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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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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16章，从早期治理基因生成，到各朝代治理实践与思想演进，再到传统治理智慧的当代转化，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不仅系统梳理周秦之变、汉承秦制、唐宋变革等关键节点的治理经验和教训，还深入解读“经世济民”思想的历史内涵与现代价值，最终落脚于推动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创”），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现代治理体系的“文化双融”，为应对当代治理挑战、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路径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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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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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充分利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就，针对“中国式治理”主题，从五千年文明源头追问华夏共同体治理特征，用政治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双重方法，深度、系统分析中国式治理的源流和成就、基因智慧和历史底蕴，让中国式治理呈现宏大的历史情境和清晰的历史逻辑，同时特别重视第一性原理的规律性探索和基于历史底层脉动的经验总结。“经世济民”不仅是最简练、最鲜明的符号表达，也是中国式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范式。经过“双创”“文化双融”的双重创造和再建构，中国式治理不仅是有源之水，更是未来蓝图和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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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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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啸，中国哲学博士，国际比较教育博士后，山东大学教育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教授，硕士生/MBA导师；日本山口大学、美国丹佛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赫瑞瓦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周易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理事，《新文科理论与实践》编审，“全国新文科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教育强国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教育评论》执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①经济思想史、人文经济学；②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国际比较；③中国教育思想史、周易与中国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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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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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源头活水：中国式治理基因的生成
第二章 从“满天星斗”到“五瓣重花”：早期治理特色与竞合机制
第三章 祀与戎：共同体竞争优势及其可持续发展
第四章 干戈与玉帛：从大禹家族创业看中国式治理的早期典型特征
第五章 生业与民心：共同体凝聚力的双螺旋建构
第六章 失衡之殇：经济崩溃与王朝倾覆
第七章 王土与王道：周代治理的“人间性”与“人文性”
第八章 以民为鉴：三代权变的治理逻辑演进
第九章 诸子百家：“轴心时代”的争鸣及“经世济民”思想体系的形成
第十章 刚性与弹性：秦汉帝国共同体“大一统”的“统”与“续”
第十一章 螺旋的正反合：周秦之变与汉承秦制
第十二章 从经济类核心典籍看中国古代“经世济民”思想
第十三章 古代士大夫治国理政的经济策之困
第十四章 盛世繁华：唐宋变革的治理经验与教训
第十五章 危机与回应：“内卷”下的明清治理困境
第十六章 “经世济民”的“两创”与“文化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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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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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千年治理智慧，照亮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波澜壮阔的实践重塑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图景，“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承载着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的使命。值此风云际会之际，《经世济民：中国式治理历史底蕴与智慧》一书付梓，这不仅是本人对多年修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小结、从多学科视角对中华治理传统的一次深情回眸，更是依托团队力量和项目机遇，面向未来治理挑战交出的一份思想答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程”的研究成果，本书旨在深入华夏文明源头和腹地，系统梳理、深刻阐释支撑中华文明五千年赓续不断的治理基因与深层智慧，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丰厚的历史滋养与思想启迪。
中华治理之道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源头深植于华夏先民独特的生存实践与文明早期形态的复杂熔铸之中，而近些年丰硕的考古成就，给了我们深究“先夏”文明的可能。中华文明源头上是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中国自古重农抑商”是源自秦代的短视叙事，不能真实反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智慧。我们的历史梳理证明，中华文明在起源之初就展现出强大的开放性、务实性、包容力、整合力与动态平衡机制。这种基因特质，决定了其治理模式的核心关切与独特路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确信，“经世济民”这一概念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具有深刻的含义和丰富的历史智慧。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治理国家、拯救百姓来实现社会的繁荣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大禹治水的意义远不止于驯服洪水这一技术伟业，更深刻揭示了中国式治理的早期典型特征：在应对巨大的公共危机时，以“干戈”（军事、战争、权威、强制、组织）为手段，以“玉帛”（协作、交换、共享、流通、共赢）为目标，通过卓越的资源整合、共识凝聚、合作共赢、技术革新与利益协调能力，构建了我们今天叫作“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庞大、高效组织系统，开创了注重合作共赢、财政基础、会计（会稽）制度、奖罚分明的“家天下”治理格局，奠定了“大一统”的精神原型。这让我们从真正的文明源头上理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治理智慧，那就是从“化干戈为玉帛”到“五谷丰登”“和实生物”再到“经世济民”。
治理的本质在于凝聚人心、维系秩序、促进发展。我们提出“生业-民心”双螺旋协同演进模型，认为这是共同体凝聚力生成与强化的根本动力。一方面，“生业”是基础，关乎物质生产、经济发展、民生福祉。历代兴衰反复证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基础的稳固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另一方面，“民心”是根本，关乎价值认同、道德感召、政治合法性。忽视民生疾苦，背离民心所向，纵有坚甲利兵、严刑峻法，终难逃“失衡之殇”，经济崩溃往往成为王朝倾覆的先声与导火索。这种“生业”与“民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双螺旋结构，是贯穿中国治理史的主轴。
周代是中国治理文明走向成熟的关键期，其制度设计与文化精神影响深远。我们特别强调其治理的“人间性”与“人文性”转向，重点研究治理重心从神权、天命更多转向现实的人间秩序建构，以及礼乐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等级与和谐的核心规范这一特征。秦帝国建立了高度“刚性”的中央集权体制与严密的官僚法律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然而，其过度依赖严刑峻法，徭役繁重，重农抑商，忽视“民心”和民间活力、创造力，最终因治理模式不可持续而速亡。“周秦之变”与“汉承秦制”的辩证演进，生动体现了中国治理体系在“正反合”的历史螺旋中展现出的强大自我调适、融合更新能力。这种在“刚性”（制度、法律、集权）与“弹性”（策略、德化、包容）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智慧，成为后世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唐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隆，被视为治理的“繁华盛世”。然而，盛极而衰的教训同样深刻，如唐后期的藩镇割据与财政危机、北宋“积贫积弱”与王安石变法的复杂争议、南宋偏安一隅下的财政压力与社会矛盾。这些兴衰历程昭示着，即使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世”，治理体系若不能有效解决土地兼并、财政失衡、社会流动固化、外部压力应对等问题，繁荣亦可能成为危机的温床。明清时期，治理体系趋向“内卷”、保守，未能有效回应世界历史大变革的浪潮，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衰落。这段历史深刻警示我们，治理体系必须具备前瞻视野、开放心态和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方能应对时代巨变。
历史的回响是为了照亮前行的道路。本书的最终旨归，在于激活中华优秀治理传统这笔丰厚遗产，推动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创”），并实现其与现代治理体系的“双融”，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度融通，以及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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