推进；事实上，在某个方向上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创造出一些条件，阻遏甚至迫使人们放弃下一步。因此，我不再沉迷于搜寻“某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各种情境，而开始搜集“一个事件‘先发制人’地阻碍了另一个事件的”那些案例。在本书第二章中，有一节题为“锁入综合征（getting-stuck syndrome）的刻画”，我在那里给出了其中一些例子。本书第三章、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顺着这个思路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
事实证明，这个主题与现实高度相关。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需要重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因此面临着多重任务。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私有化（在此仅举出其中两个任务），其最优的顺序到底是什么？对此，学界、政界众说纷纭。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或许应该先在最宽泛的范围内，把各种可能的顺序都列出来，然后设法搞清楚，每种顺序都可能会面临什么类型的失败，这种做法应该是大有裨益的。对于后者，我本人花了数十年时间才最后意识到——尽管我一直以来都坚称自己秉持可能性主义（possibilism）信念。
2. 与社会变迁过程的多样性有关的另一个观点源于我在上一次（1986年）拉丁美洲之行中的所见所闻。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已经陷入停滞甚至已经步入了衰退，但是好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许多社会发展指标依然在持续改善（请参见本书第十五章）。对于那些习惯于把社会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演化当成一个整体过程的人来说，这种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解耦”（uncoupling）或“脱钩”（unhinging）现象是相当出人意料的。后来，在对更复杂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后（请参见本书第十九章），我发现，我得到的结论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民主制度是如何获得“自己的生命”的；同时，维系这一生命的强烈欲望又是如何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的“第二天性”的？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观念，再加上“解耦”与“脱钩”等概念，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变迁与社会学习过程的理解。
3. 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作为市场社会支柱的社会冲突”，它也是全书最具理论雄心的一章。该章是围绕着如下问题展开的：自由社会需要何等程度的团体精神？它也是一个由一家德国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着一个许多人都同意的假设：市场社会要想不断进步并维持适度的稳定，就不能满足于保证公民拥有基本的民主权利，并让公民在一个适当的市场框架内追求自身的利益，因为那并不足够。这是一个共识。但是，一旦面对如下问题，共识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到底还需要什么呢？信任、道德凝聚力，还有所谓的共同目标，它们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时不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断言，共同目标是压倒一切的。）或者，换一种说法，社会怎样才能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所称的腐败化而导致的各种险境？*a* 马基雅维里所指的腐败化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或“贪污受贿”有所不同，它特指公共精神的丧失。——译者注
当代理论家重新发现了这些险境，并试图利用各种更中性的、更技术化的术语来研究它们，例如，理查德?西尔特（Richard Cyert）与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提出的“松弛”（slack）；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提出的“X型无效率”（X-inefficiency）；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提出的“软政权”（soft state）；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提出的“寻租”（rent-seeking）。
过去我已经“零敲碎打”地“啃”过这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在本书中，我也一直在这样做。“零敲碎打”确实是一个恰当的描述，因为要想找到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普遍有效的答案，根本没有可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偶然会闪现一些线索，研究者也能够有所发现，但是，这些线索或发现因社会不同的不同而不同，或在同一社会中因时期不同而不同。即便是在只针对某个时点上的某个群体的时候，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也是极其棘手的，因为任何所谓的“理想解决方法”其实往往更接近于灾难，甚至毁灭，而不是更接近于完美世界，因而绝对无法令人安心释怀。
本书第十四章给出了我这种“零敲碎打”的研究方法的一个例子。在那一章中，我认为，凯恩斯主义思想给美国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影响是，在美国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即在美国向超级大国转型的历史关键时期——提升了美国民众的公共精神。偶然地，意识形态确实能够以这种方式提供一个本来不会存在的共同目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意识形态所灌输的东西是可疑的，而且这种过程本身是危险的。在本书第二十章，我给出了一个不那么复杂的、同时看起来更一般的答案。很少有人认识到，一个多元社会特别“擅长于”从它自身引致的社会冲突中获得力量。多元社会不断地创造新财富，同时也不断地在各个层面上产生新的不平等——个人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
随之而来的是变革的需要和对正义的吁求，这些需求必须加以认真对待，而且只要人们发现它们是能够通过妥协实现的，就会留下一项积极的遗产：在一个能够学会应对自身冲突的社会中生存的经验。
我把社会凝聚力看成社会冲突的一个副产品，就目前而言，这一观点显然是极为粗略的，同时看上去似乎显得有些难以自圆其说，但是同时它又极其有吸引力。正如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指出的，这一见解的主要用处在于解释过去——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在暮色渐浓时展开了双翼。

注.释
［1］该论文集即《关于市场社会的敌对观点》（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由维京出版社出版（New York: Viking， 1986）。此后不久，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由作者撰写了新序言的平装本（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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