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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知名学者朱晓进考察独特的文学流派与三晋文化的深层次联系。运用山西地方志等文献资料，细致分析“山药蛋派”作家作品，给读者以丰富的启示
不仅注重“山药蛋派”作品所包蕴的三晋文化内容，而且深入研究三晋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或制约着作家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艺术观念、审美趣味
装帧典雅考究，版式疏朗明晰，藏读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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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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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为“朱晓进学术文集”第三卷。该书从区域文化的角度透视以赵树理、马烽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考察了这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与三晋文化的深层次联系，不仅注重“山药蛋派”作品所包蕴的三晋文化内容，而且深入研究三晋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或制约着作家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作者广泛掌握运用山西地方志等文献资料，细致分析“山药蛋派”作家作品，总结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经验，给读者以丰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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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晓进，男，汉族，1956 年 12 月生，江苏泰州人。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曾兼任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等。
全国首届高校国家级教学名师（2003年）、全国模范教师（2004年）、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02年）、全国教育战线师德先进个人（200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江苏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1998年）、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1年）、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2003年）、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专家（2007年）、江苏省 333 工程科技领军人才（2007年）、江苏省 333 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13年）等。
曾先后主持“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年）、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2004年）、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2007年）、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9年）、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2014年）、江苏省当代作家研究中心（2014 年）。
曾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主编全国性教材多部。主要学术著作有《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鲁迅文学观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找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鲁迅研究》（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学术研究成果获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2013年、2009年、1998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 次（1997年、2007年、2011 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年）；教学成果获得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年），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2 次（2002年、202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2 次（2004年、2009年），江苏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2014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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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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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
第一章 “山西味道和晋阳气息”
第一节? 地域的实指性与敏锐的地理感
第二节? 无处不在的“圪”字
第三节? 避不开的“旱”象
第四节? 受制于地理条件的日常生活
第二章 系乎水土、地气的民风民性
第一节? 敦厚质实? 重利轻名
第二节? 俗尚俭啬? 性喜聚藏
第三节? 其俗刚悍? 其性倔赖
第三章 地方民俗的热衷展示
第一节? “嫁娶送死奢靡”
第二节? “敬神信巫”“醮赛纷举”
第三节? “敛资演戏，四时不绝”
第四章 与三晋大地割不断的联系
第一节? 与生俱来的乡土情趣
第二节? 得益于乡土文化的滋养
第三节? 难以更改的乡土习性
第五章 未能超越的地域文化精神
第一节? 崇“实”的地域精神
第二节? 拘实性艺术思维
第三节? 过于务“实”的创作动机
第四节? 重实轻名的价值标准
第五节? 求实求真的审美情趣
第六章 地域性文学传统的承续
第一节? 一脉相承的地域性文学精神
第二节? 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
第三节? 文学语言的通俗化追求
第七章 地域性文化特征与文学流派的命运
后记
再版后记
补记
附录
略论“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
30 年代乡土小说的基本范型和主要作家群落
40 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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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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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
一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流派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尤其是那些在特定的地域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流派。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也许没有哪一个文学流派比“山药蛋派”更具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和意义了。这不仅是指“山药蛋派”的作品在题材上的地域性，即表现了三晋地区的地域性物事、人情、风俗、民性等，而且是指，在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养育下这批作家所形成的相对一致的审美意识、主题思维以及处理题材的方式方法等，而所有这些又往往是其他区域的作家作品中所不具备或并不突出、并不明显的。可以说，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山药蛋派”，不仅可以从更广阔的范围来探讨“山药蛋派”的成因，而且还能够以更多的渠道来揭示“山药蛋派”的特征；同时，还有可能在对“山药蛋派”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评估上有新的进展。
“山药蛋派”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1942年后，赵树理率先发表了一批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色彩的作品。当时同在山西的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在赵树理的影响下，也写出了具有相似特色的作品。这批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曾一度分散，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回到山西工作，并且不断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将这个文学流派命名为“山药蛋派”，正是抓住了这个文学流派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浓郁这一共同的特色。山西盛产山药蛋，20世纪50年代末，《山西日报》曾登载文章宣传山药蛋的种植、特性以及它在山西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和食用方法等。几乎是同时，《文艺报》在1958年第11期推出了《山西文艺特辑》，将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做了总的评述介绍。也许是巧合，后来就有人将“山药蛋”用作这一文学群体的名号。
对于这一名号，我同意这样一种评价：“把山西作家群戏称为‘山药蛋派’，不管出自爱昵的谐谑或微含轻蔑的调侃，都无关紧要，它的确较为切当、形象、风趣地概括出这个流派的特色。”在关于该名号使用确当与否的争执中，曾有人代表山西农民表述过对这一名号的喜爱：“咱们山西有首民歌里不是有一句：‘交城的大山里有的是好茶饭，白面、莜面栲栳栳还有那山药蛋……’山药蛋土生土长，又挺适用，这有什么不好？起码象征着这个流派的作家们没有忘记广大农民，没有忘记地方特色……”被认为是师承“山药蛋派”作家的韩文洲对此也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这个文学流派，被称为‘山药蛋’是否准确，可以研究。但既然把它叫作‘山药蛋派’，就是说这个流派的作品有点‘土气’……所谓‘土气’，实际上就是指地方色彩，或者说是‘乡土气息’……我想，所谓‘土气’正是‘山药蛋派’的一个基本特征。‘山药蛋’土里生、土里长，吃它的时候，再洗得干净，也洗不掉它身上的泥土香味。”这是对“山药蛋派”文学感同身受的理解。可以说，“地方色彩”“乡土气息”是“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最主要也最明显的特征。
在以往有关“山药蛋派”文学的研究中，对其主要特征的概括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称其为民族化、群众化（大众化、通俗化）文学流派，二是称其为解放区文学流派，三是称其为农民文学流派。这三种概括都有其合理性，但就揭示“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特征而言，又都有其局限性。
当这个文学流派最初的一些作品刚刚发表，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些作品的民族化、群众化特点。无论是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出现的评论，都热衷于指出这一点。在解放区，如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和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等，都主要是从群众化语言的角度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肯定的；在国统区，如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茅盾的《谈〈李家庄的变迁〉》等，也都注意到了赵树理小说文体的通俗化和形式的民族化。这种关注有其历史的原因。中国新文学自“五四”时期提倡“平民文学”开始，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有关大众语、民族形式的讨论，直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种种对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呼唤，终于在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作家这里得到了实践性的回应，这在文学史上不能不视为一件大事。因此，在以往的有关“山药蛋派”特点的研究中，人们充分注意到了它的群众化、民族化的特点，这无疑是合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在所有的关注点都几乎集中在群众化、民族化问题上时，“山药蛋派”作为文学流派的特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它的特殊风味也并未得到充分的阐释。从民族化、群众化这一角度，很难将这个文学流派与当时陆续出现的同样具有群众化、民族化特征的作家如柳青、康濯、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区分开来。因而群众化、民族化的概括，在揭示文学流派独特性方面有一定局限。
用“解放区文学”来概括“山药蛋派”文学的特点，也并非没有道理。所谓“解放区文学”，当然也包括群众化、民族化的特点，但其内涵更丰富。当时及其后都有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解放区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除了具有群众化、民族化特点外，还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反映了解放区独特的生活内容，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思维方式，作家观照问题的角度受制于解放区特殊的政治形势，等等。而“山药蛋派”文学就被视为全面体现解放区文学特征的文学流派。的确，“山药蛋派”作品主要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而且作家们也多少谈到过写作中为适应解放区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赶任务”的情况，因而“山药蛋派”理应归入“解放区文学”。但如果用“解放区文学”来解释“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特征，极容易导致以一般取代个别的结果。且不说这个文学流派的作家有大量作品出现在解放区时期之后，以“解放区文学”这一概念难以覆盖全部作品；更重要的是，“解放区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比较模糊；同时，解放区涌现的文学作品面广量大，风格各异，不独“山药蛋派”一家，仅仅从“解放区文学”这一角度，难以精准概括这个文学流派的个性特点。“山药蛋派”的确产生于解放区的历史背景下，但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同一方向的艺术追求下，却独独在山西地区形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而在更大量地集中着作家文人的陕甘宁边区却没有形成类似的文学流派，这是什么原因？要解释“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固然不能忽视当时解放区文学发展的历史条件，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山西地域文化的条件。没有后者，也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文学群体，却不会是“山药蛋派”。与陕甘宁边区最为不同的是，山西就有这么一批土生土长的作家，他们在抗战中期脱颖而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多固守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新中国成立初他们虽曾一度走散，但很快又重新会集，又都回到了山西，并扎下根来。相比之下，陕甘宁边区始终未能集聚起一批真正属于这块土地的、土生土长的作家群体。忽略了“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山西地域文化的关系，就有可能将其淹没于一般的解放区文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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