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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朱刚教授看来，“文以载道”的实质是在文学中贯注理性精神，折射士人独立与文学自觉互为表里的历史现实，韩愈“长江秋注，千里一道”、欧阳修“容与闲易”如“秋山平远”、苏轼“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等文学盛景，就是文学中贯注理性精神的成果。
那么文学艺术一再强调的感性又如何安置呢？朱教授以苏轼的学生、高敏感人秦观为例，论证愁困的“词心”其实是宋人损之又损而不能化解的块垒，是人生非理性冲动的最后浓缩处。词心是秦观痛苦的渊薮，也是他的生命力所在，更是文学史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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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韩柳欧苏一脉相承的“道”是什么？他们又如何影响了理性精神与抒情传统的分野？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以道学为核心，梳理了从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至苏轼的道学传承和文学创作，刻画了他们作为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的立体面相，由此解读唐宋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作者围绕“文以载道”这一命题，辨析时代变革中的古文、骈文、诗、词各文体的发展，折射出唐宋道学的发展线索。全书以史实为依托，借助哲学、政治史、思想史的视角，见证儒家道学如何复兴，又如何重塑士大夫精神。
1. “文津图书奖”获奖者朱刚教授经典再版。通过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轼的道学传承，折射中晚唐的古文运动和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重现士大夫精神内核。
2. 文学与哲学对读，以史实为依托，深入士大夫与古文之本体论问题。以真、善、美三个范畴概括四大家的“道”，围绕“文以载道”这一历史命题，折射唐宋道学的发展线索。从哲学、政治史、思想史角度重新理解唐宋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对文史哲深层次的融合做出有益探索。
3. 由文学家个案折射整体文化景观的有益尝试。围绕柳宗元、韩愈、欧阳修和苏轼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其道学为核心，刻画了他们作为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的立体面相。辨析时代变革中的古文、骈文、诗、词等文体发展，见证儒家道学如何复兴，又如何重塑士大夫精神。
4. 文献充实，考辨功力深厚。依据各家文集汇编，通过《全唐文》《四库全书》和各家辑佚等佐证。补正前人研究成果之阙误，于散见零碎材料中发前人之所未发，展现深厚学术功力。
5. 结构精巧，逻辑严密。论述磅礴优雅，论证坚实缜密，不乏随手拈来的灵感，读起来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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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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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文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新宋学》主编。著有《宋代禅僧诗辑考》《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中国文学传统》《唐宋诗歌与佛教文艺论集》《苏轼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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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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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道学的兴起
第一节“中兴”思潮：道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超越“礼”的“道”：“道”概念的来源
第二章 从啖助到柳宗元的“尧舜之道”
第一节 啖助的《春秋》学
第二节 “尧舜之道”的社会历史意义
第三节 柳宗元的道论
第三章 韩愈《原道》的研究
第一节 道统论
第二节 “定名—虚位”论
第四章 欧阳修的文化功绩及其“至理”学说
第一节 “斯文有承，学者有师”
第二节 “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
第五章 苏学：自由与审美的道
第一节 “苏学”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苏氏之道”的三个层面
第三节 “苏氏之道”的审美内涵
第六章 “道”与各体文学
第一节 “文以载道”
第二节 “以文为诗”
第三节 “以诗为词”
附录 傅璇琮先生“日晷文库”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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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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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此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文以载道——韩柳欧苏的道学与文学》，1996年底在复旦大学完成答辩，蒙导师王水照教授推荐，傅璇琮、吴先宁先生垂顾，收入“日晷文库·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改为今题，于1997年10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
近年有一些师友嘱我修订再版，但当年提供给出版社的犹是手写稿，自己手头并无电子文本，不便修订，于是一拖再拖，迁延不决。现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洁编辑协助，据初版录成了电子文稿，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就方便多了。修订的主要对象是全书的注释。我们当年写学位论文，对引文出处的注释还不如目前这样规范，既然再版，自须按目前的学术规范重新处理。新世纪以来，唐宋文学的研究进展很快，二十多年前的旧著，即便我自己也能发觉许多错误不当之处，本不该再以敝帚示人，但考虑到学术进展是同行们逐步取得，无论小大，俱为历史，若径直改写旧著，深恐涂抹了进展的轨迹，或误后学，所以对于正文，除明显的错字漏词外，基本未加修订，仍存其旧。
实在感觉有必要加以说明的，则在注释中略予提及。总之，这次再版与初版相异的就是注释而已，未能积极创新，请求读者原谅。除了对出版社的好意，要再次表示感激外，此时此刻不能自已的，是对傅璇琮先生的怀念。
2023年 10月 3日
在朱刚教授看来，“词心”是宋人损之又损而不能化解的块垒，是人生的非理性之冲动的最后浓缩处。秦观的“婉约”在于词心使其性命无法自得，词心是他痛苦的渊薮，也成就了他的文学。苏轼的“豪放”则在于其实践理性精神，不粘着于词心。
——编者按
高敏感人秦观弥漫流淌的千古词心：以诗为词和词心说等文体问题下宋人的感性与理性之争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任是东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此种愁恨，当然是千古易感之心灵所同有，但秦观身上，似乎凝聚了古往今来所有的愁恨，《木兰花慢》：“更一重烟水一重云，千古行人旧恨，尽应吩咐今人。”这是以酒解愁也徒然的，《满庭芳》：“伤怀，增怅望……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谩道愁须酒，酒未醒，愁已先回。”这样的“词心”，也许真是“性命自得”的苏轼所“不更”之“境”，而为秦观“得之于内”者。但须知，这在秦观却纯然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痛苦，而不像后代的才子们那样足资风流自赏的。“词心”是宋人道学体系中的一个散不去的块垒，它存在于理性精神观照生命、冲击文学的一个极限处，损之又损而不能化解，处处生著而无法穿过，弗克自已而不得透悟，无穷地细腻而婉约不尽。在秦观身上，它使“性”与“命”无法自得，只隔最后一间，但这一间却是人生的非理性之冲动的最后浓缩处，是秦观的痛苦的渊薮。到了贬谪流离的后期，这本就易感的“词心”就更弥漫得无尽，流淌得无穷，执着得万牛不回了：
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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