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莉安·阿德勒（Gillian Adler），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文学系助理教授，埃斯特·劳申布什人文讲席教授（Esther Raushenbush Chair in Humanities）。其代表作为《乔叟与时间伦理》（Chaucer and the Ethics of Time，2022）。
保罗·斯特罗姆（Paul Strohm），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科荣休教授，常驻于英国牛津与美国纽约两地。其著作颇丰，包括《诗人的故事：乔叟与〈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诞生之年》（The Poets Tale: Chaucer and the Year that Made The Canterbury Tales，2015）等。
像但丁一样，中世纪的人们不仅以月份为单位，而且以更小的单位来感知时间，且遵循古代文明流传下来的各种惯例。古希腊人从古巴比伦人那里学会了如何根据太阳、月亮和行星来判断时间，将白天和黑夜各划分为12个单位。这样的时间划分影响了中世纪的时间体系，唤起了时间规划的意识。中世纪也从古罗马时代继承了一套表述一天中时间转换节点的简略表达术语。例如，“vesperum”在古代语言中，表示晚上星星到来的时刻，后来到中世纪演变为代表祷告时间体系中“晚祷”的词语“vespers”；而“gallicinium”被比德（Bede）定义为夜晚的时段，紧接在“intempestum”之后，表示一切活动告一段落、公鸡开始啼叫打鸣的时分。许多这样的术语为中世纪的诗歌增添了意象。例如，古罗马词语“欧若拉”（aurora， 黎明时分的第一缕阳光）常被以拟人化的方式使用；乔叟在改写忒斯比（Thisbe）的传说时注意到，当皮拉缪斯（Pyramus）和忒斯比互诉衷肠时，太阳神福玻斯（Phoebus）“开始清晰可见”，“欧若拉已经使用她那一道道光芒，将湿漉漉的香草上的露水晒干”（Legend of Good Women， ll.773-775）。无独有偶，但丁也将黎明的光线进行过拟人化和女性化的处理，生动地描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美丽的欧若拉那红白相间的脸颊逐渐变成了橙黄色”，用天空逐渐从白色变成绯红色，又进一步变成橙色的一系列变化来表现日出的过程，从而暗指他炼狱之旅的开端（Purgatorio， 2 ll. 8-9）。
在中世纪，出于习惯和测量的实际需求，各种古老传统的计时机制都被沿用了下来。其中一种方式是燃烧长度和重量相等的蜡烛来计量一小时；中世纪的人们依靠蜡烛燃烧融化时的稳定速度来辨别一天中的时间，并以此安排他们的日常活动。沙漏是这项技术的进化版本，可以通过沙的流量来测量时间。由于沙漏并不需要可移动的部件，因此被认为是十分便捷有效的方式。这个物件一直沿用到中世纪晚期，在14 世纪的欧洲，尤其受到海上船只的青睐，因此也被称为“海上时钟”（orloge de mer）；然而在英格兰，还有一种更加小型便携的设备“navicula”（意为“小船”）似乎也被用来在海上判断时间，它还可获取在雕刻的黄道十二宫星盘上显示的太阳的位置和其他有用的指示信息。
关于水钟的记载也表明，它们对协助所在社区的管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布雷克隆德（Brakelond）的《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Abbey of Bury Saint Edmunds）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在文献中，乔斯林（Jocelin）认为 1198 年的一个夜晚，圣埃德蒙神龛附近的一个木质讲台被蜡烛点燃后，引发了一场火灾，而当时，水钟正好在接近晨祷的时刻敲响。水钟响起，教堂法衣室的负责人马上就能召集年轻的僧侣去取水，有些人甚至直接使用水钟的水来帮助扑灭大火，拯救火灾区域内的圣物盒① 。在13世纪晚期的《圣经道德教训》（Bible moralisée，是一种带有道德注释的中世纪《圣经》）英文版手稿中，有一幅描绘《列王记下》（2 Kings）场景的简单线条画，水钟也作为一种实用装置出现在画面中（图 3）。这幅画描绘了关于希西家王的场景，先知以赛亚前去看望生病而卧床不起的希西家王，以借此结束他们之间的冲突。在以赛亚祈求上帝延续这位国王的生命之后，希西家收到了一个神圣的信号，日晷开始倒转，一天被分配了更多的时间，因此他也有更多的时日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在手稿的这幅线条画中，太阳可能是由画面左侧的旋转图形来表示的，但代替日晷的则是一座水钟，它带有齿轮且顶部有铃铛。水流从龙（或龙形机械装置）的口部流入蓄水池。手稿的绘图师通过这样的技术“更新”，将自己对内容场景的理解整合到了这个画面中。在《圣经》中，上帝通过日晷使年老体衰的国王的时光倒流；在这里，这一举动通过一种更新的机械装置变得具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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