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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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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重走西南联大等十所高校的内迁路线后，写就的历史随笔集。抗战中的内迁大学，为了庚续文脉，保存文化火种，在当时偏僻落后的西部地区，不仅弦歌不辍，且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艰难岁月里完成了它们化蛹为蝶的嬗变，堪称文教史上的奇迹。作者用八年时间实地走访十所大学的内迁路线，研究史料，拜访相关人物，为读者全面呈现十所知名大学战时内迁的这段历史和背后的人物、故事，配以插图近百幅，具有很强的阅读吸引力及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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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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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我国北方及东部沿海面临战争威胁，数十所大学不得不向西部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校大迁徙，史称“文军长征”。几十年后，这些大学当年内迁的经行路线、办学地点及相关情况还有案可查，并且，相当一部分还能找到旧址遗迹。作家聂作平从2016 年重走浙江大学西迁路开始，用八年时间实地走访了十所大学的内迁之路，寻访旧址，研究史料，拜访相关人物，用生动的文笔全面呈现了十所知名大学的内迁往事，并烛照历史背后个人的命运浮沉与时代的峰回路转。它既是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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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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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作平，四川富顺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职业作家。已出版著作50 余部，主要有《历史的B面》《1644：帝国的疼痛》《大地的细节》《山河做证》《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此情可待：李商隐的人生地理》《绝望江湖：〈水浒传〉的另一面》等。曾长期为《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新华每日电讯》等媒体撰稿， 并担任多部纪录片撰稿或总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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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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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山河万里，风霜以行
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
从禅源寺到梅城镇
白鹭洲与上田村
宜山宜水不宜人
小小的寂寞的城
旧时光所收纳的
溯流而上：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
目的地：乐山
追寻武大脚印
昨天已经消失
外婆的时代
日月光华：复旦大学的北碚岁月
穿三峡，入夔门
北碚时光
曾经的先生
那些学子
不幸与大幸
苍山下，洱海边
—追忆华中大学的似水年华
长征八千里
穷大理，富喜洲
被改变的边陲
喜洲以后
消逝的弦歌：寻找西北联大的足迹
古都虽好，终非长久之地
翻越秦岭
城固寻踪
古路坝的灯光
南方之强：厦门大学的长汀时代
陈嘉庚的理想
山那边是长汀
李约瑟的惊讶
炸弹下的日常生活
萨本栋校长
厦大的反哺
它相当优秀
同舟共济：在路上的同济大学
纪增觉
徐为康
傅信祁
俞载道
曾昭耆
我是中国人
从白山黑水到巴山蜀水
—东北大学和它的三台八年
“九一八”之夜
流浪的课桌
到四川去
古城潼川
东大师生
后来那些事
流亡的课桌：中山大学抗战往事
武有黄埔，文有中山
从罗定到澄江
抚仙湖畔
以坪石为中心
鬼子又来了
山坳上的中央大学
民国第一高校
中央大学的风气
两所“鸡犬不留”的大学
松林坡作证
柏溪分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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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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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山河万里，风霜以行
我特意查了日记——2016年6月12日，我与《湖南文学》主编黄斌，《飞天》主编马青山，作家刘火、远人、郭晓琦和周云和等人，在蜀南竹海参加宜宾作协举办的笔会。下午，林中小憩喝茶时，手机响了，号码显示来自北京。
电话里，一个普通话十分标准的女子说，她是央视编导苏洋。此前，她在微信公众号上读到我的一篇写留美幼童的随笔《祖国的杂种》，非常喜欢（顺便说，那也是我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篇阅读量过百万的爆文）。她想请我为她将要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撰稿。
纪录片是央视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制作的“百年地理大发现”系列之一，讲述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和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故事。自少年时起，我就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加上后来做过《科幻世界》编辑，故而对科学、科幻著作的阅读一直延续至今。竺可桢几十年前那篇不过数千字，却揭示了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雄文，我早就读过并有深刻印象。
于是，我欣然答应，并赶往北京，与苏洋以及制片人罗安磋商（和我一样，罗安兄也是光头，见面相视一笑，成了朋友）。确定提纲后的一天，苏洋带着我走进中关村一栋极为普通的单元楼。在一套可能还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居室里，我见到了一位面容清瘦、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就是竺可桢的儿子、年近九旬的竺安先生。退休前，竺安先生是中科院研究员。其长相，与竺可桢颇有几分神似。
竺安用平缓的语调，为我们讲述了竺可桢的生平事迹。其中，必不可少地，他讲到了竺可桢领导的浙大西迁，以及浙大和竺可桢——当然也包括童年时期的竺安自己——在艰难岁月的艰难往事。竺安先生打开抽屉，取出几本厚厚的相册，那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几乎都是他的父亲拍摄的。珍贵的照片，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恒久记忆，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证词。
很快，我完成了题为《问天冷暖》的纪录片撰稿，并在央视播出。
纪录片结束了，另一件事情却开始了。
之前，为写这部纪录片，我买回重达二三十斤的《竺可桢全集》，重点阅读了他几百万字的日记。竺可桢的日记，显然没打算发表或出版，像鲁迅日记一样，很少抒情、议论，几乎就是每天工作、生活的流水账。但这种流水账式的日记，却非常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人生历程。
我读得最仔细的，是他在浙大西迁和贵州办学时那几年的经历。阅读期间，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大西迁路，写一篇关于浙大西迁的长文。
2017年3月11日，我从成都驱车出发，同行的有妻子周小华和刚满五岁、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儿子聂晚舟。当天傍晚，抵达贵州湄潭。次日清早，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我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古老的湄潭文庙——它曾是浙大西迁时的校本部驻地，而今改建为浙大西迁校史纪念馆。
两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在湄潭及周边寻访浙大旧址：从湄潭县城到永兴镇，从文庙到万寿宫，从中央实验茶场到西来庵……为了获取地方史料，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湄潭县方志办，请工作人员找来县志及文史资料选辑，一一拍照留存。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昔年的茶场、今天的景区，漫山遍野种植着茶树，一条小火车轨道，在山峦间曲曲折折地延伸。农历二月，依然刮着冷风。细雨扑到脸上，有一丝冰凉的微甜。举目四望，景区竟然只有我们一家人。路旁，偶有野花在风雨中小心翼翼地绽放。我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在长长的铁轨上。仿佛只要一直这样走下去，我就会在铁轨消失的远方，遇见那群几乎都已从人间撤退的读书人……
寻访湄潭四个月后，一家人再次驱车南下，这一次，目的地是广西宜州——旧名宜山。与春日里细雨蒙蒙、柳丝轻扬的湄潭相比，宜州的夏天如同一只巨大的蒸笼，潮湿、闷热。这座被戏称为“宜山宜水不宜人”的小城，既是浙大西迁办学点，也是黄庭坚客死地。
宜山时期的浙大校本部，设在宜山文庙——事实上，绝大多数内迁的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进驻了当地文庙，且大多是校本部。这是因为，作为彼时不多的公共建筑，文庙相对宽阔、齐整。
如今，在宜山文庙旧址上，新建了浙大西迁广场，又名文庙公园。广场上的雕塑下，几个不怕热的孩子在嬉戏、追逐。空气中，热浪滚滚，不时溅来几滴枯燥的蝉鸣。
宜山城外的标营，也是浙大旧址。然而，它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资料各说不一。我致电宜州区方志办，接电话的人也一头雾水。次日，向多位老人打听后，我终于在一条两侧长满香蕉和木瓜的小路尽头找到了它——它在20世纪60年代建为医院，80年代被废弃。透过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我看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
至于浙大曾经西迁办学的吉安、泰和、金华等地，我之前都去过，虽然那时并不是冲着浙大去的——多年来乐此不疲的旅行，中国大多数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寻访归来，我开始动笔，开始在电脑上敲下第一个汉字。
2017年9月15日，《南方周末》用了两个整版，推出我的长文《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发表后，反响强烈，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多家报刊纷纷转载，至于转发的网站和新媒体，更是多不胜数。《南方周末》APP上，至今还能查到当时一些读者的留言，兹引述几段：
越是艰苦的时刻，人的斗志也是最强的。
读完全文，深感先辈先贤之峥嵘艰苦，这种向死而生的奋发精神值得推崇和学习。
读完，感觉自己丢了很多东西！年轻人务必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
山河虽破碎，精神依然存。
这真是一所伟大的院校，很震撼。
让读者明白了浙大的历史，求是的历史。
我是大学生，我想把这种精神再找回来，带回来。
如今想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却都缺失了这么一种真正的大学精神。
面对艰难困苦，求是出真知。
过去的苦难铸就的灵魂和精神现在还在吗？
……
媒体的转载和读者的热议，这是一种令作者深受鼓舞的正向反馈。于是，我决定把大学内迁系列继续写下去，写成一部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首先内迁。及后数年，从中国北方、东部迁往西南的大学数以十计，从而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流亡兴学。炮火纷飞，世事迷茫，年轻的学子和拖家带口的教职员工，为了信念，也为了生存；为了民族，也为了个体；依依不舍地作别熟悉的故土，踏上迢遥的路途。在异地他乡，以至为简单甚至简陋的方式，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峥嵘岁月。
这样的历史，既应该也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我寻访的第二所内迁高校是武汉大学。与浙大辗转迁徙多次不同，武汉大学一步到位，比浙大少受了许多颠沛流离之苦。
在学者孙雁鸣兄的陪同下，我攀上了乐山老城制高点——老霄顶。站在山上，透过葳蕤的草木，可以看到急流拍岸的大渡河，以及河畔耸立的乐山大佛。当年的老霄顶上，建有武大礼堂。礼堂下方的文庙，是武大总部和主校区。岁月涤荡，当年的旧址旧迹依然隐约可寻，就如同当大多数人都有意无意地遗忘了那段历史，但那段历史，在另一些人脑海中，却依然生动、清晰。
因为，文脉与精神的薪火相传，注定只是少数人的事业，少数人孤独而坚定的事业。
浙大、武大之后，是华中大学，一所业已不存的高校。它的内迁之地，在桂林和大理——其间，绝大多数时间在大理，在洱海之滨一个叫喜洲的小地方。那也是所有内迁大学中，迁得最遥远、最偏僻的一个。
总之，从2017年开始，此后八年间，为了那些内迁大学，我在多个省市区往返奔波：出发，归来；再出发，再归来……山河万里，风霜以行；岁月往事，中宵跂立。
在三台，秋高气霜，菊花竞放，我和老兄弟田勇登上城外的牛头山，在半山腰，找到了东北大学开凿的防空洞。这座川东北县城最值得骄傲的事，我以为无非两件，一件在唐朝，一件在现代——前者，大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分别在此客居；后者，东北大学内迁本地。
在城固古路坝，油菜花开的春日，原野上，花朵像流动的金色颜料。我带着儿子走近山坡上那座悬挂着十字架的教堂，那是西北联大旧址。许多次寻访，我特意带上了儿子。我想让他从小记住，消逝的时光，收纳了这样一些可风可颂、可叹可泣的先人。
从厦门到长汀，暑热的七月，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岭，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当年厦大师生内迁的艰辛。抵达长汀那个夜晚，明月在天，我踩着遍地银光，行走在灯火稀落的小巷。夜深了，月光下，那座写着“国立厦门大学”大字的牌坊，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一只老去的橘猫蹲在阴影里，见我走过，忧伤地喵了两声。
在北碚，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我三次寻访位于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旧址——夏坝。而今，它还保留了当年的地标建筑：登辉堂。登辉堂后面，还有几栋破旧的平房，据说，也是复旦学子的栖身之地。二百米开外的大桥下，孙寒冰先生的墓碑上，落着两只小鸟，它们啁啾有声，仿佛在和从桥上飘落的汽笛相呼应。
在澄江、在罗定、在三水、在韶关、在南岭掩藏的诸多小地方，我寻找中山大学的一点一滴。那些遗失在万里山河间的故人故事，只有用细心、虔诚、敬意，才能把它们一一打捞、回收、珍藏。
在上海、在赣州、在贺州、在友谊关、在昆明、在宜良，我打听和同济大学相关的人与事。而在同济内迁的最终目的地——我曾去过多次的李庄，又一年夏天，我与刘火兄一起，顶着烈日走进南华宫、东岳庙、席子巷、羊街，以及相距不远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在禹王宫前的老码头旁，熟谙那段历史的刘火兄指着长江告诉我；当年，同济师生就在这里上船、下船。这是他们到达的地方，也是他们离开的地方。
我寻访的十所内迁高校中，最后一所是早已拆解的中央大学——它曾是我国规模最大、学生最多、学科最齐全的最高学府。像武大一样，中央大学也是一次性内迁到位的——它从南京溯流而上，落址重庆。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附近的山坡上休息时，我想，我已经寻访了十所内迁高校，可以将这些文章结集为一部书出版了。不过，当年的内迁高校，远不止这些。
我决定：继续走下去。继续寻访。继续书写。
这部书，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通过朋友圈得知我在写作抗战大学内迁一书后，川大教师张苹女士热情地为我引荐了一位当年的亲历者，那就是今年百岁高龄的朱俊岐先生。朱先生与我同为自贡老乡，只不过，他老家在荣县，我老家在富顺。
成都东门一家茶楼的花园里，我们交谈了一个下午。他既曾读过东北大学，也曾读过中央大学，是那段历史至今仍健在的屈指可数的亲历者。他的回忆，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写这篇自序时，我忽然发现这部书的一个有趣之处：写作的动因，是采访年近九十的竺安（如今，他也快一百岁了）；写作的尾声，是采访百岁的朱俊岐。两位堪称人瑞的老人，他们，正好站在这部书的一首一尾。他们既像那段旧时光在当代的投影，也像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
一代人终将老去，正如另一代人终将成长。在这种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新陈代谢中，萧条异代也好，怅望千秋也罢，我想，纵然光阴无情，过尽千帆，但终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融入后来者的灵魂。
我走了那么远的路，读了那么多的史料，写下那么长的文字，我仅仅想告诉你——
在我们栖居的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这样一群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倔强的身影，执着的声音，孤勇的命运。
那么——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路上充满回忆。
聂作平
2025年6月7日，于成都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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