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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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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近代中国的个人、社会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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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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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三辑，分别对应书题中的“个人”、“社会”与“国家”。辑一“生命史与集体心态”，偏重于以心理学和心态史研究方法剖析“个人”；辑二“社会阶层与流动”，主要借助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层面问题；辑三“国家的形塑”从政治学视角讨论中国近代农业、交通，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机构运作和军事。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引入是作者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补充，也可看作其史学研究的求新求变尝试。此书仍注重史料文献的丰富扎实，以史带论，带来本书流畅、平易、可读性较强的特点。本书主题新颖，研究视角独特，对丰富和加深我们认识与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和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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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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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德，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曾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客员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特聘研究员。现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要著作包括专著：《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战时国民政府军政人才培养》（与冯启宏合著）、《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合著），论文集《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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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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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史无定法 固本求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跨领域学思历程
生命史与集体心态
自传与历史
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
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价值冲突与平衡
严复对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介绍与曲解
想象中国——伦敦所见古董明信片的图像分析
北洋时期的礼俗与宗教
在轰炸的阴影下——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空袭的心理反应
当红灯笼球挂起——阶层、性别、族群与战时重庆民众的防空经验
社会阶层与流动
测量传统中国社会流动问题方法的检讨
民国时期的社会阶层与流动
抗战时期大后方工商业者的心态与行动
战争与工人文化——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人的认同问题
国家的形塑
中国近代政府与农业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
近代中国的技术转移—以铁路事业为例
穿越界线—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抗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
国民革命军的制度与战力
附录 张瑞德先生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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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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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笔者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期间，承蒙李继凯院长邀请，在大陆出版一本论文自选集。笔者结束西安客座返台后，继续在“中研院”服务(担任兼任研究员)，由于个人忙于修改另一本书稿，直至今日终于看到这本小书即将付梓，就教于大陆读者，感到十分欣慰。本书为笔者从历年所写论文中择选未曾收录于已出版专书者，编选而成。
笔者自1971年9月考入成功大学历史系，进入历史学这一行，转眼已超过五十年。由于治学过程中好读各种杂书，因此所做研究常会流露一些非传统历史学的痕迹，选题、分析架构和角度，偶尔也会与众略有不同。五十年来累积了一些经验和心得，谨借此文和大家分享。
一、个人生命史与集体心态研究
本书在编选的过程中，一如整理抽屉中的老旧照片，不断勾起各种酸甜苦辣的回忆。例如《测量传统中国社会流动方法的检讨》一文，是笔者于大学时代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刊登于著名的《食货杂志》(创刊于1934年，为陶希圣所创办，现已停刊)，曾让我备受鼓舞。政治、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为当时的热门议题。1960年代初期，由何炳棣、许倬云等学者开启风气，台湾学者受到他们的影响开始跟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推动的中国区域现代化大型研究，也采用此种分析方法研究政治、社会精英，其中尤以李国祁用力最深，著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1975年)共三册。当时史学界尚未流行使用电脑，李氏利用内地十八行省府州县的地方志(各采三分之一以上的抽样)进行量化分析，全靠人工计算，工程之大，可以想风。笔者在大学时代受到学界前辈的影响，有此习作，乃是其来有自。台师大的历史所向与“中研院”近史所关系密切，许多课程均由近史所研究人员开设，长达近十年，院、所主管(李国祁、张朋园、林明德)均出身于近史所。研究生论文选题受到“中研院”学风的影响甚大，笔者就读期间有一些同学的论文以领导阶层或社会精英群体为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社会流动的研究，在李中清、陈志武等学者的推动下，再度成为热门议题，学者陆续建置了许多大型数据库，利用量化史学、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和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研究，颇有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研究成果。
本书所收录的《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价值冲突与平衡》和《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两篇论文，均为笔者在台师大就读期间所发表，写作期间曾向念心理学的高中同学丁兴祥请教。丁兴祥后来赴美专攻历史心理学和质化研究，返台后在辅仁大学长期推动心理传记的研究，并与大陆学者合作，于2012年创办《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集刊)，发刊迄今，被称为“辅仁学派”。笔者对于人类心理层面历史的兴趣后来则转向集体心态史(history of collective mentality)，不再作心理传记的研究。最近看到一篇大陆学者所写介绍心理传记研究史的文章，根据该文作者的考证，中文世界的第一篇心理传记研究论文，为1987年香港学者邹秉洛所写《中国青年导师鲁迅之性格及其发展》一文。事实上，台湾学者利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自1970年代初妨期即已开始，笔者上述1981年发表的《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即为研究综述性质文章，读者可以参看。
社会阶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系指每个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公平（social inequality）的组织架构；而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则系指各个社会中个人（有时是团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清代的社会阶层，具有以下几项特征：
第一，是个阶级开放（open-class）的社会。社会的阶级开放，系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向上或向下流动，缺乏法律上的障碍。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精英人口（elite population）（包括有功名者、地主、富农、富商）的不断流动。
第二，是个单轨（single-career）的社会。仕宦之途为人人所向往，因此中国社会可称为单轨社会。虽然自明代中叶以后，从商的风气开始流行，但是这些行业仍和宦途有关，他们接受官僚的价值观念，并且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有些国家（如日本和俄国），阶级具封闭性，使得大多数人不能升至精英的职位，获得事业的多方面发展。
第三，特殊人才出自某些特定区域。同乡关系的重要，使得某些地方专门出产某些特殊人才（如钱业人才和幕吏）。会馆的组织在各大城市的生活中均占重要地位。在其他近代化以前的社会中，同乡关系也存在，但是中国由于缺乏法人组织、专业团体和固定的都市精英阶层，因此同乡关系更加重要。
第四，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由于中国的阶级开放、人口增长迅速，加上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习惯，土地并未有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现象。90% 以上的土地属于自耕农所有，和欧洲贵族或农奴主拥有大块田产不同。
第五，佃农也大多为雇农。由于继承或买卖，土地分割情形严重，因此在大多数地区，自己耕种或是发佃耕作要比雇工耕作来得有利。租佃制加上小农经济，使得农村没有严格的阶级区分。许多人既是自耕农又是佃农，和有些社会地主和雇农（或农奴）间的界限森严大不相同。
至于清代的社会流动，就整体而论，农民阶层和精英阶层内部的流动，要较日、俄等国为大，工商阶层也是如此。进出精英阶层的流动（阶级间的流动）则更为频繁。更有进者，清代的富农能轻易地转为商人，反之亦然，和日、俄等国大不相同。或许中国只有在一方面落后，即穷人极难经由城市部门（urban sector）获得向上流动。中国的城市部门相对地小，未曾经历快速的成长，并且为本地人的子弟和外来的会馆所掌握，因此因穷困而离乡的农民不可能受到欢迎。在日、俄等社会，由于身份（status）固定，因此限制了阶级间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中，缺少中介组织（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或许减少了流动的机会，也使得社会流动较为仰赖家庭。
传统中国社会，除了统治阶层外，一般可分为士、农、工、商及贱民五个阶层。此种区分方法，主要系根据职业及统治者所认定的社会地位秩序。但是实际上，商人的地位高于农、工，尤其自明清以后，商人的地位上升。民国成立后，解放贱民，至少在法律上已无贱民存在。故本节略作调整，依知识分子、商、工、农的次序，分别加以讨论。研究此一时期社会流动所需的数据极为缺乏，因此仅能从社会阶层的变动略作观察。
…………
民国成立后，直至1949 年，中国的社会阶层和流动，具有以下几项特征：
第一，阶级开放。民国成立后，满汉平等，贱民解放，法律上对于社会流动的限制更为减少。
第二，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知识分子不再视仕途为唯一的出路，不过仍保有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新式教育兴起后，由于学校多设于城镇，教育费用及生活费用相对高昂，为一般子弟所无力负担，教育在传统中国所具备的社会流动功能大受影响。新式教育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每多不愿在农村就业，使得城乡人才的分布不均。
第三，传统中国许多专门知识系通过师徒制传授，加上血缘、地缘关系的运用，使得某些特殊人才（如钱业人才和幕吏）常出自某些特定地区。自新式教育发达后，各种专门知识均可由学校习得，专门人才也就逐渐取自学校，不过血缘、地缘关系在职业流动上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四，自清末民初起，商人所扮演的角色较过去更为重要，社会地位也有整体提升，甚至有人弃官从商，商人子弟（许多甚至具有高学历）也多愿继承父业，或从事相关的商业活动。
第五，工人阶级逐渐扩大。抗战期间，后方兴办工业，技术工人供不应求，导致经济地位的提升，工人中出身农人者较其他职业者为多，不过农人在进入工厂前，大多先在城市中经历过一段过渡时期，而非由农村直接进入工厂。
第六，在农村中，直至战前，租佃比率并无多大的变化，土地并未有逐渐集中的趋势。一般农民由于无力供给子弟受较多的教育，因此除了从军外，不易在农业之外改变地位。由于工资偏低、地价高昂、农场面积狭小及农业技术落后，即使是在农业阶梯上攀登，也非易事。相对地，下降流动却十分容易，原因在于分家制度、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及天灾人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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