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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尘事如潮人如水 祝勇眼中的中国文化名人

書城自編碼: 415583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中国现当代随笔
作者: 祝勇
國際書號(ISBN): 9787521229615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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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他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作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

——作家 冯骥才
內容簡介:
这是作家祝勇的人物散文随笔集。记录了从作家沈从文、张爱玲、刘绍棠、张洁、雷达、刘恒,到诗人灰娃、戈麦,从画家黄永玉、黄永厚、张仃到翻译家高莽等多位中国文坛和艺术界的人物。有些是根据第三者的回忆,多数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各个角度回忆了作者与这些人物交往的故事和细节,很多篇章非常真实、感人,内容翔实、珍贵,让我们能够感受这些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发展的关键人物的内心世界,堪称中国文化界的一段佳话,也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關於作者: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新散文代表作家。祖籍山东菏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历史文化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在故宫看见中国史》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当代》文学拉力赛2017年散文总冠军、2019年长篇作品总冠军、2020年长篇作品总冠军等多种奖项。
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目錄
目 录
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001
伯克利的张爱玲/033
地不老,天不荒/047
张仃的画梦/054
朔风吹彻/072
古椿书屋/095
玉氏山房/109
冰炭同炉/120
楼中望月/134
画译中的纪念/146
一蓑烟雨任平生/158
孤旅者张洁/168
不倒的草叶/179
鼾声如“雷”/191
我眼中的刘恒/199
命运的深味/208
空山灵雨/215
划空而逝/231
低调的鄂力/239

注 释/246
內容試閱
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

1956年,吴仲超院长为了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研究“输血”,决定大批引进“外援”,将包括唐兰、徐邦达、沈士远、罗福颐、孙瀛洲在内的一批文博界学术骨干调入故宫,沈从文,就在吴院长的这批调入名单中。
关于沈从文与故宫的渊源,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徒手的文章《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此文初刊于《读书》1998年第10期,影响巨大。2000年,陈徒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一书收入了此文;201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修订版,该文亦在其中。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援引对多位老辈文人的采访来描述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处境。其中,萧乾1998年3月9日在北京医院病房谈到沈从文时曾说“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很不好”①,加之陈徒手在文章中有意突显“午门城下”这一语意,以表达沈从文当年的孤独与伤感,如其笔下所流露的:“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②尽管陈徒手也援引郑振铎的话,说明“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③,但许多读者依旧会误以为,沈从文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故宫博物院。
因此,在陈徒手的文章之外,需要补充一点:在当时,午门以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自1918年起,就成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办公地,1926年10月,北平历史博物馆(1949年10月改称北京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1959年搬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大楼,北京历史博物馆也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午门一直是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和展陈场所,并不属于故宫博物院。
如此一望而知,“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是历史博物馆而非故宫博物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但许多史料、传记仍然表述含糊。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沈从文”条目下就有:“1949年后,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做文物研究工作。”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说:“1957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⑤
2005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在《故宫学刊》发表《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一文,对沈从文当时的人事关系进行寻根溯源。他从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档案中,找到了1956年5月9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发来的《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该通知“主致”中国历史博物馆,“抄致”故宫博物院:“你馆沈从文同志业经部同意调故宫博物院工作。接通知后,请即办理调职手续为荷。”⑥郑欣淼先生发现,在这份通知的边上,竖写着“没有来”三个字。在所附中国作协党组致文化部党组的函件上,故宫博物院人事科注明这样一段话:“因本人不愿来院工作,现征得组织仝[同]意来我院陈列部兼研究员工作。”⑦
郑欣淼先生的文章,终于打破了困扰多年的混沌,厘清了沈从文与故宫的关系,即:“沈从文先生并未调入故宫博物院。”⑧
然而,沈从文与故宫的缘分,并未因“没有来”三个字而终结。查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可知:1956年5月,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请沈从文担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顾问,他每周有一定时间在故宫上班;他协助织绣组培训的业务骨干,有些经过自己不懈努力,成为某一领域的文物专家。由于有更多机会接触故宫馆藏文物,也扩大了他的研究视野。⑨正如郑欣淼在文中所述:“他虽未正式调入故宫博物院,但实实在在在故宫上过班,神武门内东侧大明堂原织绣组办公室有他的办公桌。他不只从事研究,还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就连故宫博物院的一些人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沈先生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⑩
对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文物研究等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郑欣淼先生在文中做了全面梳理,时隔六十多年,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他学识与人格的浸润。我所工作的故宫学研究所,很多年中一直在神武门西侧的西北角楼下面(后搬至文华殿东的南三所),与沈从文当年工作过的神武门内东侧大明堂相距不远。每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心里有时会怦然一动,想到我所热爱的沈从文先生也从这条路上走过,心底会升起说不出的温暖。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曾怀揣一本《边城》,前后七次奔赴湘西,感受沈从文笔下那个蓬勃充沛的世界,还写了一本名为《凤凰:草鞋下的故乡》的书。那时的我万万不会想到,很多年后,我竟然与沈从文先生成为“同事”,只不过中间隔了半个世纪的时光。
半世纪时光,在这苍茫浩大的紫禁城里,不过是俯仰之间,但对于个体来说,那又是一堵多么厚的墙。正是出于对“沈从文”这三个字的敏感,我在读过郑欣淼先生这篇文章之后还心有不甘,试图寻找出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留下的更多印迹。于是,从故宫博物院的尘封档案中,我又翻检出若干与沈从文相关的物证,这些,外界学者和读者应难得一见。陈徒手曾经感叹:“没有找到沈先生的官方档案文件,在几个单位中来回询问都无下落”,“官方文献这一主要来源实际上是缺失的”11。张新颖2014年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也基本是依据《沈从文全集》和其他公开出版的著作写成的。我翻找出的这批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档案,虽然微小零碎,但毕竟未见披露。特别是一封沈从文书信手稿,《沈从文全集》没有收录,或许连沈虎雏先生都未曾见过,借此刊布,算是给沈从文的故宫岁月平添一份佐证,也期对学界研究提供某种补充。

尽管沈从文在精神困顿之际,得到了梁思成、巴金等朋友的关心鼓励,但他最初的转变,应当来自他在1949年8月正式调入北平历史博物馆、被分配在陈列组工作的经历。临时性任务有抄写文代会时事宣传橱窗内图片说明,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抄写文物卡片。虽然感受到“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有领导来视察,安排他做文物讲解,他早早到来,但一听说来者是他的学生、已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就转身躲开了,那心情定然是复杂的。关于当时的处境,他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里这样写道: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12

一次郑振铎来看他,面对着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老友,沈从文握住他的手,只叫了声“西谛”,眼圈儿就红了。
老朋友蹇先艾、李乔也来看他,见沈从文满面憔悴,不停地咳嗽,心里很伤感。沈从文看见了他们的伤感,反而内疚起来,反过来安慰他们,还把他们带到公园里吃茶,陪他们聊天,给他们讲笑话。
巴金在一封信里对沈从文这样说:“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13此时,轮到沈从文需要帮助了。1955年11月21日,沈从文给老乡兼老友丁玲(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写信,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我通信处在东堂子胡同廿一历史博物馆宿舍。”
丁玲没有如期而至,而是把信转给了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和严文井(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并在附信中说:“去年他老婆生病想进协和,陈翔鹤同志要我替他设法,好像不去不行……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封信。……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
时隔半个世纪,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憋闷与委屈。此时的他,只能困守围城,在晨晚的昏黑中,独自面对那些苍老而冰冷的古物。
或许沈从文和丁玲都没有想到,刘白羽向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汇报后,周扬做出了积极回应,让丁玲、严文井等去看望沈从文,听一听他的想法。丁玲等人没有去,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去了,与沈从文谈了两小时,表示可以安排他去作协搞文学写作,也可以搞文物研究。但沈从文当时说:“没有主意,脑子乱得很。”搞创作,怕受批评;搞文物,怕受轻视。14
沈从文就是在这个时候,收到吴仲超院长的邀请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收到《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的。1956年4月10日,沈从文在给沈云麓信中透露:“我可能去故宫专搞绸缎,因为已经有了点常识。”15一个多月后,他在给沈云麓信中又说:“我大致要调到故宫搞丝绸专馆,已有公事。”166月10日,又说:“工作已调过故宫搞丝绸馆,一时还不能去。”17

如郑欣淼先生文中所说,沈从文在几经踌躇之后,最终还是“没有来”。“没有来”的原因,他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写了,却没有写得太明白。或许因为年事已长,“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18。
但今天看来,这些都像是推托之辞,因为当时的沈从文才五十四岁,还没有到老眼昏花、无法工作的程度。1956年,沈从文曾经的新文学伙伴们,大都年过五旬,且高居庙堂。其中,茅盾六十岁,任文化部部长;郑振铎五十八岁,任文物局局长;老舍五十七岁,任北京文联主席;丁玲五十二岁,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回忆父亲20世纪50年代写作状况时说:“跟延安、国统区来的许多作家心态不一样,老舍心想自己是穷人出身,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免费上了学校,没上过大学,亲戚都是贫民,在感情上觉得跟共产党有天然关系,跟新政府是一头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要脱裤子割尾巴。一些作家受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有的做投降状,生怕自己是否反映小资情调?是否背离党的要求?很多作家不敢写,写不出来。而老舍没有顾虑,如鱼得水。”19
老舍根红苗正,与人没有仇怨,而且有来自最高领袖的亲切关怀,春风得意。汪曾祺曾经回忆过一个细节:有一次,老舍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20
沈从文没有正面评价过老舍。但,不评价,不等于没态度。多年后,他被年轻学者问到跟老舍熟不熟,他说:“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再被问到老舍的幽默作品好不好,他回答:“我不太熟悉。”21
相形之下,身处“主旋律”边缘的沈从文,已然成为革命文学的“多余人”,他的处境,正如他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所写的:

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22

但是,假如说沈从文的心底没有创作的冲动,也绝非实情,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时代气象,也让他无法保持真正的沉默。1949年,他就在书信里写道:“让我生存来讴歌这个新的时代的秩序,岂不是比促我毁灭为合理?”23
但文学创作,依旧是艰难的。从旧时代来的知识分子,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社会主义这个门。有评论家甚至将中国当代文学命名为“国家文学”,即“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的文学”,“纳入到国家权力范畴之中的意识形态”。24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无法对接。即使如茅盾、巴金、老舍这些新文学巨匠,也同样举步维艰,他们后来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博物馆那些具体而细微的工作、古色斑斓的文物,还能让他心有所寄。那颗因无法融入时代、不能再写出从前那样流丽文字而倍感焦虑的心,也一点点平复下来,除了“死心塌地地在博物馆作小螺丝钉”25,他已别无他念。他开始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尝试着用《实践论》指导他“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26
沈从文最终选择文物研究,或许深藏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与那些心急火燎地走进新时代的文学创作相比,文物研究相对静态、单纯,尽管同样需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面前的文物,毕竟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物化体现,传承着我们民族数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精神气脉,千百年间,人们的月下歌舞、江边咏唱,都凝聚在上面,我们整个民族蓬勃浩大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全靠它们整合和统一。它们不是一朝一夕间完成的,它们的价值也不是一时一世的,而是深远的、超时代的。那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长河,收纳了人世间的所有真相,历经颠簸和迂回,却依旧宽厚和坦然。在水边成长的沈从文,更容易体会到它的仁慈与悲悯。
当时的情况是,除了为历朝历代的农民运动和阶级斗争提供物质佐证之外,这些文明的碎片正日趋受到年轻人的冷落。沈从文回忆:“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27
同样从事文物研究,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而没有去故宫,他没有说。在我看来,以故宫顾问的身份帮助故宫开展文物研究,或许二者(历博与故宫)可以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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