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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知名学者朱晓进文学史研究集大成之作。共收录论文29篇，对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构建大有裨益，为我们从事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提供了诸多思想方法的启示。
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路”，第二部分为“文化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第三部分为“文学语言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研究”。
装帧典雅考究，版式疏朗明晰，藏读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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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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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论文选》为《朱晓进学术文集》第一卷，全书收录论文29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路”，第二部分为“文化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第三部分为“文学语言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研究”。主要内容涉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诸多典型现象的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诸多规律的探讨、对中国现代诸多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分析、对一些文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究、对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学史观和思想方法的解析、对诸多文学史研究思路和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演示等等，对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构建大有裨益，为我们从事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提供了诸多思想方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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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晓进，男，汉族，1956 年 12 月生，江苏泰州人。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曾兼任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等。
全国首届高校国家级教学名师（2003年）、全国模范教师（2004年）、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02年）、全国教育战线师德先进个人（200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江苏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1998年）、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1年）、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2003年）、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专家（2007年）、江苏省 333 工程科技领军人才（2007年）、江苏省 333 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13年）等。
曾先后主持“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年）、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2004年）、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2007年）、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9年）、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2014年）、江苏省当代作家研究中心（2014 年）。
曾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主编全国性教材多部。主要学术著作有《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鲁迅文学观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找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鲁迅研究》（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学术研究成果获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2013年、2009年、1998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 次（1997年、2007年、2011 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年）；教学成果获得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年），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2 次（2002年、202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2 次（2004年、2009年），江苏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2014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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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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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路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
重读五四
五四文学传统与30年代文学转型
论30年代文学杂志
略论30年代文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
政治化思维与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政治激情与30年代文学的审美风貌
重新进入“十七年文学”的几点再思考
标示了一个时代的美学观念——邵荃麟美学思想评析
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学史研究的思路——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多样性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历史意识
找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自序
文化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从文学的“方法热”到“文化热”
研究目的·适用对象·学术规范——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笔谈
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存目）［见《朱晓进学术文集（第二卷）》］
——《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导言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山药蛋派”（存目）［见《朱晓进学术文集（第三卷）》］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导言
中国3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存目）［见《朱晓进学术文集（第四卷）》］
——《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引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导言
鲁迅艺术活动的文化目的及其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3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政治文化心理与30年代文学
政治文化与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从地域性文化特征看“山药蛋派”的历史命运
文学语言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研究
鲁迅与语言文化
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
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
鲁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体选择
政治文化语境与30年代特殊文学文体的盛行
略论“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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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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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中国文学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建立，是20 世纪初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有文学理论研究，如《文心雕龙》《艺概》《诗品》之类；有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但唯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从1904 年印行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算起，中国文学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文学史观的问题。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这的确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的理论自觉。在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曾有过对文学史观的数度强调，而几乎在强调过后也曾产生过对史观问题的疑虑。文学史观作为方法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南”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渗透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是由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结果所隐含着或显现着的，如果仅仅将某种史观当作“构造体系”的公式和贴到各种文学现象去的标签，就容易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时落入“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套路，而有违“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原则。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没有文学史观的统摄，分散的文学现象往往难以凝聚成史。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一
中国人蕞早为文学作“史”，主要接受了进化论的史观，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蕞初的研究，尤其是在五四时期占重要地位。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1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由上古叙述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24年泰东图书局初版），其中心史观也是进化论的，他在1929 年更是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进化史》（开明书局），在书名上就标明 “进化”二字。稍后，郑振铎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插图本）、《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古卷》等文学史著作。他在介绍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基本上是重复胡适的观点，认为只要掌握了“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便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耙，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
“进化的文学史观念”在20 世纪20 年代比较盛行。由于进化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运动和变迁、发展和进步、联系和规律，应该说就蕞初的文学史研究而言，进化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品格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进化的文学史观念的过分强调，使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论色彩过重，文学史研究似乎仅仅为了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却多少被忽略了。而且，进化的文学史观念本身在方法论上导致的线性思维和决定论思想方法，也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引起了研究界的不同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0 年代学界对之的反拨。
明确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周作人。他在1932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而这“两种不同的潮流”，周作人是概括为“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这种归纳是否准确可以讨论，把“二元”简化成“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这难以解释包括“白话文学”在内的文学史现象。其实，完全可以设立多条“二元”线索，例如再设立一些诸如“雅与俗”、“文言与白话”、“文人”与“民间”等的二元线索，也许能够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等多方面的演变中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周作人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意在对进化的文学史观的反思和反拨。周作人认为，五四以后的学者以“进化论”治文学史，其长处是终于结束了此前对文学的“孤立的、隔离的研究”，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史的研究”。但同时周作人又指出，以“进化论”研究文学史，其缺点也太明显，这就是易于“空想”出“文学上的一直的方向”，即认为文学是沿一条直线向着某一目标不断进化发展的。周作人还直接点了胡适的名，他说：“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要这样走下去。”周作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大赞同”这种“意见”，而坚持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这种重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的观点，起码可以对“进化的文学史观”起一种纠偏作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既然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目的地”，就不能不否定或忽略非白话文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这完全是带着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倾向的，如此描述出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周作人强调文学发展史中“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情况就很不一样，它没有预设的文学发展目标，各种对立、对峙的文学现象便都能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这就在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前进了一步。
30 年代像周作人这样对进化论文学史观明确进行质疑的虽不多，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直接使用进化论史观的已不多见。与20 年代较多的文学通史相比，30 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趋向于精细化，更注意文学发展的具体性和复杂状态，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也更多了一些断代史、文体史。这多少可以表明，人们似乎不再对一条线贯穿到底的文学史写法过于自信，开始关注每一时段文学发展和不同文体体裁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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