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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读历史·写人心·看当下·见未来
★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shou部历史文集。
★张宏杰，作家，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员著有畅销书《曾国藩传》《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比小说还好看的历史书写，探寻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古代皇帝比普通人死于非命的概率高一千多倍 ·岳飞的很多故事并不存在 ·鲁迅是地表最强“营销天才” ·全斗焕在政变前，曾命心腹研究《三国演义》
★揭示颠覆性的历史真相，评述大众对历史的误解与误读 ·我们为什么爱吃瓜? ·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假消息?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我们为什么容易把小说当成现实?
★回顾个人历史研究历程，书写自己的大历史观
·读史不一定使人明智
·关心历史，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我们该如何走进历史？
★精装工艺，高端典雅。双色印刷，重点清晰。
★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民族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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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知名历史学者、历史作家张宏杰shou部历史文集类作品。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回顾个人历史写作历程从求学之路，到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作品与人。如何看待《万历十五年》、戴逸先生和葛剑雄老师对自己的影响。
探讨正确读史之必要性评述远至明清、近至身边现在，大众对历史的误会、误解与误读。中国人为什么爱吃瓜?为什么人们往往热衷于假消息?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我们为什么容易把小说内容当成事实?
书写作者自己的大历史观探讨大到国家、小到个体，历史阅读的重要意义
展现多种趣味的历史读法用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种不同学科的视角重新认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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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宏杰
作家，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员著有畅销书《曾国藩传》《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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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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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与历史写作
黄仁字与《万历十五年》3
我与戴逸先生 27
戴逸先生与清史工程 39
我所知道的葛剑雄老师 46
怎样写好非虑构历史作品 63
第二部分 读史不一定明智
“吃瓜”影响所史发展 81
为什么读史使人愚睐 93
中国人的“小说教”106
为什么人们关注假消息 129
我们应该怎么走近历史--谈历史类影视剧和小说135
第三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尊重大众的读史需求--我的公共史学实践145
所史就是一个国家的记忆161
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 170
所史是一门好玩的学问--聊一聊历史研究的多种方法182
第四部分 番外
鲁迅的收人与生活 221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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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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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文学如酒，历史如茶 一 从目录上看，这本书显得有点杂乱无章，有回忆，也有思考；有历史，也有文学。其实我的人生也与此相似。 我的写作从来没有规划，甚至来到人世五十多年，我也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过什么规划。 青年时代，我经常一个人背包出门，到陌生的地方旅游，只因一个好听的地名。出门前我不读攻略，不做计划，不查目的地的资料，因为发现和惊喜，才是旅行的目的。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不建议父母教小孩背太多古诗，因为自小熟习的诗词，往往被童稚印象蒙蔽，长大后却不容易领略其真义。 套用一个别人用过的书名，我的人生其实也是一场不带地图的旅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我生命的基本动力。如果抽离了好奇心，可能我的生命也就块然委地，各部分无法拼接了。 所以今天回头看，我的生命轨迹颇为曲折不定：童年时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威风凛凛的卡车司机，大学却读了财经专业；父母希望我在国有银行里升到副处级，我却在办公室电脑上偷偷写散文，成了一个文学青年。
一开始，我是沿着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的道路前进的。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很多作品，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的书曾被选入重要的国家文学奖的最终名单（因为有评委称写序 者“有问题”，被临时取消，提这件我以前从来没提过的事，只为了说明我在所谓“文学之路”上走过的距离）。之后，我成了某省作协的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接下来，我应该在文学道路上慢慢“德高望重”起来，并终老于此。
但是，我又离开了文学，转向了历史，先是读了复旦历史系的博士，然后又做了清华历史系博士后研究，最终进入人大历史学院工作。按理说我应该从此奔波在课堂、食堂、办公室之间，周旋于科研、课题、论文、会议、刊物、经费等专业名词之中。然而，事实上我止步于学术殿堂的门槛之外，满足于遥听謦欬，继续写那些不合规格的文字自娱。 而我的写作内容，也历来毫无规划，一直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偶然读到一篇文章，引发我对一个人或者一个话题的兴趣，我就会陆续搜寻相关资料，深入进去，如有所得，则开笔为文。很多人都问我《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七个人是怎么选择的？其实我当时只是沿着兴趣，写了一系列十几篇历史人物随笔。事后才发现，其中的七个人都生活在明代，又恰好角色不同，放到一起，可以拼出一个大明王朝的整体轮廓，因此就有了这样一本书的问世。
即使在历史学术领域，我的研究兴趣也在不断转移。一开始，我是聚焦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曾国藩，聚焦于研究他的收入与支出，并以此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的题目。这是所谓的“微观研究”。接下来，我的兴趣点又转向宏观，对比中国和世界，梳理中国历史的大致脉络，写出了《简读中国史》。再接下来，我又转向了世界史的写作，因为我日益确信，不充分了解世界，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因此我近几年的时间一直消耗在阅读世界史的过程中，有时候也到域外旅行，并出版了世界史系列的第一本书——《简读日本史》。 所以，当有人问我，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嗒然不能答。既写过明清，又曾上溯春秋战国。既写过国民性的演变，也分析过中国的俸禄史，同时还写过日本、土耳其、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国的历史。只能说，我的历史写作，或者说粗浅的研究，只是一个满足自己兴趣的过程。我的人生，也是好奇心驱动下的一次知识拼图。
二 提笔写字到今天，已经二十八年了。开始历史写作时，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写着写着，我成了一名“历史学者”（我自己一直称自己为“大号的历史爱好者”）。二十八年间，我出版了二十本书（像本书这样大幅修订再版的算成两本，否则应该是十多本）。这些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性比较强的，另一类是史学性比较强的。 文学性比较强的， 如《千年悖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增加十万字修订再版后改名为《权力的面孔》）。 史学性比较强的，如《简读中国史》《简读日本史》《朝贡圈》《曾国藩传》《曾国藩的经济课》。 时间界线，大致可以画在我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老师门下读博时。在此之前，我写作的内容虽然是历史，但是表达方式上非常文学化，很多作品的重点放在探索人性和心理上。最典型的是写吴三桂和光绪皇帝、正德皇帝等篇。这类作品大部分是在《钟山》《当代》这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有些发表时被编辑划入中篇小说栏目，或者被当成中篇小说转载。 在此之后，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向历史本身，探索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梳理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中西历史文化的对比。按照宽泛的标准，这应该可以算是“历史研究”。 不过，即使是早期的文学与史学杂交的作品，我仍然认为具有基本的史学品质，因为我在当时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尽力进行了基本的史料考辨。我是在基本事实的可靠性上开始对人性和心理的探索的，工作成果，只是冰山的水上部分。就像戴逸老师在为我的一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的：“他的大部分作品虽然文笔好，但本质上却不是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经过了史料考辨，是在专业的史学资料基础上写的，而且写作态度比较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无臆想夸张之弊，属严肃的史学作品。”
而后来的书，虽然更具史学品质，但是表达上仍然是相当不“规矩”的，按照很多人的标准来看，过于个性化，过于远离学术规范，过于野狐禅。当然，在另一些读者看来，正是这种表达方式让作品有比较强的可读性。 其实中国人传统的写作方式，本来就是在文史之间。所谓夏日读史，春日读文，在中国文化当中，文与史本是不分家的，《史记》是史学经典，同时也是文学经典。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前，一个历史爱好者，也必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虽然自民国年间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以来，文、史、哲就开始分途，但是2 0 世纪9 0 年代之前，中国的史学家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其中的大家更都是“有趣的人”，是“通人”，从王国维、胡适到戴逸、葛剑雄老师无不如此。一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之后，“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学风突然到来，文学与史学才真正分离，内部分科也越来越细，直到形成“隔行如隔山”的局面。 《史记》的境界，诸位前辈和老师的素养，当然永不能至，但文学如酒，历史如茶，本来应该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文学之樽中是源自生命本能的冲动和热情，而历史之杯中更多的是理智和清醒。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文字中自然饱含激情和蛮力，而到了中年，在枯瘠的过程中渐渐深入，水落石出，世界在一个人的眼中以更骨感的方式呈现出来，也是上天安排的正常人生过程。“酒罢又烹茶”“酒阑更喜团茶苦”，是一个读书人应得的一点生命享受。至于从美酒当中提纯酒精，用于工业，那是另一行当的事情。
三
所以，如果要总结我写作的特点，那就是“让所有人都不满意”。首先是让文学界的老师和朋友们不满意。 鲁迅文学院前副院长王冰先生在一篇评论中说，我的散文中有“胆”“识”“才”“力”。说“张宏杰的散文创作是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贡献的，它对于丰富我们的创作、开启散文写作的道路，是有着重要和积极作用的”。这当然是过奖之辞，我远不敢当。不过说我的写作中有“冒险精神”，这个我当然可以接受。我重复这些褒扬，是为了说明他对我的文学性写作提出了很高的希望，希望我能开辟出一条中国散文写作的“独特道路”。 但是，我后来向史学转型，王冰先生的痛心和不满，我当然也理解并赞同。他说，“张宏杰后期的散文写作与前期的散写作力度截然不同”，“还有待写得更为精细一点”。确实我后来的史学类写作，文字越来越简单平易，表达也越来越直截了当，不再追求结构的出新，文字的蕴藉、含蓄和张力，因此和早期比平淡了很多，不再是酿造，而是冲泡。
同样，我的作品也引发了很多读者的愤怒。很多读者偏爱我前期的作品，比如《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认为后来我的作品文学性不够，让他们很失望。更多的读者，则指责我前期 作品“夹带私货”“太主观”“太文学”，不是他们期待的史学作品。 这几年来，读者们对我的批评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新角度，那就是研究我的“屁股”。他们说，我的历史写作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屁股”问题：他的“屁股歪”，根本没有必要看。比如一个帖子说：“张宏杰似乎天生就对明王朝有着仇恨，这在他的书中有很多体现，尤其是张宏杰对朱元璋的分析。”
对这类评价，我从来没有回复过。因为这类言辞在我听来，都是“仙人仙语”，是我的层次无法听懂和理解的。不过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为我辩解的帖子，在此愿意引用其中的观点。有一个观点其实也是我在一些讲座上经常讲的，那就是我在思考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自己进行地域限定，或者身份限定。不能你是天津人，就得歌颂煎饼馃子，谁说煎饼馃子不好吃谁就是天津的叛徒。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人”，应该从全人类的文明中汲取营养。
所以我的作品严重缺乏身份立场，比如我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恰恰是对元朝批评得最狠。我认为从秦到宋的政治文明发展，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元朝打断或者扭转了这种趋势，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明朝的很多弊端，都是对元朝的继承。
还有一些读者说我对中国文化批判太多。其实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在曾国藩系列中有很明确的体现。我出了五本关于曾国藩的书，也就是说，写曾国藩用去了我整个写作生涯三分之一的时间。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写这一个人呢？因为我觉得曾国藩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因素。要继承传统，曾国藩是最好的切口。这五本书表达的，正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 当然，对我花这么多时间写曾国藩，有好几个很熟悉的朋友也不太以为然。刘瑜在给我的书写的评论中说：“‘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跳出思维定式）……”当然，我理解刘瑜的意思是，曾国藩值得写，只是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 我写日本史也是这样。虽然我那本书的重点是分析日本文化与中国的差异，而非对日本政治道路的评价，但那本书也让一些日本朋友不太好评价，包括我的一本书的日文译者，因为书中以较大篇幅写了天皇家族的族内通婚，也讲到了日本东北地区延续到近代的独特性风俗，似乎让人有些难堪。
四
《历史的局外人》是我2 0 1 8 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我是一个随和的人，随和到有两本书的书名，不是自己起的，而是编辑起的。一本是《简读中国史》，另一本就是《历史的局外人》。编辑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我至今也没有问过。不过这次再版，我决定还是沿用这个名字。 这次再版，修订的幅度比较大，差不多有一半的内容是新写的。新写的内容，基本聚焦于读史和写史。 因为这些年来研究“屁股”的读者越来越多，读者当中，观点立场分裂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思考为什么会如此。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读史不一定明智”，就是我关于读史方面的思考和建议。这部分基本都是新增的内容。第三部分“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则一半是新作，一半是旧文。 第一部分“我与历史写作”保留了三篇旧文，新增了两篇。这部分的主题是回顾我走上史学之路的过程，记录了葛剑雄老师和戴逸老师等人对我的帮助，也阐述了我对历史学术与大众接受之间关系的看法。收入写黄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是因为他的大部分写作也可以划入“大众历史”。虽然才力不能望其项背，但是生命历程和在某些具体情境中的生命滋味总有容易共鸣之处，“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 最后一部分“番外”，呈现了我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游荡的轨迹，也呈现了我从文学青年到历史中年的生命轨迹。《鲁迅的收入与生活》是为了解答以前翻鲁迅日记时积累的一些疑惑，鲁迅是我少年时代的文学启蒙，我初中一年级时的作文就已经带有“鲁迅气”了。《我的文学青年生涯》，以前收录于旧版《千年悖论》和《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中，此次有所修订。 我知道自己的落伍。在这样一个传播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的时代，我仍然如同前工业时代的手工艺人一样，一件件地手工打造着作品，以此无益之事，聊度有涯之生。虽然经常慨叹生命的错付，“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业类团沙”，不过我更常吟咏的是这首： 春风修禊忆江南，酒榼茶垆共一担。 寻向人家好花处，不通名姓即停骖。 ——唐寅《题画》 正如我在另一本书的后记当中所说，我的写作，生于“兴趣”，死于“兴趣”，难免立意不高，深度不够。然而如果余生中仍能够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仍然能够写，并且继续有人读，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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