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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知名学者蓝江新作，展现对事件的独特思考。蓝江是国内知名的哲学学者，曾在《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多部专著，并担任“后人学译丛”“左翼前沿思想译丛”“拜德雅人文丛书”主编。本书是蓝江新近出版的力作，展现了他对事件这一主题的独特思考。
2.重读经典批评，发掘现当代哲学的事件转向。本书以事件为线索，对马克思、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等思想家的理论进行全新解读，发现和剖析现当代哲学的事件转向，对经典理论进行了新阐发，发掘了经典理论的新内涵。
3.写法充满故事性，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捕捉哲思的灵感。书中以《千与千寻》《黑客帝国》《暗黑》等影视文学作品为例，将理论融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例子中，化难为易，让读者在沉浸式的阅读中轻松领会理论的内涵，捕捉哲学反思的灵感。
编辑推荐
在影片《黑客帝国》中，主角尼奥通过吞下一枚红色药丸，回到了真实世界，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冒险。无独有偶，诺兰执导的影片《信条》也运用了同样的药丸设定，主角在吞下一颗银色药丸之后便昏迷过去，他醒来时已然成为“信条”组织的成员，开始了他的冒险。这些颜色不同的药丸，都在电影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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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阿加莎笔下的贵妇人为何会在目睹凶杀案之后语无伦次？如果《黑客帝国》中的尼奥吞下的是那枚蓝色的药丸，他的世界是否真的会一如往常？事件对于我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事件处于我们的认知框架之外，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和面对世上的一切，而学者蓝江敏锐地发现了现当代哲学史上的事件转向。本书以事件为线索，对马克思、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等人的理论进行全新解读，结合《千与千寻》《信条》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影视文学作品，运用充满故事性的笔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发掘了经典理论的新内涵，阐发了事件的深层意蕴。这本书告诉我们，对事件的忠实，也就是对压抑与沉默的反抗；我们要始终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事件，存在着改变，继而怀抱一腔希望，勇敢地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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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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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忠实于事件本身》《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担任“左翼前沿思想译丛”“拜德雅人文丛书”“后人学译丛”主编，译著有《存在与事件》《王国与荣耀》《生命的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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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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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事件转向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事件 1
第二章 疾病、事件与治理：福柯论事件 30
第三章 德勒兹的意义-事件 57
第四章 巴迪欧的事件本体论与事件现象学 78
第五章 齐泽克：视差之见下的事件 130
第六章 阿甘本：作为事件的身体使用 160
参考文献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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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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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临近：事件与未来
不过，对于德勒兹来说，他的《意义的逻辑》的目的，并不在于用一种事件的本体论，来取代之前的语言本体论或实体本体论；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事件”和“意义”一种解放的意义，一种指向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的意蕴。显然，“事件”不仅仅是发生在当下，还是对既定的语言和话语框架的突破。在后来的《普鲁斯特与符号》中，他继续说道：“对符号敏感，将世界看成一个有待解码的对象，毫无疑问是一种天赋。但如果我们不创造出更多必要的事件，这种天赋就会被埋没，如果我们不能超越某些陈腐的观念，这些事件就会无济于事。”这样，事件不仅指向一个过去，一个未曾被事件改变的过去，一个在常规秩序和日常生活中运转的过去，而且指向了将来。事件的发生或占位，究其根本，就是对当下的彻底改变，让事件和意义指向一个未来。德勒兹将事件等同于另一个关键词，即奇点（singularité）。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明确指出：“什么是理想的事件？这就是奇点，或者毋宁说是一系列奇点或奇点的集合，它们代表了一条数学的曲线，一个物理现象，一个心理上和道德上的人格。奇点就是转折点和感染点，它是瓶颈，是节点，是玄关，是中心，是熔点，是沸点，是泪点和笑点，是疾病和健康，是希望和焦虑，是‘敏感’点。”那么，事件和意义就是奇点，一个不能被还原到既定的平缓结构上的点，它是突兀的，是有褶皱的，它耸立在那里，成为一个奇观。最终，事件或奇点打破了既有的宁静，让世界上涌动的潮流沸腾起来，让世界都围绕着奇点的节奏而流动。只有在那一刻，我们才能体会到事件或奇点降临的意义。正如人工智能学者库兹韦尔（Kurzweil）十分明确地谈道：“什么是奇点呢？奇点是未来的一个时期：技术变革的节奏如此迅速，其所带来的影响如此深远，人类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虽然这个纪元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乌托邦的形态，但它将人类的信仰转变为生命能理解的意义；将事物模式本身转变为人类生命的循环，甚至包含死亡本身。理解奇点，将有利于我们改变视角，去重新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意义，以及未来发展的走向。”
显然，对于今天的思想家来说，无论是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还是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他们思考事件，不是为了理解一个业已逝去的过去，也不是为了诠释逐渐凝固成常规的当下，而是指向一个未来，一个被保守主义斥责为不可能的未来。是的，事件就是不可能性的奇点，在奇点上，那个曾经被视为不可能的东西在事件冲击下成为可能。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不可能？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一个悖论，这改变了我最开始所说的话：做个实在论者，追求不可能之物（Soyons réalistes， demandons l’impossible）。唯一的实在论的选择就是在现有体系下做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而另一位法国思想家巴迪欧对于事件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数学式的形式化表达。早在1988年的《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就从集合论出发，论证了在位（site）之上发生事件的可能性，以及在事件之后，将那种无法被之前的情势状态（état de la situation）计数为一的不可辨识之物（les indiscernibles）纳入新的运算体系中，从而达到对以往的情势状态的改变。这种形式化的表达对于那些不熟悉集合论的读者来说很难理解，所以在2006年的《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给出了一个新的形式化解释。按照巴迪欧自己的说法，《世界的逻辑》更像是他自己的《精神现象学》，它的目的不是在一个远离世界的数学的空中楼阁中解说抽象事件。巴迪欧希望对事件的理解能够降临在具体的层面上，让事件真正成为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力量。
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修正了之前他在《存在与事件》中经常使用的“情势状态”的概念，并且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超验”。巴迪欧的超验不同于康德式的观念论意义上的超验，因为巴迪欧的超验不是唯一的，世界可能存在着多个超验框架。但超验框架就是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无形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超验的概念类似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说的chora，也类似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意义上的可说性。它是一个基本架构，世界上的一切都需要通过整个基本架构表象出来。如果我们将巴迪欧的超验T和世界M的概念与德勒兹的理论相比的话，那么，超验T更类似于德勒兹提到的艾甬（Aion），一个无限可分的时空，有限的主体正是通过整个无限可分的架构来看待整个世界。而那个世界M并不会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那个世界是一个未分的（indifferent）世界，我们从那个世界里得不到任何认识。只有通过超验T的框架，我们才能将那个未分的世界的某些部分转化为表象的对象。一个事物在超验T之下的表象不等于这些事物在世界M上的存在，但是，就同样处于超验T之下的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事物在T之下的表象。例如，对于一个驾车在路上行驶的司机来说，路边的任意两棵树是一样的，即便这两棵树实际上存在着巨大差别。一个路过的司机并不关心两棵树有什么区别，他只知道，在他的视野里，那是两棵同样的树。对于他而言，这两棵树的表象的相似值很高。相反，一个躺在两棵树下休息、仰望着两棵树的人，则有着与路过的司机不同的感受，他可以仔细琢磨两棵树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别，甚至可以观察出两片树叶的轮廓和色泽的差别。这样，对于躺在树下休息的人来说，两棵树的表象的相似值很低。
在这个基础上，巴迪欧提出了自己的实存概念，即一个对象在超验T下的表象与世界M上的存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函数关系，即实存函数Ex=Id（x，x′）。这个函数表明，对于既定的x来说，实存函数代表着x在T下的表象x′与自身在世界中的存在x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如果函数Ex取最大值1，则代表对象x如其所是在超验T下表象出来，它获得了最大的实存值；相反，如果函数Ex取最小值0，则意味着对象x完全没有在超验T之下表象出来，或者它的表象与自己的存在有着天壤之别。对于巴迪欧来说，取得了一定的实存函数值的对象是实存的，但是一旦实存值为0，这个对象就变成了一个非在（inexistent）。巴迪欧的非在的意义十分重要，它并不是非存在（non-être），也就是说，该对象在世界上存在，但并没有在超验T下表象出来。例如，在1848年革命之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之前，无产阶级并非不存在，但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的超验T之下，它们并没有被表象出来。无产阶级被视为不具有政治能力的存在，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沿着资产阶级开辟的道路前进。但是1848年革命以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显然改变了这一切。无产阶级通过武装革命，通过占领巴黎，在政治的超验T中实现了自己的表象，让自己的政治表象与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获得了实存的函数值。也只有在那一刻，马克思才在《法兰西内战》中称颂道：“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
那么，由于这种特殊的形式化表述，巴迪欧实际上赋予了事件一个新的含义：“一个事件的真正结果就是非在的实存。”这就是巴迪欧的事件。与德勒兹的事件不同，巴迪欧不认为随意发生的一点变化就是事件，他对于事件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界定：事件不仅仅是变化和生成，而且需要让之前存在着但并不实存（或没有得到表象）的对象获得最大值的存在，即让非在成为实存。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也认同事件就是奇点。不过相对于德勒兹而言，他区分了强奇点和弱奇点。虽然弱奇点也能让非在表象出来，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一切，而是被之前的框架或超验T暴力性地还原为之前的一个值。比如，英国“宪章运动”中的工人阶级发动了运动，让自己获得了实存值，但这个实存值不是属于工人阶级独特地位的实存值，而是被还原为类似于资产阶级公民的实存；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特殊性被淹没在资产阶级的实存值之中，虽然工人阶级被表象出来，但它是作为资产阶级公民的等值来被表象的。与之相反，强奇点不仅要获得等值，还需要获得属于工人阶级的特殊值。等值意味着运动和改变成为之前社会结构的延续，只有当工人阶级获得自己的特殊值（巴迪欧强调的实存的最高强度值）时，我们才能说一个事件发生了。巴迪欧说：“事件（événement）或强奇点是真正的变化，其位转瞬即逝的实存强度为最大值，这样在这个位的诸多结果中，存在着专属于这个位的非在的最大的实存强度的生成。我们也可以说，事件是对非在的绝对化。事件不是弱奇点，也不是一个事实，更不是一次改进。”这样，强奇点意味着让之前的并未获得实存值的非在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实存值，而且，这个实存值也促进了超验的改变，生成了一个未来的新世界。
尽管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等人对事件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都不甘心在一个看似秩序井然的社会中如此轮回下去。所以，德勒兹提出了意义、奇点，齐泽克提出了不可能性，巴迪欧提出了事件、强奇点和最大实存值来祈盼一个不可能的未来。他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不同于当下的未来，一定存在着一个强奇点，它会成为一道裂缝，撕开这个世界虚伪的表象。而整个世界上的保守派和反动派，所做的正是齐泽克所说的“撤销事件”（undoing an event），即他们竭尽全力阉割掉那些奇点，切除那些世界中的剩余物和溢出物。只有切除这些奇点，世界才会向他们表象为“历史的终结”，让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成为永世的轮回。我们需要相信的是，这个世界存在着改变，存在着事件，正如齐泽克所说：“在这压抑的大环境下，对以往事件的撤销成了主导性的进程，既如此，那些真正政治事件的发生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提醒自己：事件乃是一个激进的转捩点，这个点的真正维度却是不可见的。”这样，忠实于事件，就是忠实于一个未来，也是不甘愿臣服于当下的压抑和沉默。这正是当代左翼思想家需要事件转向的根本原因。让事件划破那乌云密布的天空，让闪电照亮污浊的大地。希望！希望！让踽踽独行的人们可以抬头看见希望！不让他们继续湮没在压抑而沉闷的阴霾之中，让人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去开启那个不知到达何处的远航！
——选自蓝江《事件：批判理论的事件转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编者按：本文为《事件》第三章《德勒兹的意义-事件》的节选。在这一节中，作者以经典动画《千与千寻》为例，别开生面地阐释了德勒兹所说的意义-事件。
命题的第四维度：德勒兹的意义-事件
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在Aion层面上不断变化和发生的事件，以此来区别于在Chronos上发生的具体事态，然而，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语言上来言说事件。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德勒兹认定了事件的绝对优先性（相对于指称与含义，词与物这样一些经典的形而上学命题的优先性）之后，我们的语言是否有能力承载事件的发生。因为我们的语言被认为是有序的，并与所指和事物建立了严格的对应关系，在德勒兹的框架下，Aion层面上的事件实际上是超越并在逻辑上先于这种关系的，所以我们如何能言说事件？在《意义的逻辑》的《悖论系列3》中，德勒兹提出：
在事件-后果和语言（或可能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事件的特性就在于，它们在至少是可能的命题之中被表达或可被表达、被陈述或可被陈述。然而在命题之中存在着众多关系，哪种关系对应于表面上的后果或事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勒兹提出了我们言说命题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指称（denotation），简单来说，指称就是一个命题与外部事实的关系。在指称中，命题所使用的词语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形象”（image），“这些词语连接起来构成的形象，应当‘再现’了某种事实”。例如，命题“这里有一张红木桌子”，无论该命题真与假，它都指向了一种形象，而这个形象指向某个具体事态。对于指称命题，我们可以判断真与假，如果能够与外部事实符合，我们就可以说该命题是真的，相反，则是假的。
命题的第二个维度是表示（manifestation），这个维度也不太难理解。与对应于外部事实的指称命题不同，表示对应的是主体内部心理中的信念或欲望，并不是对一个外部事态的刻画，比如命题“我希望这里有一张红木桌子”与之前谈到的“这里有一张红木桌子”就分属于不同的命题维度。在加上了“我希望……”之后，命题重点不是描述一个客观的外部事实，而是强调主体的内心愿望。但是，在根本上，表示维度和指称维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表示命题也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会以人称代词，如前例中的“我”，作为主语架构整个表示命题。
命题的第三个维度是意指（signification），德勒兹自己的定义是：“意指是词语与普遍的或一般的概念的关系，以及句法联系与概念含义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前两个维度，意指维度更抽象一些，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个“意指”命题，意味着该命题所意指的概念含义，可以指向其他命题，而其他命题成为该命题的前提。意指命题常常用在逻辑论证之中，如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三段论论证基本上都属于意指命题，当我们说“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其中在三段论推理中，就包含了“苏格拉底是人”和“凡是人都是会死的”这两个前提性的命题，而前提性命题保证了“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一命题为真。
其实，德勒兹并不是向我们讲述命题的种类划分，尽管他提出了命题的三个维度，但他是按照一种分析哲学的方式来给出命题的划分的。不过，德勒兹更关心的问题是，表面上区分为三个维度的命题，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同质性逻辑循环，三个维度的命题是彼此决定的。词语的连接构成的指称命题，事实上是由一个主体做出的，也就是说，主体的表示构成了指称命题的前提，此外，主体的表示也在概念性意指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德勒兹看来，指称—表示—意指构成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是彼此相互规定的，形成了我们在面对世界时有序的和规则的言说。在言说上，指称—表示—意指假定了我们可以从主体上完成三个连接关系：言说—事态、言说—心理、言说—概念，而以有序的言说架构起来的关系，恰恰是事态—心理—概念的有序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共同的言说基础上，命题将世界规制成一个有序整体，即指称—表示—意指对应的事态—心理—概念有序整体。在德勒兹看来，无论是柏拉图式本体论，还是现代的语言哲学（尤其是弗雷格式的语言哲学，他建构了指称—意义—意指［Zeichen－Sinn－Dedeutung］的三元关系，与德勒兹的三元关系十分接近），都旨在建立一种Chronos层面的存在本体论或语言本体论。
命题是否存在一个维度可以与Aion层面上的事件相对应？德勒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德勒兹称之为命题的第四维度，即“意义”（sense）的维度。这也正是德勒兹将他讨论事件的著作命名为《意义的逻辑》的原因。在这个维度上，意义和事件构成了一对关系，那么意义不是在一种循规蹈矩的有序空间和时间下的规定性，而是一种可能性，即面对既定的事态，正在发生中的变化。法国斯多葛学派的研究者埃米尔·布雷耶曾提到斯多葛学派谈过的刀切肉的例子：“刀切进肉里，刀给肉带来变化，并不是给肉带来了新的属性，而是产生了新的归属（attributif），即被切的肉。归属并不指向一个实在性质，相反，它通常是由一个动词来表达的，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我们对此可以换一个说法，动词所表达的归属或存在方式，就是一个奇点（singularity），它的变化带来了不定性，而这种不定性先于性质的确定，即先于带有明确属性的存在物。在德勒兹看来，明确属性的存在物是一个结果，是事件留下的痕迹，并为规则的言说与事态的对应关系所消化，言说与事态构成了一种原函数。意义与事件构成的奇点类似于微分，它不能简单化归既定的原函数；我们对事件的言说类似于一次求导运算（dy/dx），即确定dy（意义）和dx（事件）之间的关联。
我们可以宫崎骏的动画《千与千寻》中的千寻为例子来分析德勒兹的意义与事件的关系。千寻随着父母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她的父母因为不明就里地暴食变成了猪。这样千寻在这个世界中的父母与女儿的关系就消失了。千寻成为汤婆婆世界里的不定物，她没有固定的值，也就是说，千寻需要在汤婆婆的油屋世界里生成自己，这与德勒兹所说的梦游仙境的爱丽丝有些类似。不过，千寻先后在锅炉爷爷、小玲那里打工，后来与汤婆婆签下了一份协议，成为汤婆婆手下的合法打工者。但是，在汤婆婆的协议上，千寻原本的名字被抹除，她被称为小千。简言之，千寻失落在一个新世界，并在这个世界获得一个新身份，成为一个事件。从千寻到小千的变化，就是德勒兹意义上的事件。而小千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千寻还原为那个不懂事，甚至有些娇惯的千寻，也不能直接将她等同于在汤婆婆麾下充当奴仆的小千。因为无论是千寻还是小千，都是一个Chronos上的固定值，而不是事件本身，只有在这个微分变化中来言说事件才是可能的。或许，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的名字所体现的意义，正是对应于影片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事件，即唯有当我们将“千”与“千寻”两个概念并置的时候，事件的归属才能在言说中体现出来。
总之，德勒兹意义上的命题的第四维度，即意义维度，并不是在一个已经具有意义的层面上来谈论对事件的言说，它需要发明一种词语的连接方式（如“千与千寻”），并让其具有意义（make sense）。一旦其具有意义，这个连接方式与发生中的事件就具有了关联，形成了意义与事件的对应关系。德勒兹说：“意义不会融合在仅仅表达既定事态或指称属性的命题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意义就是一个‘事件’。事件也不会融合在既定事态的时空架构中。所以，我们不会问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事件就是意义本身。”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言说本身也看成既定事态的话，意义与事件都是对既定事态的超越，在这种超越中，意义和事件连接为意义-事件。我们看到了德勒兹事件本体论的第二个层次，即事件相对于事实存在的优先性，以及意义相对于言说（指称—表示—意指的三元关系）的优先性。事件的流动凝固为具体事态的存在，而意义则凝固为语言或言说上的一个指称、表示或意指。这样，在德勒兹那里，意义-事件构成了原生性的生成，它在发生学上绝对地优先于存在和语言的规定。我们似乎从意义-事件的概念中，看到了那个后来追求逃逸线和游牧的德勒兹的影子。
——选自蓝江《事件：批判理论的事件转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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