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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以中华传统文化共性与浙东地域文化个性的交织为脉络,深度解析“枫桥经验”诞生的文化根脉与内在逻辑。
★遵循“聚焦主题、点面结合”原则,系统搜集儒家经典、正史、地方志、族谱、碑刻等原始资料,为相关研究提供兼具覆盖面与针对性的史料线索。
★以“治理文化精粹及其传承创新”系统总结“枫桥经验”的观念渊源与制度传统,实现从史料整理到理论提炼的升华,为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延续性与时代创新性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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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系统梳理了“枫桥经验”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至今的演进脉络与当代价值,全面回顾其从“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的群防群治,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专群结合、打防并举,再到新时代的源头治理、多元调解与风险防控的综合机制,展现出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持续创新与发展。作者还结合数字化背景,深入探讨信息化治理手段、治理评价指标及“枫桥指数”等实践探索,揭示“枫桥经验”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推广,并不断与现代治理理念融合的过程。全书立足丰富史料与实地研究,既关注历史轨迹,也回应现实关切,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与演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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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叶肖华,法学博士,温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瓯越英才计划。曾任浙江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副处长(挂职)、温州市鹿城区副区长(挂职)。兼任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纪检监察学、诉讼法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余项,在《法学研究》《政法论坛》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8篇,独著、合著学术著作和教材10余部,科研成果获省部级领导批示、奖励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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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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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创新“枫桥经验”,推进社会综合治理
第一章 “枫桥经验”社会治安历史沿革
1 改革开放前枫桥地区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2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
第二章 群防群治维护社会治安的“枫桥经验”
1 群防群治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2 群防群治维护社会治安的典型事例3 群防群治维护社会治安的“枫桥经验”成效
第三章 专群结合维护社会治安的“枫桥经验”
1 专群结合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2 专群结合维护社会治安的典型事例3 专群结合维护社会治安的成效
第四章 源头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的“枫桥经验”
1 源头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2 源头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的典型事例3 源头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的成效
第五章 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的“枫桥经验”
1 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2 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的典型事例3 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的成效
参考文献
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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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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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的传统文化渊源梳理
中国传统时代的基层治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特定的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传统。 尽管由于领土广阔,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传统存在着地域性差异,但在全国的层面上也具有普遍的共性,多元与一统辩证地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社会基层治理传统的共同点对地方治理具有根本性影响。它不仅决定了不同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传统之间的共同精神特质与内在魂魄,儒家思想在地方社会基层治理方面的普遍影响力即为明证,“自汉以来,儒家思想支配中国历史数千余年,其间固有盛衰”,但“终皆未能有逃于儒”;而且在根本上决定了地方社会基层治理的发展态势及演进趋势,中国传统时代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体系的普遍儒家化,也因此具有了必然性。另一方面,不同地域范围内的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传统又独具个性。这些个性既是中国传统时代地方社会基层治理发展创新的主要表现,没有不同地域范围内个性化的社会基层治理传统在具体层面上的发展创新,各个地域之间不同地方社会基层治理的共同层面就无从实现其历史的发展;也是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传统发展的主要方式,即通过某个地方基层治理传统的个性化创新、发展,诞生了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新内容,从而创造性地推动了地方社会基层治理共同层面上的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诞生就是基于这样的个性化的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传统,它既包含着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之间的共同层面内容,又包含着浙东地方社会基层治理的特有内容。发展至今天,全国范围内“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基层治理“枫桥经验”的传统文化渊源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在共同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指导原则下,梳理浙东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传统的文化基础与文化积淀,其工作内容主要有:第一,追本溯源,从地方的传世文献中搜寻浙东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传统的文化基础与文化积淀。浙东地方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很早就形成了地方文化的自觉,并由此将自己的地域文化安放在了中华共同文化的框架之中。其中浙东文化以中华共同文化为框架进行浙东早期历史的叙事,在内容上将其追溯到传说中的三代。三代以来的上古史叙事在浙东地域文化的自觉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古越国的初始封君溯源于夏朝之说的盛行即为明显例证。第二,梳理脉络,依据地方传世文献,梳理浙东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传统文化的主要理论要素与整体性学术结构。浙东地区在学术上具有丰厚的积累,且对地方社会基层治理有重要影响,“枫桥经验”的文化源流梳理,不能不呈现先秦诸子,特别是秦汉以来全国范围内主流社会意识在浙东地区的传播、发展,展现自儒家经学获得官学地位之后浙东文化发展各阶段在地方基层治理方面的主要理论成果,重点展示宋以来浙东学派的有关理论观点与其解决问题的具体主张。第三,呈现亮点,展示特色,聚焦于“枫桥经验”产生的局部地域,深入细致地挖掘“枫桥经验”产生的直接传统文化根基,展现“枫桥经验”产生的传统优秀文化现代化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过程。一方面,挖掘诸暨的枫桥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文化资源,在理论资料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关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在浙东地区传播的相关史料,考察其在“枫桥经验”产生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同样意义非凡。浙东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枫桥经验”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文化榫接点,并最终推动了“枫桥经验”的现实生成。
社会治安是基层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重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形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1963年“枫桥经验”形成之初,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就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60多年来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矛盾和纠纷,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通过成立各类社会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践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倡导良好村风民风,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视从机制到理论、从理论到制度的提升,社会综合治理理论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强制度供给,发挥制度效能,体现了法治建设的强基导向,较好克服了基层治理力量薄弱的问题。
“枫桥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首先表现为践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并实现民间纠纷通过社会力量予以化解。人民调解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基层治理中需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在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维护、公益事业发展和公共事务管理等领域的广泛作用。只有坚持宪法和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健全维护社会治安的机制,专群结合,重视多元主体的作用,追求综合的社会治理效果,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枫桥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还表现为多元主体衔接、配合,形成维护社会治安的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明确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建立的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四环指导法”,发挥了专群结合、双向监督、相互配合、多元共赢作用。“四环指导法”是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独特方法,指“诉前环节普遍指导、诉时环节个别指导、诉中环节跟踪指导、诉后环节案例指导”,重视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通过人民调解和基层司法的良性互动,坚持民间纠纷优先调解,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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