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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琼·狄迪恩是谁？80岁代言Céline的世纪icon，史上Z酷女作家
一副墨镜拍出2.7万美金，“与猫王、披头士、玛丽莲·梦露比肩的文化偶像”（《澎湃新闻》）
“优雅、平静、克制，无论是穿着还是写作。她的风格就是她自己”（Vogue）
风靡全美的文学偶像
“狄迪恩的读者不只是她的读者，而是追随者，仰慕者，信徒”（《名利场》）
“在英文世界，Didion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是Didion-like和Didion-esque”（《卫报》）
热销百万册的殿堂级作家
34岁进入文学史 新闻史，首作《懒行向伯利恒》甫一出版便轰动全美，长销半个世纪，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文学地位，“道出了当下与未来的真相，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Knopf出版社）
几代记者推崇备至的新新闻主义先驱
何伟、奥巴马、埃莱娜·费兰特一致推荐，鲁豫陈冲许知远反复捧读，《纽约时报》《时代》《卫报》赞叹不已，广泛入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布朗大学等知名高校非虚构文学课程，成为新闻写作、文化批评、散文与创意写作等诸多领域经典范本。
“我热爱狄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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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是琼·狄迪恩跨越50年的非虚构作品合集，完整收录8部代表性作品：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其中，《懒行向伯利恒》《白色专辑》《亨利去后》侧重于文化观察，从60年代旧金山嬉皮士运动风暴的第一现场到1991年秋天最终被遣返的越南滞留难民，从“二战”后的社会失序到冷战格局最终崩溃前的漫长暗夜，是对美国文化与社会长达三十年的审视与记录：其中既有对标志性时代面孔琼·贝兹、里根夫妇、霍华德·休斯等人的精彩评传，也有对民主机构研究中心、加州交通局、《洛杉矶时报》、美共运作机制的深度解剖，有对纽约、萨克拉门托、洛杉矶、夏威夷、恶魔岛的精准速写，更有对曼森家族谋杀案、黑豹党运动、中央公园慢跑者案等震动全美大事件的追踪报道……狄迪恩出现在这个世界异常与崩溃的所有现场，以碎片化的结构、超真实的笔触，展现美国这一时期的精神图景，拆解“美国故事”的创造、破产与再生产。
《政治虚构》《萨尔瓦多》《迈阿密》则是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作品，伴随着美国核心问题的转移，狄迪恩的关切向国内外政治领域转移后的产物。通过对三届大选、一场弹劾、一宗性丑闻的深度报道，全面揭示媒体与政治如何制造公共叙事、操控公众记忆；并通过对两场代理人战争及其后果的展示，带领读者进入美苏冷战的隐秘副本。
《我的来处》创作于2003年，时年70岁的狄迪恩将镜头对准自己，但其中并无自恋与自怜，而是不惮将自己作为样本和盘托出，将其一贯以来的“内在公共性”发挥到极致，融合家族历史、加州神话与个人记忆，逐一引爆美国建国神话、拓荒者传奇、美国梦；“加州，归根结底是被加州人自己出卖的。”可谓狄迪恩回忆录式写作的开创之作，亦可视作《奇想之年》与《蓝夜》的隐秘前传。
《南部与西部》是狄迪恩深入70年代的观察笔记，也是写在50年前的激进预言。1970年夏，狄迪恩在墨西哥沿岸旅行了一个月，采访、记录，但没写出一篇文章；1976年，她去了旧金山，报道帕特里夏·赫斯特审判，但发现自己更想写的是西部对历史的理解。在西部，没有人记得过去；而在南部，没人会遗忘过去。过去从未过去，过去正是未来。而如今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未来中，让她的观察读起来像是一个被忽视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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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琼·狄迪恩（Joan Didion，1934—2021），美国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创作，作品见于Vogue、《星期六晚邮报》、《生活》杂志、《时尚先生》《纽约书评》等。
2005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7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年度奖章。2013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授奖时称，狄迪恩“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是美国政治与文化最尖锐、最可敬的观察者”。
【译者简介】
许晔（《懒行向伯利恒》《亨利去后》《南部与西部》），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东亚研究专业。曾任凤凰网编辑、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见于凤凰网、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平台。
张之琪（《白色专辑》），媒体人，曾任界面新闻记者，现为中文播客“随机波动”创始人、主播。
周子寰（《萨尔瓦多》），圣安德鲁斯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生，主持人类学翻译平台“还有本书没读”。
董牧孜（《迈阿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哲学硕士，历任《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文化纵横》编辑、哔哩哔哩智库研究员，现为上海《东方电影》杂志社执行主编。撰写文化评论及访谈百余篇，散见于澎湃新闻、《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Vogue等媒体。
傅适野（《政治虚构》），媒体人，曾任界面新闻记者，现为中文播客“随机波动”创始人、主播。
徐亚萍（《我的来处》），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著有《超越实证逻辑：媒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方法论》，曾于澎湃新闻撰写“真实影像”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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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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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序言..........i
懒行向伯利恒..........1
白色专辑..........175
萨尔瓦多..........339
迈阿密..........397
亨利去后..........533
政治虚构..........689
我的来处..........873
南部与西部..........1013
【分册目录】
序言.........i
《懒行向伯利恒》
前 言..........11
Ⅰ 黄金国的生活方式
黄金梦中客..........17
约翰·韦恩：一首情歌..........31
亲吻永不停止的地方..........40
美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的拉斯基同志..........51
罗曼街7000号，洛杉矶38区..........55
加州梦..........60
荒谬婚姻..........65
懒行向伯利恒..........69
Ⅱ 自 我
记笔记..........99
自 尊..........106
我忘不掉那只怪兽..........111
道 德..........118
回 家..........123
Ⅲ 心中七地
土生女札记..........129
天堂（21°19‘N.，157°52’W.）来信..........139
万古磐石..........151
无望海岸..........154
瓜伊马斯，索诺拉州..........158
洛杉矶笔记..........160
别了，这一切..........165
《白色专辑》
Ⅰ 白色专辑
白色专辑..........183
Ⅱ 加利福尼亚共和国
詹姆斯·派克，美国人..........213
圣 水..........219
数座官邸..........225
盖蒂中心..........230
官 僚..........234
好公民..........239
梦幻政治笔记..........247
Ⅲ 女 性
女性运动..........257
多丽丝·莱辛..........264
乔治亚·欧姬芙..........269
IV 客 居
群 岛..........275
好莱坞..........288
床 上..........299
路 上..........303
商 场..........308
波哥大..........313
大 坝..........320
V 六十年代过后的一个早上
六十年代过后的一个早上..........325
在马里布的宁静日子..........328
《萨尔瓦多》
《迈阿密》
第一部分..........403
第二部分..........411
第三部分..........445
第四部分..........493
说 明..........517
《亨利去后》
I 亨利去后
亨利去后..........541
Ⅱ 华盛顿
渔王之域..........549
Ⅲ 加 州
黄金西部的女孩..........567
环太平洋..........576
洛杉矶纪事..........595
市政厅一瞥..........610
洛城黑色故事..........622
火 季..........629
时代镜报广场..........634
Ⅳ 纽 约
滥情之旅..........653
《政治虚构》
前 言..........695
局内人棒球..........703
奥兹的西翼..........725
紧盯战利品..........755
巨星纽特·金里奇..........780
政治色情片..........793
斗士克林顿..........806
维希华盛顿..........825
上帝的国度..........846
《我的来处》
第一部分..........879
第二部分..........935
第三部分..........973
第四部分..........999
《南部与西部》
前 言..........1019
南部笔记..........1025
加州笔记..........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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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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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黄金国中的爱与死的故事，要从一片土地说起。从洛杉矶出发，沿着圣贝纳迪诺高速路向东行驶，只需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圣贝纳迪诺山谷，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里已经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土地了：不是有着亚热带黄昏和从太平洋吹来的和煦西风的海岸，而是一个更加粗粝的加州，忍受着山那边莫哈韦沙漠的侵扰，以及干热的圣塔安娜风的摧残。风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越过山口，呼啸着穿过桉树防风林，扰动每一根神经。10月，风最折磨人的时节，呼吸困难、山林自燃的时节。4月以来，没有下过一滴雨。任何声音听起来都像是在尖叫。风过境处，遍地都是自杀、离婚，以及针刺般的恐惧。
摩门教徒定居在这片不祥的土地，又遗弃了它，但他们离开时，第一棵橘子树已经种下。接下来的一百年中，还将有另一群人被圣贝纳迪诺山谷吸引而来，梦想着在诱人的水果间安身，在干燥的空气里发展繁荣，他们带来了中西部的建筑、烹饪和祈祷方式，并试图把这些生活方式移植到这片土地上。移植的方式很神奇。这是一个人可能从出生到死亡都没尝过一次洋蓟，也没见过一个天主教徒或犹太人的那个加州。这是拨打祷告热线很容易，但买本书却很难的那个加州。在这里，人们的信仰不知不觉地就从《创世记》的字义解释变为《双重赔偿》的字义解释。在这里，到处是逆梳的蓬蓬头和七分裤，女孩们的一生差不多一眼就能看到头：穿上长及腿肚的白色婚纱，生下一个金伯莉或者谢里或者德比，来上一场蒂华纳离婚，再回到美发学校里去。“我们就是些疯孩子。”她们望向未来，毫无悔意。在黄金国，未来总是金闪闪的，因为没人会记得过去。
在这里，热风刮过，旧有的生活似乎已然失效，离婚率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每三十八个人里就有一个住在拖车上。所有那些来自别处的人，所有那些逃离寒冷、过往，以及旧有生活方式的人，到了这里，就抵达了终点。在这里，他们想要找到一种新的活法，而他们唯一知道可以去寻求的地方，就是电影和报纸。露西尔·玛丽·马克斯韦尔·米勒案，就是这种新生活方式的通俗小报版传奇。
每周有三四天的下午，我们都会坐在一个黑黢黢的昆塞特小屋里的折叠椅上，这里就是我们的电影院了。1943年的夏天，屋外刮着热风，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约翰·韦恩。看到他走路的样子，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在电影《在古老的俄克拉何马州》里对一个女孩说，他会在“河湾处生着棉白杨的地方”给她建一座房子。显然，我并没有长成一个西部片女主角那样的女人，虽然我后来认识的那些男人拥有众多优秀品质，也带我住过很多我很喜欢的地方，但他们都不是约翰·韦恩，也从未带我去过河湾处生着棉白杨的地方。在我心底某处，人工雨下个不停，我还在等待那句台词。
我讲这些，并不是在进行自我剖白，也不是在练习全面回忆，我只是想向你们展示，当约翰·韦恩策马从我的童年，或许也有你的童年越过时，或许已经永久地形塑了我们一些梦的模样。这样一个男人似乎永远不可能得病，不可能患上无法解释也无法治愈的疾病。这个传言激起了某种隐隐的恐慌，仿佛我们的童年也被丢进了悬疑不定里。在约翰·韦恩的世界里，他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他会说“咱们走”，还有“上马”“前进”和“男人就得干他该干的事”。“嘿，你好。”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孩时，他这样说，女孩可以是在工棚里，在火车上，或者只是站在门廊里，正等着某人骑马穿过高高的野草，来到她的面前。只要约翰·韦恩开口，便是确定无疑的；他一身强势的硬汉气质，就连孩童都能领会。在这个我们从小就知道早已被贪婪、怀疑和麻木含混充斥的世界里，他代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以前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但如今绝不存在的世界：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以确立自己的原则并一以贯之；在那个世界里，一个男人做了他该做的事，就可以在某一天带上他的女孩，骑马穿过浅浅的谷地，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里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河湾，棉白杨在晨曦中闪着微光，而不是在医院里，体内某处正在衰竭，只能躺在高高的病床上，身边围绕着鲜花、药物和硬挤出的笑容。
在作为她自己之前，琼·贝兹首先是一个人物，和所有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一样，她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无助的牺牲品，受困于外界如何看她，如何写她，希望她是什么样或不是什么样。她被赋予的角色看似多样，但始终不离一个主旨。她是反抗者的圣母玛利亚。她是示威运动的卒子。她是不开心的心理病人。她是从不训练嗓音的歌手，把捷豹开得飞快的叛逆女孩，与鸟和鹿一同藏在丛林里的莉玛。更重要的是，她是那个有“感觉”的女孩，那个始终保有青春期的敏感和疼痛，永远受伤、永远年轻的女孩。现在，在一个创伤不顾人的意愿开始自行愈合的年纪，琼·贝兹几乎一直待在卡梅尔谷。
为什么我们如此喜欢这些故事？为什么我们把这些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一个与我们所有的官方英雄截然相反的男人—一位来自西部、魅影一般的富豪，身后拖着关于绝望、权力和白球鞋的传说——塑造成一个民间英雄？但我们一向如此。我们最喜欢的人和故事之所以是这样，并非源自其固有的美德，而是因为它们揭示了我们人性中深藏的东西，我们矢口否认的东西。赤脚的乔·杰克逊、沃伦·加梅利尔·哈丁、“泰坦尼克”号：强者是如何沉没的。林白、斯科特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玛丽莲·梦露：被诅咒的美人。还有霍华德·休斯。我们把霍华德·休斯塑造成英雄，这道出了有关我们自身的一些有趣之处、一些只有模糊记忆的事实；道出了在美国，金钱和权力真正的秘密，既不在于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也不在于权力本身（美国人会为财富感到不安，为权力感到愧疚，欧洲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自己是如此金钱至上，擅弄权术），而在于绝对的个人自由、流动性和隐私；在于这种冲动，它在整个十九世纪驱使着美国向太平洋扩张；在于这种渴望：只要想吃三明治就可以随时找到一家营业的餐馆，成为一个自由人，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
当然，我们不会承认。承认这种本能意味着社会性自杀，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很久以前，莱昂内尔·特里林就曾指出，在“我们自由主义精英阶层的理念和内心深处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所谓的“致命的割裂”。“我只是想说，”他写道，“我们的精英阶层对逐利动机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即便这种怀疑是温和的，他们信仰进步、科学、社会立法、规划和国际合作……这些信仰对这些信徒们来说意义非凡。但我有一个批判，并非针对我们的信仰，而是针对我们信奉它们的方式，那就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一流作家出现，用一种伟大的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理念，及其所伴生的情感。”表面上，我们钦佩那些践行这些理念的人。我们钦佩阿德莱·史蒂文森那样的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一个不会被潜在的心理病态模式控制的人。在富豪中，我们表面上钦佩保罗·梅隆，一个欧洲式的富有社会责任心的财富继承者。但在我们表面上钦佩的英雄和实际上钦佩的英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想要理解霍华德·休斯，我们就不可能无视这无底的鸿沟，它就横在我们宣称想要的和实际想要的之间，在我们表面上钦佩的和实际上渴望的之间，以及推而广之，在我们选择结婚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之间。在这个似乎愈发重视社会美德的国家里，霍华德·休斯不仅是反社会的，更是去社会化的，堂而皇之，辉煌灿烂，无与伦比。他是最后一个私人的人，是我们不再承认的梦。
关于赌城大道上那些有着许愿井、纸糊的彩窗和塑料捧花的教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们的业务远不只是提供便利，不只是秀场女郎和盗版克罗斯比在深夜的仓促结合。当然确实有这些。（有次晚上11点，我看到一个身穿橙色超短裙的新娘，浓密的头发如同火焰，正跌跌撞撞地从赌城大道上的一家教堂里走出来，搀着她的新郎长得就像迈阿密黑帮电影里那种随时可能被·牺牲的侄子。“我得去接孩子们，”新娘嘟囔着，“我得去接保姆。我得去午夜秀。”“你得做的事，”新郎说着，打开凯迪拉克双门城市轿车的车门，看着她瘫在车座上，“是醒醒酒。”）除了便利，拉斯维加斯真正售卖的是美好，是体面婚仪的复制品，卖给那些不知道该怎么找到它、如何筹划、怎样“正确”完成的孩子们。从早到晚，在赌城大道上，你都能看到真正的婚礼团，在刺眼的灯光下等着过人行横道，在边疆酒店的停车场里忐忑地站着，等着“西部小教堂”（“明星婚礼举办地”）雇来的摄影师拍下照片，见证这一时刻：新娘披着头纱，穿着白色缎面高跟鞋，新郎一般都穿着白色礼服，甚至还有一两个伴娘，通常是姐妹或最好的朋友，穿着桃红色软缎裙，戴着撩人的面纱，捧着康乃馨。“当我坠入爱河，那就是永远。”乐手弹着手风琴，接着是《罗恩格林》中的几个小节。母亲哭了，继父不太适应自己的角色，邀请教堂的女主持一起去金沙酒店喝上几杯。女主持保持着职业的微笑，拒绝了邀请，她的注意力早已转移到了等在外面的下一群人。一位新娘出去，下一位又进来，教堂门上再次挂起牌子：婚礼时间——稍等片刻。
中心分崩离析。这是个充斥着破产公告、公开拍卖通知、司空见惯的随机杀人调查报告、失踪儿童、废弃的房子和连自己涂鸦中那个四个字母的单词都拼不对的暴徒的国家。这个国家里，家庭经常消失，留下一地无法兑换的支票和贷款公司收回房产的文件。青少年在城市间漂流，蛇蜕皮一般，蜕下过去和未来，孩子们从未被教导，如今也学不到那些维系社会运转的游戏。人们销声匿迹。孩子不知所终。父母音讯全无。留下的人们敷衍地填写失踪人口报告，随后也离开了。
这不是一个正在历经革命浪潮的国家。这不是一个深困敌围的国家。这是1967年凛冽晚春里的美利坚合众国，市场稳定，GNP很高，许多善于表达的人似乎都颇具社会责任感，本应是这个国家充满壮志与憧憬的一个春天，但它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安地意识到，它不是。
由于媒体获得的信息是去政治化的，没有人注意到这一街区的紧张局势在持续升温，即便是在那段记者蜂拥而至的时期，街上挤满了来自《生活》、Look、CBS的观察者，以至于他们能观察到的几乎只有同行。观察者们不加甄别地相信了孩子们的话：他们这一代摒弃了政治行动，超脱于权力游戏，新左派只不过是另一场自我陶醉的表演。因此，海特—阿什伯里街区里根本没有什么活动家，每周日发生的那些活动不过是自发的游行，正如“挖掘者”所说，由于警察残暴，青少年们没有任何权利，流浪至此的人们被剥夺了自决的权利，有人正在街上活活饿死，这里是一个越南战争的缩影。
当然，活动家们——不是思想已经僵化的那些，而是以充满创造力的方式搞无政府主义革命的那些——很久前便抓住了媒体至今尚未理解的现实：我们正在见证重要时刻。我们正在见证一群可笑的毫无社会经验的孩子，在社会真空中极其努力创建一个社群。一旦我们见过这些孩子，我们都无法再对这真空视而不见，无法再假装社会的原子化可以恢复如常。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代际反抗。在1945年到1967年间，不知怎么的，我们忽略了把这场我们都在其中的游戏的规则教给这些孩子。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再相信这些规则，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这场游戏本身已经失去了信心。也许只是因为身边已经没有人可以教。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脱离了由表亲、姑婆、家庭医生和世交组成的关系网络，而这正是展示和维系社会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他们四处流浪：圣何塞、丘拉维斯塔、这里。他们不是在反抗社会，更多的是对社会一无所知，于是只能反弹那些最热门的社会议题：越南、保鲜膜、减肥药、原子弹。
他们反弹的正是被灌输的信息。因为他们不相信语言—语言是给“打字机脑袋”用的，切斯特·安德森告诉他们，任何需要借助语言的思考，只是又一场自我陶醉的表演—所以他们掌握得最熟练的词语，都是社会的陈词滥调。与此同时，我仍然坚信，一个人能否独立思考，取决于他对语言的掌握；我对那些在描述父母不住在一起时只能说出“破碎的家庭”的孩子并没有太多信心。他们才十六岁、十五岁、十四岁，一个比一个小，一群等待着被授予语言的儿童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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