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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感受到本书结构宏大，视野开阔，资料丰富，立意深远，这是它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诸多优势、特色的基础和条件。这部书的面 世，对于向身处世界急遽变局中的读者传达中国文化自信和崛起信念，将大有裨益。
————魏礼群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原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徐晓华的判断并非来自虚幻的信念，而是来自他对全球发展趋势的了解。在这样的历史节点
上，这部著作是一本可以让我们从历史的轨迹中探索人类未来的启发性作品。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颠覆认知的全球主导力量变迁史
地缘、生产、文化势力如何嬗变？谁在定义下一个世界秩序？
透视力量兴衰与后霸权时代的来临
从历史铁律到未来图景，探索全球化文明的共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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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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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深入剖析了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结构性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形态演变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书中细致梳理了多个在人类发展历程里，特定阶段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本书对当下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会随着时代发展而经历变革；另一方则凭借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极吸收与融合，有望开启人类协同发展、携手共进的全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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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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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华，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孔子学会儒商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首席专家，著有《内心的灯盏》《我与整个世界的疼痛》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多年，多次赴埃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考察研究世界帝国变迁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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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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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帝国变迁与世界变局
魏礼群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纷纭复杂的、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国际经济中心由海洋国家向大陆国家转移，地缘政治及世界治理格局正在重塑，人类社会从经济全球化迈向命运一体化。持续且惨烈的俄乌冲突及中东战争，既是世界剧变的直观反映，同时又推动着世界格局的进一步演变。
那么，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大变局的动因到底是什么？而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发生的巨大变局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趋势？
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鲁道夫·契伦、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塞缪尔·P·亨廷顿这些人类思想的巨擘，分别从经济、资本、地缘政治、文明和秩序等不同的视角，发掘和解析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基础和客观规律，都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本书作者徐晓华似乎想另辟蹊径，力图通过探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最为强大国家（世界性帝国）的发展缘由及变迁的动力机制，来寻求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变局的深刻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审视中国在当今时代崛起的历史基因和内在规律。
作者的努力显然是次难能可贵的冒险。一方面，世界性强国（帝国）的崛起和变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们变迁、发展及终结的规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必具有洽合性；另一方面，对世界性强国（帝国）发展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从中探求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规律性，无异于在历经千万次淘洗的沙石中拣取金粒，充满了劳而无获的风险。
然而，徐晓华的探究努力是有成果的。他从千百年历史进程发现，世界性强国（帝国）的每一次变迁都会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巨大变局，而这种变局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影响和推动强国（帝国）变迁的主要有生产势力、地理势力和文化势力等三种力量，其中生产势力是世界性帝国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地理势力虽是从属性因素，但对帝国变迁的方向和走势往往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文化势力则随着生产势力的发展和变化而调整，成为推动帝国变迁的“拖拽性”力量。正是这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推动帝国变迁和发展的动力，决定了世界性强国（帝国）变迁的面貌。也正是在这三种势力相互作用下，世界性强国（帝国）变迁具有在“成本洼地”和守成帝国边缘地带形成、向着更大的领土和市场发展、中介性帝国和中心性帝国交相更替，并最终形成帝国变迁的全球地理闭环的规律性。
作者以生产势力、地理势力和文化势力为尺牍，分别度量了波斯、马其顿、罗马、东罗马、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这些历史上不同的世界性帝国兴起和衰落的史迹，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美国帝国势力的衰落和中国强盛的缘由，提出中国必将结束传统的逢强必霸的历史，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纪元——而这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意。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是，无论世界性强国（帝国）变迁的哪条规律，都契合了作为帝国终结者的当代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这样的结果，并非出于爱国者的偏执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发展观的——这是因为，青藏高原、印度河大沙漠和中亚辽阔的大草原及大沙漠，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将传统的中华帝国和中国以西的中亚及西方帝国区隔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三股势力”推动下，一方在东亚大陆以中原为中心相对固定的区域进行“钟摆式变迁”，另一方则在不断变化的地域实现“迁徙式变迁”，而不断流动且充盈于整个世界的水，为世界性强国（帝国）变迁最终形成世界地理闭环，提供了纽带和媒介。
处于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的中国，由于其超大规模的体量和诸多优势，显然不只是这一变局的受力者，她本身就是这一变局的施动者。中国的崛起，也并不仅仅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人类不断发展的生产势力，徐晓华认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先进性对引领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风向发挥着关键作用。本书用较多篇幅，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先进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经过无数革命和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已经成功地将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成果融为一体，使其既将东西方优秀文化交融互鉴，又吸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等人类不同发展阶段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先进性——而这也正是中国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中快速崛起的不竭动力。
阅读了《空间·生产·文化：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我们不难感受到本书结构宏大、视野开阔、资料丰富、立意深远，这是它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诸多优势、特色的基础和条件。这部书的面世，对于向身处世界急遽变局中的读者传达中国文化自信和崛起信念，将大有裨益。
在此部书付梓之际，应邀写了以上文字。
是为序。
魏礼群
2024 年 10 月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原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序二
从全球史视野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干春松
近年来，全球史的视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人类满怀憧憬开始探索地球以外的世界的时候，自身并没有建立起互相认知和关爱的世界观，基于地域和文化本位的立场来理解这个世界越发显示出其内在的困境。20 世纪末，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曾乐观地预言“历史的终结”，但随后的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的发展，则让他在 2015 年接受日本《外交官》杂志采访的时候承认“亚洲在重塑世界秩序”。这里面一个最为让人惊异或感受到矛盾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运行。
其实，类似的对全球社会发展形态和路径的研究，一直吸引着试图为人类发展提供方向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福山如此，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韦伯皆如此。距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议题自然也会吸引越来越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晓华可能不算是学院式的国际问题学者或全球史的专家，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建构一个理解人类发展范型的“雄心”。这个宏大的想法就弥漫在他最近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 《空间·生产·文化：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一书中。
这部以“帝国”为考察对象的作品，不同于已经泛化或贬义性的各种“帝国”观念，而是将视野聚焦于那些在帝国存续期内，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贸易总量、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等综合影响力遍及三大洲以上的“世界性强国”，具体包括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国。作者解释说，之所以没有把古埃及、莫卧儿、奥斯曼等帝国纳入考虑范围，要么是这些帝国在地理结构上不具有世界性，要么与同时代其他强国相比，这些帝国不具备综合影响力最强的唯一性。为此，徐晓华建构了一个帝国建立、发展和消亡的基本要素系统：首先是以科技为动力的生产势力的发展。无论是金属冶炼技术所引起的武器的进步、轮船制造技术提升所推动的航海能力的扩展、蒸汽机的应用所带来的规模化大生产的发展，还是现代科技的突破所形成的新生产力的 进步，由此，导致具有统制力的强国都在某一个特殊阶段形成“成本洼地”，从而获得独占性的资源和生产优势。但生产优势唯有与地理环境和文化力量相结合，才能真正促进国家力量的增长并发展 为“世界性帝国”。
徐晓华上述认识并非经验事实的简单堆砌，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新生产力所造成的成本优势最后转换为生产方式的革命，他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 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异曲同工的是，人类社会某一国家生产势力得到较大的积累和提升，势必会引起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和国际政治秩序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成为世界性帝国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从波斯帝国到美国，经历农业帝国、殖民帝国和工商帝国几个阶段。徐晓华认为农业帝国时期的生产势力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武器，战争是转移帝国势力和实现帝国变迁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
到了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殖民帝国时期，战争的目的不再是单一的征服土地和掠夺人口，而主要是为了控制航运和贸易。而进入工商帝国时期，贸易规则和全球制度体系的建构成为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双重推动力，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相应地，军事实力在生产势力中的占比不断弱化。
如果说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将英国带上世界帝国的顶峰，而电力的广泛使用则让美国取代了英国世界性帝国的地位。诚然，美国在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巩固了强国势力的制高点。但在这个制高点上，美国也开始走向了帝国势力瓦解的下降通道中。
徐晓华的判断并非来自虚幻的信念，而是来自他对全球发展趋势的了解。首先，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经济形态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使得兼具劳动力规模和素质优势的中国成为全球“成本洼地”。
其次，中国完整的生产体系和有效的整合能力所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让其在基于新质生产力所形成的国际竞争中占有胜机。最关键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克服以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为理念的传统大帝国的内在困境的重要精神力量，从而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价值基础。
在这个分析中，徐晓华发现了在全球视野下“世界强国”的迁徙轨迹。他强调“迁徙式”变迁的世界性帝国并非是他有意要找到一个玄学式的“决定论”图景，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自然显现出来的“节点”：人类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波斯，其疆域东至印度河平原、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麓和帕米尔高原一带，随后帝国转向地中海沿岸，逐步横跨大西洋发展到美国。美国是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中间的一个大陆，它成为强国势力由西方转回东方、由海洋势力回归大陆势力的一个“跳板”。这样，如果将已经存在过的世界性帝国和即将成为世界帝国终结者的中国依次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它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通读本书，有三点令人印象深刻：第一是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结合。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首先是要掌握丰富的史料。对于十个帝国的历史及其兴衰的了解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徐晓华抓住了生产、地理和文化这三个关键点，由此入手去把握帝国的形成、兴盛到“晚期光晕”各阶段，最终实现帝国权势转移。这是以文献研究去提炼规律，以理论方式来观照现实的双向推动，从而让人觉得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完美“嵌合”。
第二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新认识。从某种意义上，徐晓华的地理“闭环”论是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也是对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解构。当然，它也有可能被人视为是以一种新的“终结”论来取代以往的“终结”论。但徐晓华并非如福山那样简单断定某一种制度形态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形式，而是更多诉诸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基本动力，这就使其分析有了坚实的唯物论基础。此外，他又创造性嵌入文化因素和具有原创性的历史研究概念，这些因素及概念往往被以前学者所忽视或不曾论及，其论述或许尚有完善空间，但有力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在未来世界秩序建构中的巨大意义。
第三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领会。以往帝国势力的转移，或倚靠武力，或凭借武力辅助下的贸易、金融霸权，这些都是基于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的侵略和掠夺。而徐晓华一方面从秩序批判的角度，对以往的帝国形态所存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则从“服务”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出发，强调从文明共生共存共赢的维度为人类的未来发出一个“理想国”式的倡导。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预期，不如说是对中国文明为未来世界提供价值导向的责任感的一种“宣示”。
在世界各地依然战火缭绕、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依然“坚固”的今天，如何反思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世界格局，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不断求同存异，以文明互鉴的态度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呼吁。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徐晓华的著作是一本可以让我们从历史的轨迹中探索人类未来的启发性作品。
干春松
2024 年 9 月
（北京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自 序
本书构思始于 2020 年初。 由于那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此后世界各地在疫情肆虐中度过了异常难熬的三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新冠大流行以来全球至少有2000 万人在这次疫情中丧生。感染新冠病毒的国家和地区有 200 多个，几乎无一幸免。
无独有偶，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惨烈的“瘟疫”事件。每一次全球性疫情肆虐，大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期：15 世纪中期，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超过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客观上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间接推动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航海运动和欧洲近代社会的诞生。15 世纪末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探险家给美洲“带去”了“瘟疫”，导致西半球大约 90% 的原住民死亡，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瓦解，全球主导力量不经意间开始了迈向美洲的步伐。而
1918—1920 年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有 5 亿人成为受害者，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感染者丧命。由于疫情发生在“一战”之时，病毒在士兵中的传播速度和致死性很高，战争最后草草收场与此密切相关。
每每发生世界性重大疫情，人类社会都处于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方面，由于经济跨区域快速发展和人员、贸易交流的加速，一个地区的病毒被带到了另一个毫无免疫力的地区，难免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疫情大面积传播，从侧面说明了世界开放和交流的加深；另一方面，大规模疫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对社会原有秩序形成严重冲击，区域人口数量、国家力量平衡状态、社会治理模式、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价值取向都会发生重大改变，经济发展动能和社会发展样式将因之出现重大调整。
尽管新冠疫情暴发的具体原因和背景尚未明确，但很显然人类正经历着又一次重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升华，抗击疫情组织能力的展示，对强国势力造成的冲击，都将使这次疫情对世界大变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面对如此共同的重大灾难，已经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并没有形成同仇敌忾、共同进退的价值取向，也没有采取步调一致、守望相助的共同措施，更没能共同享受人类文明发展理应带来的成果——反而出现了大量自行其是、指责甩锅、争夺资源的情形。尽管人类应对疫情的科技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国与国之间相互协调、统一部署、相互支持、经验互享的“抗疫”意愿和组织能力，较之于数百年前并无根本改观。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消弭当时的战争积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它无法很好协调和解决诸如世界疫情这样的人类共同的灾难和问题——该条约确立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和平等、国家利益不容干涉的国际关系原则，其本质上将世界割裂成一个个互不相干而又互相竞争甚至相互敌对的国家实体。这样自然难以让不同的国家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统筹世界的发展，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
事实上，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深入，不同国家的主权已经“多孔化”——其主权、利益和平等性日益被解构和杂糅，世界正在加速向全球化文明迈进。而与之相矛盾的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确立的民族国家原则又以自身利益为依归，这就使人类解决全球性问题陷入了困境。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相关问题：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到今天，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到底是什么？人类为什么会产生国家乃至规模庞大的帝国，它们形成的动因是什么？而这些帝国名单又总在不停地发生变化，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其变迁的？与三百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相比，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国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而在新的文明条件下，民族国家之间千疮百孔的关系，是否应该向超越于国家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型？这种转型又是否与当前出现的百年大变局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帮助我形成了这部书稿。很显然，这些问题过于宏大和复杂，并非笔者所能思虑周详和尽善尽美回答的，只愿我的绵薄之力能为人们触发更多的思想火花。
徐晓华
202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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