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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张居正
“在1939年到达重庆以后，我看到当日的国家大势，没有张居正这样的精神是负担不了的。”——朱东润
从二十三岁殿试及第踏入仕途，到五十八岁功业彪炳魂归故里，这一路张居正走了三十五年。登极首辅，位极人臣，家国琐事系于一身，他说：“别无他长，但性耐烦耳。”
危身奉上，他是中兴良相。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以一己之力为大明王朝续命七十二年。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稳固边防、整顿吏治，是治国安邦；清丈土地、限制宗室、整饬财政，是心系苍生。位高权重，生前遭门生弹劾，身后被抄家清算，他不是没有预判到自己的结局，只是他说：“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 二十世纪中国四大传记之一，了解张居正，当从这本入手
朱东润先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先行者，在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张居正大传》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中国人物传记的写作还停留在春秋笔法的阶段，朱东润先生引入西方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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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张居正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是万历一朝首辅，对时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但是他的施政措施及为人处世也颇具争议。他死后被剥夺谥号，查抄家产，祸及子孙，而否定了他的改革成果的明王朝，也迅速走向了灭亡。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是我国当代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典范之作，以其提倡的“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传记宗旨，从庞杂的史料中抽丝剥茧，刻画了一代首辅恪尽职守却又复杂多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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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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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1896—1988），当代传记文学作家、文史学家。原名世溱，江苏泰兴人。1913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1916年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和古代文人传记写作。他将西方传记写作方法引入国内，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拓者。朱东润治学严谨，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作品中常有鞭辟入里的精准分析。他著作等身，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传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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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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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附录一 明代纪元表
附录二 张氏世系表
附录三 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附录四 明代中央机构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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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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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c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榦《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a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烦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
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唯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烦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
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的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1941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了，但是他的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1572）到万历十年（1582）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b。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的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的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a，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的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的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功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的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的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词。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昰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1278）帝昰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祥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祥兴二年（1279），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的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作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1352）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1353）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1354）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唯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c的存在。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
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1510）安化王寘 造反，十四年（1519）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居正的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謇子尽管謇子，但是他的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的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
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1573），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的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的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为自己的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个儿子：钺、镇、 。镇字东湖，是居正的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 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b，其因在此。张镇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尽管“謇子”对于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失望。第二个儿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人的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罢！”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的“学问”不够。居正说：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
四十年的读书，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的不就绳墨，这正是他的倔强。居正又说他“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欢饮。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靡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他毕竟是张镇的儿子，也正是张居正的父亲。
“謇子”对于文明的期望，显然还是一个泡影，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的出生。居正的成就，是“謇子”存心济世的“报应”吗？未见得，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当然他的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的志愿。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1525）五月初三日，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岁。母赵氏，比文明小两岁。
大人物的怀孕和出生，照例有许多传说。据说居正的母亲，夜中看到房间里突然发亮，一阵火光，一直连到天上，接后一个青衣童子，大约五六岁的样子，从天上慢慢地下来，在房间里绕床尽转，于是赵氏怀妊了。这个大约是居正大贵以后，他的母亲编出来的，以后透过自我催眠的作用，本人竟信以为真了。这正是知识不健全的乡间妇女常有的事。敬修《文忠公行实》还指出赵氏怀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好像也认为贵征。这大致不会假的。本来在妊十月，虽然是人道之常，但是一个强壮的少妇，第一次怀妊期常会加长，这是每个医生知道的事实。
敬修还指出两个梦。就在居正出生的前夕，张镇梦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满屋子。张镇惊惶得了不得，问奴辈道：“哪儿来这许多水？”奴辈说：“水是从张少保的地里流出的呀。”同夜张诚也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
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但是小的时候，名为白圭，这是“謇子”因为他的幻梦，给他起名的结果。白圭只是白龟的谐音。嘉靖十五年（1536），居正考生员的时候，荆州府知府李士翱看见居正，认为白圭两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
居正的家庭，只是一个寒伧的家庭。嘉靖三十三（1554）年居正请假自京回籍，上徐阶书说起“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万历中与王世贞书也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都显出他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认识。但是他存心要挣脱这个环境的约束。本来明太祖是从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物，这便给他一种启示。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说：“至我国家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闾巷之士，化为望族。”这篇文章，大约作于嘉靖三十七（1558）年，其时居正是翰林院编修，正在准备国家的重用。
不过即在居正小时，张家经济状况方面，已经改进了，有奴，有乳媪，总是绰有余裕的形态。居正二岁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是一个聪明孩子。一天他的同堂叔父龙湫d正在读《孟子》，居正在旁，龙湫和他开玩笑道：“孩子，不要夸聪明了，要认识‘王曰’二字才算本领。”又过了几天，龙湫读书的时候，乳母和居正又来了。龙湫把居正抱在膝上，要他认“王曰”二字，居正居然认识。因此得到神童的名称。五岁居正入学读书，十岁通六经大义，在荆州府很有一些声名。嘉靖十五年，居正十二岁，在荆州府投考。据说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第一个恰恰是张白圭，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李士翱把他喊近，仔细一看，正是梦中所见，因此替他改名居正，还嘱咐许多自爱的话。荆州府考过以后，湖广学政田顼来了。李士翱见到田顼，告诉他荆州府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田学政把张居正招来面试。试题是“南郡奇童赋”，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得了不得。这年居正补府学生。
大致就在次年发生居正和辽嗣王宪?中间的一段故事。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封第十五子植为卫主，二十六年（1393）改封辽王。起初辽王府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b。建文年间，辽王渡海南归，改封荆州，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张镇为辽府护卫，张家和辽府从此发生关系。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嘉靖三年（1524），第六代辽王袭封，这是庄王致格。次年庄王妾生子宪?，正和居正同年。致格是一个多病的人，府中大小一切，都由王妃毛氏管理。毛妃有主张，有办法，在当时很有声望。嘉靖十六年（1537），庄王死了，宪?因为还在丧服中间，当然不能袭封，而且年龄很小，所以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毛妃看到宪?只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但是居正已经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了。一天毛妃招居正入府赐食，吩咐宪?坐在下面。毛妃对宪炜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宪?充满了惭愤，但是没有发作。他和居正，从此成为相识，但是在友谊的后面，深深地滋长了仇恨。居正十三岁的这一年，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这次要是试中，便是举人了。诗集留下两首最早的作品，录一首于此：
题竹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
这首诗很幼稚，也不像应试的格式。大致这时居正的声名，在湖广已经很大，所以主考给他临时的口试，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原有中举的希望。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这次却没有成功。
顾璘，应天府上元县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和同县陈沂、王韦称为“金陵三俊”，其后又加入宝应朱应登，称为“四大家”。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于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罢。”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居正竟没有录取。这件事对于居正发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居正对于顾璘，始终感激。委实这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要是居正就在这年中举，不过早了三年，以后也许在湖广添一个唐寅那样的人物，而一生的事业，便会在诗酒风流中消逝。他自己也曾说：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嘉靖十九年（1540），居正十六岁，再应乡试，这次居然中式。十六岁的举人，毕竟很年轻了。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璘很高兴，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说道：“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其实顾璘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毕竟还以为太早。
就在这年，辽嗣王宪?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居正的发达，当然会加重母妃的督责，也增添宪?的惭愤。一切的怨恨，都发泄到辽府护卫张镇的身上。据说宪?把张镇召进辽府，赐他喝酒。张镇看到孙儿中举，辽王又赐酒，正得开怀畅饮。可是一杯又一杯，也委实喝不下了，宪?还要他喝。最后，张镇竟是醉死的，因此在居正、宪?中间，又添了一件大仇，然而表面一切，还是非常地亲近。居正的曾祖“謇子”，大致已经死了，没有看到居正的发达。居正乡试中式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居正曾否入京会试，不可考。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的原因：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鞅文场，夺标艺苑也。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1458），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
居正会试时，座主是孙承恩、张治，因为他考《礼记》，所以他的房师是阅《礼记》试卷的陈以勤、吴维岳。进士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后与居正同时为大学士，同科还有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幸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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