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诚如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的：“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此语是格尔茨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思想的概括。原文为：“我和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Believing， with Max Weber， that 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 he himself has spun， I take culture to be those webs， and the analysis of it to be therefore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search of law but an interpretive one in search of meaning.）参见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5。中文版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意义之网”的稳固与否，关乎个人与社会的命运。然而，近代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破传统的束缚，做出“冲决网罗”此语源自谭嗣同，涉及面向颇多，内涵也并非仅仅其字面意思所言。谭嗣同在《仁学》中与此关涉紧密的文字如下：“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仁学》，李敖主编：《谭嗣同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的举动，以重建一张新的“意义之网”，却构成了晚清之后中国人不得不进行的选择。这种“冲决网罗”的举动，促成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历史巨变，影响了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方方面面。问题在于，这个“冲决网罗”的历史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在“冲决网罗”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如何面对旧网已破、新网未结的历史困境？新网与旧网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新的“意义之网”又如何可以餍足人心？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存在着诸多的视角，而本书则试图重返发生在百余年前的清末民初的“观念革命”，探查其间生成的思想变迁，以理解“冲决网罗”背后的历史意义。
相较于清末民初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本书所谓的“观念革命”乃是当时悄然进行的一场变化，指向的是大量“新名词”在公共舆论中的兴起，以及由此促成的“意义之网”的重构历程。虽然这场“观念革命”的爆发并无明显的时间界线，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在庚子事变（1900年）之后，伴随着迫在眉睫的救亡压力与清廷新政的逐步展开，诸如“社会”“合群”“文明”“世纪”“进化”“自由”“思想”“竞争”“国家”“权利”“宗教”“迷信”“同胞”“革命”“组织”“民权”“主义”“野蛮”“民主”“专制”“运动”“人民”“国民”“淘汰”等彼时人所谓的“新名词”，迅速成为朝野上下援引的文字。它们不仅密集地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也频繁地出现于当时官员的奏章条陈中，在短时间之内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字用语，构成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舆论界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有关清末语境中“新名词”的研究已相当丰富，可参见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57—74页;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62期，第1—42页；沈国威：《新名词与辛亥革命时期之中国——以来自日本的影响为中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别册8（2012年2月），第195—206页；张仲民：《“文以载政”：清末民初的“新名词”论述》，《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第161—171页。虽然其中部分的“新名词”可以在传统的典籍中寻获其身影，但在清末的历史语境中，它们基本上都是内涵源于西方、以“二字词”为主要形式的“和制汉语”，是大量知识分子通过日本的中介性渠道接触与传播西学的直接结果。沈国威：《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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