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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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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深刻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氛围，着重研究了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30年代各派作家的实际反应和相应采取的文学策略；总结了由此形成的文学发展在整体上的一些重要的或基本的特点，较为具体地研究了30年代一些重要的文学论争所具有的政治文化色彩；探讨了30年代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文学的导向，还研究了30年代政治文化对当时的作家的创作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并探究30年代政治文化对当时文学风尚的形成实际上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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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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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 》为《朱晓进学术文集》第四卷。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3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特殊关系。20世纪30年代许多重要文学作品都明显表露出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同时隐含着一种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并以此为中介，影响和制约着30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研究20世纪3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来探讨30年代诸多文学现象的成因，可以更本质地揭示3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并有可能将文学研究引向深入。在书中，作者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是尝试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条关系方式的桥梁。研究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落脚点在文学，本书所关注的也只是政治文化与30年代文学相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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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晓进，男，汉族，1956 年 12 月生，江苏泰州人。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曾兼任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等。
全国首届高校国家级教学名师（2003年）、全国模范教师（2004年）、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02年）、全国教育战线师德先进个人（200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江苏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1998年）、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1年）、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2003年）、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专家（2007年）、江苏省 333 工程科技领军人才（2007年）、江苏省 333 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13年）等。
曾先后主持“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年）、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2004年）、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2007年）、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9年）、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2014年）、江苏省当代作家研究中心（2014 年）。
曾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主编全国性教材多部。主要学术著作有《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鲁迅文学观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找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鲁迅研究》（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学术研究成果获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2013年、2009年、1998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 次（1997年、2007年、2011 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年）；教学成果获得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年），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2 次（2002年、202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2 次（2004年、2009年），江苏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2014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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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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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第一章?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氛围
第二章?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
第三章?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特征
第四章?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文学的导向
第五章?政治文化与作家的文学选择
第六章?政治文化与30年代独特的文学风尚
主要参考书目
初版后记
补记
附录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反题”
——略论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从《前锋月刊》看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兼论黄震遐的文学创作
论30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
政治文化语境与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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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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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沈从文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远离政治的纯文学作家，但事实上就整个30年代而言，他并未摆脱与政治的干系，而且无论是在其言论还是在其创作中，都时时会有极强的政治意识显露出来。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曾明确指出，大革命后“沈从文作品中的政治意识逐渐浓厚”，这确是一个事实。以其小说创作为例，诸如《大城市中的小事情》《石子船》《若墨医生》《王谢子弟》《平凡故事》《大小阮》《呆官日记》《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篇，其内容就涉及劳资矛盾、阶级对抗、批判剥削者、讽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阶级的内部分化等方面，就其主题和题材而言，与当时主流的中国左翼文学并无太大距离。沈从文作品中政治意识逐渐浓厚的直接原因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他的许多朋友都被押上刑场，连沈本人也被警察机关折腾过，因为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也就是说，不管沈从文主观上是否愿意，他事实上已被卷入了政治的涡漩之中。这诚如罗伯特·A.达尔所说的那样，在政治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真正逃避政治，尽管我们或许试图漠视政治”。
综观沈从文30年代的言行，很难得出他超脱现实政治的结论。身处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即使是沈从文，也难以对一些敏感的政治文化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例如，在国民党当局严厉镇压革命作家的问题上，他就曾严辞加以谴责，他曾愤怒地指出：“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其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义去说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消灭它，残酷到何种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在这种“极愚蠢的政策下”，那些“果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来看，实在不敢称赞。象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年轻人一个极坏的印象，此外就是那政策播一片‘愚蠢与不高明’的种子于一切人的记忆而已”。当他的朋友胡也频、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他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愤怒抗议，并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相左，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他由两个作家的遭遇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稍有生气的作家，在商人与政府两方面的摧残中，他们不是饿死便是杀死，这些现象在中国的今日是很平常的”。他高度赞扬了革命者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并不气馁畏缩。”为此，沈从文写下了《记丁玲》等文，明确向读者表明：“我的意思，却是要你们从这个人的遭遇中，明白你们自己所在的国家，是个什么样胡涂愚昧的国家。活到这种国家中，年青人不止感到死亡无时的可怕，也应感到晏然而活的可羞。你们若知道沉默是你们的耻辱，你们就应当用各种抗议方法，来否认这个现象。”其言辞慷慨激昂，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政治义愤，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的“党治”。
再如，对国民党当局查禁书刊的问题，他也没有回避，当然也无法回避，因为他的作品《过岭者》和《记丁玲》等就曾遭到过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他曾专门发表《禁书问题》一文，指责国民党的禁书政策是一种“愚蠢行为”，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近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从作家的立场出发，指出，政府若真为民族着想，就不应该对作品加以压迫和摧残。尽管这也许是沈从文出于自身的遭遇而对当局提出的一种抗议，但从客观上讲，这已是站到了与当局的权力政治文化相对立的立场上。所以，论文一发表，便遭到国民党反动报纸《社会新闻》的攻击（大骂沈从文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沈从文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站在与当局的权力政治文化相对立的立场上。沈从文不仅反对政府从政治上管制文学，也反对政府在教育上对青年进行政治管束，他在《论读经》一文中把矛头直指蒋介石所倡导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宣扬的四维八德，指摘何键在湖南提倡各学校课程中一律实行读经的做法。他认为，“在这种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显得我们原来还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在倒退”，让学生读那些古书不仅耗费了青年人的时间，而且也害了他们，使他们缺乏应付时局艰难的能力。他还在写给别人的信中指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是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环境重新去打算重新去安排，不是仅仅保守那点尊王复古的感情弄得好的”，“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他勉励年轻人“不要因为在你眼前的小小牺牲，就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数目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用血写成的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这里，沈从文与当局的权力政治文化相对立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情绪是极其鲜明的。
在文学观上，沈从文确实提出过文学的独立性的问题，但这也并非是远离政治。人们批评较多的是沈从文在1936年底到1937年初所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中确实包含了沈从文对部分青年左翼作家中过于关注“时代”，“只知道时髦”而缺少“真信仰”，“缺少独立识见”，以至于使文学“作品失去了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匠心”，不“成个什么东西”等现状的指责，但这也并不能得出沈从文要让文学摆脱政治的结论。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关于“差不多”问题的争论是发生在1936年底、1937年初，即我们通常称为“30年代”的末尾，此间的言论并不能说明沈从文整个30年代的文学观念；二是沈从文此间提出的希望文学能独立，能自由的观点，不但不是希望文学脱离政治，相反，这种观点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姿态。沈从文在发表于1937年的《一封信》中说过：“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也越多。”这里的“另一种‘一尊独占’”可能系指左翼文坛，却未明说，但说得明明白白的是要摆脱政府的裁判，这显然是以与当局权力政治文化相对立的态势来谈文艺的，因此其“自由”之说，自然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一种有政治针对性的策略。
其实，这种反对独裁的政治恣态，在沈从文那儿应该说是贯穿于30年代的，他早在1934年就对“在多数愚人心目中，皆希望一个奇迹：来一个领袖、来一个英雄，把全国民族命运皆交给这样一个人”的“领袖崇拜”表示了神圣的蔑视。正是“在这样情形下”沈从文才提出“我们实在需要”“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因此，可以说，他所提出的文艺要自由发展，文艺要表现独立识见，包含了他的反独裁的政治意识。沈从文从来就没有明确主张文学要回避政治，相反他在30年代曾写过许多文章批评当时的一些时事评论和一些小品文，他认为这些作品“份量上单薄，政治也不够大胆，远远离开当前的文化任务，成为电影明星消遣的闲谈”，他指认“这些人当然主张维持现状”。他其实是很看重文学在当时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中的功用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他认为，“当全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以及“阳光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官办各种刊物中，各看手段之修短，从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便聚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的种种所谓作家，其实是“一群庸鄙自熹之徒”。
他不满于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幽默小品文，他认为“讽刺与诙谐，使许多作品用小丑神气存在”，这是“时代一种不幸的事情”。他把这种文学态度称之为“白相文学态度”，继而指出“由于白相文学态度产生的作品，不能完美，缺少健康，走入邪路，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批评了产生于北方的“以趣味作‘写作自由’的护身衣甲”的《骆驼草》，和在南方的“有些时髦刊物”，指出了“这趣味的刊物旋即消灭，使人忘记”的必然结局。
他赞扬的是那种能“同诙谐渐渐离远了”的创作的“新的趋势”。他列入这种“新趋势”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积极反映现实政治斗争的左翼作家，例如他指出，“茅盾作品不诙谐”“丁玲作品不诙谐”“巴金作品不诙谐”，而“因社会意识严肃了自己的心情，写了一些新作品的胡也频君，作品到近年来为最可注意的一个”。他认为“上述诸人作品的影响，纠正了无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不庄重观念，同时也就给一些新的无名作家一点启示，给他们引出一条适宜于创作的道路”。
这一褒一贬，基于他对当时文学发展趋势的认识：“以文学附丽于‘生存斗争’和‘民族意识’上，使创作摆脱了肤浅的讽刺，拘束到‘不儿戏’情形中，成为必然的要求了。”沈从文显然是认同这种文学的必然要求的。
由此看来，沈从文在30年代事实上并未能超脱政治。虽然沈从文“总是想避开政治斗争的旋涡，以一个作家身份独立发言。然而，在政治冲突波及各个领域的现代中国，这只是一厢情愿，他总是时不时地被卷入与政治相关的一些事件中去”。而且有时愈卷愈深，甚至在主观上时常产生一些政治的冲动。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作家的文学选择、文学观念常常离不开对于政治环境的考虑，他们的文学观念往往首先是一种生存策略，即他们自身因构不成政治实体，而又不愿意认同权力政治文化，因此试图通过包括文学在内的手段来消解来自权力政治文化“中心”的压力，以求获得自身生存的政治空间。这在沈从文那儿也并未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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