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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六点评论系列原创佳作，聚焦美国19世纪至20世纪的外交重大事件，透析美国发展的思想史脉络
★ 深度聚焦门罗宣言、威尔逊主义等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理念
★ 细致考察原初文本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与深层观念结构
★ 系统批判美利坚自由主义帝国演进的思想脉络与伦理品格
★ 全面反思21世纪人类社会的政治处境与历史命运等终极命题
★ 书末附三篇美国外交经典文本中译文（本书作者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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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823年《门罗宣言》颁布至今，两个世纪过去了，距离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致国会的演说也已百年有余。然而，国内学界对美国外交的认知要么徘徊于政策、制度等器物层面；要么囿于解读和阐释当下即时或偶发性事件，却疏于关注美国对外关系中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哲学基础变迁及思维倾向性更替等长时段起作用的深层次要素。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聚焦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范畴，着重考察原初文本蕴含或承载的意识形态内容及观念结构，进而为梳理和辨析美利坚自由主义帝国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及伦理品格，以及思考21世纪人类的政治处境和历史命运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一个虽然渺小但或许并非全无价值的知识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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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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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文广，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获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思想史、国际关系思想史，兼及地缘政治理论，在《拉丁美洲研究》《政治思想史》《政治与法律评论》《中外关系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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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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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第一章 1823年“门罗咨文”义理发凡
引子
一、体例、修辞与逻辑进路
二、西半球·亚美利加大陆、空间政治与“地理道德”
三、历史方位与外交规范（律令）
四、余论：门罗咨文的政治史学
第二章 青萍之末：美国对外干预法权学说的起源与演进（上）
引子
一、门罗主义与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
二、19世纪后期对外干预思想的继续发展
第三章 支配世界：美国对外干预法权学说的起源与演进（下）
一、“罗斯福推论”与“国际警察权”学说
二、威尔逊主义与美国作为“导师”的干预权利
三、余论：美利坚民族主义与对外干预
第四章 世纪变局：门罗主义大辩论的缘起和展开（1895—1900）
引子
一、委内瑞拉危机与激辩古典“门罗主义”
二、吞并菲律宾与新旧“门罗主义”观交锋
第五章 门罗主义大辩论与亚美利加的重塑和再定位（1900—1920）
一、“罗斯福推论”与美国—欧洲—南美政治关系的再校准
二、伍德罗·威尔逊与作为“世界政策”的门罗主义
三、余论：作为意义解释框架的门罗主义
结语 美国“世界政策”的两次奠基
附录一 詹姆斯·门罗总统致国会的咨文（1823年12月2日）
附录二 威尔逊总统致国会的演说（1917年1月22日）
附录三 威尔逊总统提请参议院批准《凡尔赛和约》的讲话（1919年7月10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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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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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兼及我的学术心路历程
如果说哲学缘起于惊奇，那么，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则发端于十年前我在准备博士论文过程中经历的深深困惑。
由于那时的我对近代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历程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思想资源颇感兴趣，期望能为处在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提供历史的镜鉴，故在与导师商议并经同意以后，遂决定以“走出孤立主义：美国对外关系中‘国际主义’思想的演进（1871—1921）”作为论文的选题开展研究。
记得在初期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有两本小册子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本是由伊迪丝·M．菲尔普斯编辑的《门罗主义精选文集》，另一本是由国会图书馆编辑的《门罗主义参考文献列表》。考虑到这两本小册子及辑录文章的出版或发表时间，我凭直觉意识到：这些关于门罗主义的论辩文章与我正在从事的研究主题高度相关，因而极可能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然而，在那时，对我这个于美国外交思想史仅有贫乏认知和了解的人来说，在面对这些材料的时候，却陷入深深的茫然与困惑之中：何谓“门罗主义”？设若“门罗主义”一开始是与1823年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国情咨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为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又会异常热烈地讨论“门罗主义”？或者换一种提问的方式：当提到“门罗主义”这个词的时候，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究竟在为了什么而起劲地论辩？更进一步地，这样的论辩与我的研究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关联的真正意涵又是什么？
这些疑问与困惑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虽经苦苦思索，却始终无法找到破解的线索和入门的路径。受其影响，我的论文一度陷入无法向前有效推进的困窘境地。而在当时，我其实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清晰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竟然有着不易察觉的内在联系。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将手中的论文暂时放下，转而另辟蹊径，就美国早期对外干预思想源起及演进的线索进行系统梳理。然而，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美国早期对外干预思想的直接渊源只能从门罗主义——更具体说就是1823年《门罗宣言》——那里去找，于是，当《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一文撰写完毕后，继而又萌生了进一步的疑问与困惑：原初的“门罗宣言”与后世一般所说的“门罗主义”之间究竟有着何种内在的关联？
这是一个真正的学术考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八二三年“门罗宣言”义理发凡——基于话语构造与观念结构的视角》一文终于成稿。正是经由此文的写作，我才搞清楚1823年《门罗宣言》作为原初的“门罗主义”究竟表达了什么，并进而廓清门罗主义在美国对外关系乃至在（作为政治民族的）美利坚民族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
这时——也只有到这时，当我站在全新的学术制高点上，长久以来萦绕在心中的那些疑问和困惑经由理智之光的照耀，霎时间变得容易理解了。最终，《门罗主义大辩论与“亚美利加”（America）的重塑和再定位（1895—1920）》为我漫长、曲折而艰辛的读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伴随困扰我多年的疑问与困惑烟消云散，此时的心境，唯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形容方最恰如其分。
当然，以上叙述绝不是在暗示我的研究已完美无缺或相关结论是真理性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是学术研究，则必定可以争鸣和讨论——更何况，此书讨论的主题异常复杂与宏大，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却只能是个体视角，但个体的视角难免会有偏颇。
掩卷沉思，感怀万千。经由深度研读思想文本，无论门罗还是威尔逊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似乎瞬间“活”了起来。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我们或许依然没有走出门罗主义及威尔逊主义向时间和未来投下的长长阴影。如果说感悟和聆听历史的脉动是一种伟大的才智，那么，就理解当代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所谓“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思想观念基础而言，选择詹姆斯·门罗和伍德罗·威尔逊这两个重要美国历史人物的思想文本作为分析聚焦的对象，在学理上应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原因在于：在门罗与威尔逊背后，实际上有个共同的思想线索——America——将二者串联起来，或者换一种更贴切的说法：归根究底，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均不过是对America这个核心主题的时代性及个体性阐释而已。
值此书付梓之际，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院蔡佳禾教授与谭树林教授。蔡老师是著名的美国冷战史专家，学问广博而精深，为人儒雅谦和。他对我的学术探索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包容，允许我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论文选题并自由地把握读书和写作的节奏，但在关键节点上又不失恰到好处的点拨和提醒。谭老师深耕中外关系史多年，学术造诣深厚，为人朴实厚重。在学术人生的起步期，两位老师对我的提携和知遇之恩，我将始终铭记在心。此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院朱瀛泉教授、朱锋教授、洪邮生教授、郑先武教授等也曾在学术上给予我宝贵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除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各位授业恩师外，我还要特别向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四年前，当刘老师知悉我的研究构想后，马上表示了认可与支持。正是在他的指点、鞭策和鼓励下，我才有充足的信心和勇气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难关。毫不夸张地说，拙著能以目前的样貌和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与刘老师融通中西的学术眼光、奖掖后进的长者胸怀及海纳百川的人格气质分不开。
不惟如此，刘老师对我的信任、鼓励和宽容也将成为我在学术道路上勇毅前行的不竭动力源泉。
在求知问学的路途上，要感谢的师友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在此特别致谢周小华、孙灿、仇朝兵、李书剑、王汝良、田密、孙博、王南森、刘强、洪涌清、孙武、章永乐、魏磊杰、刘磊、朱兴和、汪治、刘彬、沈尚武、接剑桥、吕颖等。我还要向《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黄念老师、《政治思想史》编辑部陈卫明、郭小雨老师及《政治与法律评论》编辑部吴景键博士等致以由衷的谢意。
还要感谢上海六点文化创始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的赏识，感谢责任编辑彭文曼女士不辞劳苦、严谨细致的编校工作，促使拙著顺利出版。此外，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的本科母校，“六点评论”系列又是国内公认的知名学术出版品牌，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能忝列其中，这对一名出生于川北秦巴山地深处的农家子弟来说，既是荣耀和幸运，也是鞭策和鼓励！
十几年来，为了支持我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夫人朱丽华女士几乎凭一己之力扛起了所有的家庭重担。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了一丁点成绩和进步，那么，其中至少有一半包含着她的付出和汗水。13年前，女儿出生，孩子也是我崎岖坎坷学术道路的全程见证者。正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漫长而艰辛的学术道路上才有了一抹抹充满希望的亮色。
当然，学无止境，书中错漏、不当之处恐在所难免，所有问题概由本人负责，恳请方家不吝指正。
付文广
2024年9月
1823年“门罗咨文”义理发凡
（节选，注释从略）
引 子
（1823年）12月初一个异常寒冷的傍晚，门罗的信使戴着围巾和手套，骑着一匹漂亮的黑马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进……沿街的行人没有特别注意到他。诚然，没有人会猜到他夹在腋下的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送信人的包裹里有几叠纸，上面有着几十个平淡无奇的段落，提到诸如邮政条例和税务之类的琐事。但这份文件也包含了改变美国外交程序、实践和未来数十年历史的文字……信使先去了参议院会议厅，接着又去了众议院会议厅，把包裹递给参议院议长（副总统，来自纽约州的丹尼尔·汤普金斯）和众议院议长（来自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辉格党创始人）。最后，信使转身走出国会大厦，重新上马，沿宾夕法尼亚大道原路返回……
这段文字记述了1823年12月2日詹姆斯·门罗总统派遣信使向国会传递年度国情咨文——其中有关外交政策的部分构成了后世所谓《门罗宣言》——时平淡无奇的场景。
确实，仅仅从文字的表面意义来看，咨文的内容同样平淡乏味。这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要知道，即便在咨文发表后近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份文件阐述的各项原则并未在公众中激起太大反响。例如，1828年出版的第一部美国外交史著作——《美国外交》（西奥多·莱曼著）——没有提到门罗咨文。即便到1848年，西沃德（Wiuiam Henry Seward，1801—1872）在为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gy Adams，1767—1848）——门罗总统的国务卿和《宣言》最重要的幕后策划者——撰写的传记中还认为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对这份文件的态度逐渐有了改变。大致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Monroe Doctrine（门罗主义）的表述正式出现，用来指称门罗总统1823年国情咨文中阐明的原则及后来对它的不断应用和重新解释中表达的原则；而Doctrine这个词的运用更是表明，“门罗主义”似乎开始具有某种特殊的宗教性质及神秘内涵，或至少受到了通常与宪法原则相等同的膜拜。
在美国学术界，对“门罗主义”的评价向来不乏溢美之词。早在1940年代，历史学家德克斯特·珀金斯（Dexter Perkins） 就称门罗的咨文是“所有国务文件中最重要的”；查尔斯·芬威克（Charles Fenwick）称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圣约方舟”（ark of the Convenant）；格雷厄姆·斯图尔特（Graham Stuart）将其描述为国家外交的“至圣所”（the Holy of Holies）；沃顿·摩尔（Walton Moore）认为“门罗主义虽然没有被写入宪法，但比宪法更具有根本性”。某种程度上，正因为门罗主义与美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及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完美契合，以至于它有时被直率地称为“美利坚主义”（the American doctrine）。
尽管如此，与“门罗主义”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事实依然是，20世纪以来门罗主义的“存在理由”已至少五次被“合乎情理”地宣告“终结”过！例如，1913年耶鲁大学教授西拉姆·宾厄姆宣称门罗主义经过“罗斯福推论”改造得面目全非，已变成“过时的陈旧原则”。1934年，加斯顿·纳瓦尔认为门罗主义中固有的单边主义与“一战”后崇尚多边合作的国际潮流背道而驰，而随着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睦邻政策”的提出，它已行将就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古巴成为西半球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它与苏联事实上的军事盟友关系，学者拉曼·威尔逊又断言“门罗主义在当代语境中已不复适用”。1994年，随着冷战结束和共产主义对西半球威胁的消除，耶鲁大学教授加迪斯·史密斯宣布这一学说已失去了意义。2013年11月，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美洲国家组织发表讲话时公开宣称“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终结”。
然而，事实却一再证明，这些预测和宣告无一例外全都是错的。
不仅如此，2019年4月17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在宣布针对委内瑞拉、古巴与尼加拉瓜的制裁时公然声称：“今天，我们自豪地向所有人宣布：门罗主义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无独有偶，2022年2月7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在议会发表演讲，声称中国与阿根廷在核能等方面的合作是对“门罗主义”的直接挑战；在中国已经“入侵”美洲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更加专注，否则会与俄罗斯一样，陷入“衰落大国”的命运。
于是，问题来了，既然自1823年门罗总统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间已过去了两个世纪，况且当初推动咨文出台的具体关切随着时间流逝早已烟消云散，为何作为其观念内核的思想对应物——门罗主义——非但没有淡出历史舞台，反倒一次又一次“重获新生”？此外，考虑到门罗主义毕竟是从门罗咨文的母体中滋生出来的事实，人们有理由追问：从意识形态或观念结构的视域来审视，原初的门罗主义——1823年门罗咨文——究竟表达了什么？
从既往的研究来看，学界大都有意无意地把“咨文”（Message）设定为一个固定的参考原点，继而将由此衍生的各种“主义”（Doctrine）变体及名目繁多的“推论”视为对“咨文”本身的扩展、偏移甚至背离。问题在于，在“主义”的各种变体与“咨文”的原始文本之间，是否共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源结构”或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否则，“咨文”不断被后世政治家进行延伸解释的巨大弹性空间又从何而来？
行文至此，一个可以合理假定的公理性前提已呼之欲出：1823年门罗咨文实际上系统地触及了美国对外关系的哲学或本体论层面。这意味着，作为从空间及时间维度表达美国自由主义理念型政治体身份和“天命”的话语修辞，咨文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关涉美利坚民族主义特别是对外关系意识形态结构的“元叙事”。
更具体地说，作为美利坚民族主义言简意赅和富有弹性的表述，咨文内在蕴含着空间—地理推理与理念—规范性推理要素，其不仅为美国在西半球谋取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并将其化约为有意义的地缘政治框架，在文化上表达亚美利加（America），而且为整合“反殖民”与“帝国主义”这两个表面上互不相容的概念过程提供了一整套话语修辞。（译注：一般而言，America这个词系指西半球或美洲大陆；然而，在英语中，America通常被理解为仅指称美国或美利坚。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在咨文中，其一开始就巧妙地利用了该词义的模糊性，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将宣言的意识形态视野提升至半球水平，进而把美国与美洲（更准确提法应是“亚美利加洲”［American Continent］）的政治理念和利益加以混同，最终为将美国塑造成西半球理所当然的“家长—老大哥”“保护者”和“代言人”角色埋下了历史伏笔。在本书中，考虑到“美洲”或“美洲大陆”的提法已约定俗成，故在一般的地理表述方面仍照例沿用；而在同时表征政治理念（价值规范）与地理—空间要素的场合，则酌情采用“亚美利加”或“亚美利加大陆”的音译提法。）不仅如此，咨文以“信条化”方式阐述的“不殖民”“我们与他者”以及“战争或武力作为防御机制”等洛克规范和律令，还为美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行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概言之，鉴于这份被历史学家称作美国“外交独立宣言”的文本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有关门罗咨文及其观念衍生物——门罗主义——的话题历来都吸引着学界关注的目光。然而，总体上，对咨文的探究，尽管研究门罗主义的权威、史学家珀金斯早在上世纪就指出了它“意识形态文件”的本质属性，遗憾的是学界仍大多仅基于其出台的时代背景、酝酿过程及现实指向等政策性维度切入，鲜有人聚焦咨文文本的话语修辞，厘清背后的微言大义与逻辑进路，当然更谈不上以此为突破口揭橥其意识形态结构的内在规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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