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以及区域性战争;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祛斯大林化;集中营,毒气室,核武器,恐怖主义和失业——许多这些事情都只为独独一代人所经历,哪怕有一些人只不过是旁观而已。
然而,从早年求学时开始,我们就震撼于柏格森的绵延(la durée)概念所带来的对更新的承诺。我们从胡塞尔那里学到,通过研究我们如何(comment)思考对象,通过避免意识中不可识别的意向性带来的意义滑移,通过发现存在(l’être)在我身上所规定的它的显现(Appara.tre)方式,来确定我们所思考的对象。此外,多亏海德格尔,我们的耳朵学会了在其动词性的回响中,去倾听存在,那闻所未闻,又难以忘却的声音。这一声音,使我们开启了存在本身,开启了那一意欲不欲求的意志(vouloir qui veut ne pas vouloir),以及“让存在(l’être)存在”的慷慨,也即开启了“泰然任之”(Gelassenheit)。这个词或许应该用其词源意义上的“放松”(dé-ception)来翻译,并以此来思考déception的直接意思“失望”,是否不是“解离存在”(dés-inter-essement)的唯一可能情形。我们几乎就要被这些深刻的教诲所俘获了。不过,我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有其他失望的理由。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比这个时代更为沉重地施压于思想;或者说,至少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比这个时代更为意识到这种重量。在我们的文明被编入的25个世纪中,上帝之不可攻克的峭壁,我思之不可动摇的根基(le fundamentum inconcussum du Cogito),世界之星空,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抗拒着时间的流动,并确保着一种现在(présent)的在场。而如今,有关上帝之死、有关思想中的人类偶然性之劝教,以及人文主义之衰退,尽管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被听闻,却带来了一种启示录的意味。新的对语言之漂浮不定的不安,不正毫无迂回地宣告了世界之终结吗?从此,任何迂回都不再可能,或完全丧失了说服力。
时间在语句(phrase)的同时性(simultanéité)中,不再能传输其意义。命题不再能把事物聚合在一起。没有所指的“能指”玩着一种“符号的游戏”,没有示意,也无关得失。就好像,数个世纪以来一直维持着再现/表象(la Représentation)之统一性的柏拉图式回忆,变得健忘了,就好像无序不会不可避免地接合成另一种秩序。有识之士厌倦了作为安置(position)的理智(le sensé),厌倦了胡塞尔的“信念命题”(thèse doxique),控诉形式逻辑之严格性,认为它具有压迫性,痴迷于在胡言乱语、口误、粗言秽语中寻找不可表达、难以言传的东西,寻找微言大义;系谱学取代了解经学,[它充斥着]词源学中肿胀的词语之尸骸,以及文本的激流对逻各斯的剥夺——这就是在话语(discours)的痛苦断裂之中的现代性。诚然,它最忠诚的代表目睹了这种现代性,但是这种现代性已经被变卖成了粗浅的真理和时髦的谈资。
那些其诉说(le dire)指示出一张面容的人名——在所有通用名称和陈词滥调之中的专名——不正抵抗着意义的消解,并帮助我们言说吗?它们不正在言语的沉沦之后,在某种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的终结之后,允诺我们去推想另一种可理解性的黎明?正走向完结的,或许只是一种合理性(rationalité),它排他性地(exclusivement)依附于词语所承担的存在,依附于诉说中的所说(le Dit),依附于传输知识和真理的所说,知识和真理在这里以坚固不变的同一性之形式存在。这种理性自我接合为一种存在或体系之自给自足的同一性,它圆满、完善,拒斥或包罗差异,就好像差异是对它的一种背叛或限制。这是一种在黑格尔所确证的“同一和非同一”的终极同一性中,达至顶点的可理解性,这种终极同一性或许已使得同一哲学、内在性哲学或本体—逻辑学(onto-logie)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