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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布克奖得主、英国文坛巨匠朱利安·巴恩斯经典艺术随笔集增补升级，《卫报》年度好书
新增内容涉及：印象派女性先驱贝尔特·莫里索、针线盒困不住的玛丽·卡萨特、与向日葵自拍的梵高，以及19纪末俄国藏家争夺法国艺术品的隐秘逸事等。
2.小说家的观看之道：“闲逛”画展，将作品与艺术家背后的趣闻逸事娓娓道来
3.从席里柯到霍奇金，从德拉克洛瓦到弗洛伊德，24篇评论，20位艺术家，追寻艺术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迈向现代主义的历程
4.全四色彩印，收录近70幅画作，捕捉艺术的悸动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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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自谈论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收入《10 1/2章世界史》)开始，作家巴恩斯把目光转向艺术领域，此后撰写了一系列风格独具的艺术随笔。他从19世纪空前繁荣的法国画坛出发，引领我们穿梭于二十位艺术家的故事之中——席里柯、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马奈、莫里索、方丹-拉图尔、塞尚、德加、卡萨特、雷东、梵高、于斯曼、勃纳尔、维亚尔、瓦洛通、勃拉克、马格利特、奥登伯格、H.H.霍奇金及卢西安·弗洛伊德……一路将我们引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集结朱利安·巴恩斯发表于《纽约书评》《伦敦书评》《现代画家》等处的艺术随笔，收录近70幅全彩画家名作，捕捉艺术的悸动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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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朱利安·巴恩斯 Julian Barnes
出生于1946年，英国当代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的编纂工作，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以突破之作《福楼拜的鹦鹉》入围布克奖决选，跻身英国文坛一流作家之列。此后，他横扫各大文学奖项，三进布克奖决选，并于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赢得该奖，同年获大卫·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
【译者简介】
陈星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复兴文学、莎士比亚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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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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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席里柯：化灾祸为艺术
2.德拉克洛瓦：有多浪漫？
3.库尔贝：不是那样，是这样的
4.马奈：黑白之间
5.莫里索：“无业”
6.方丹—拉图尔：男人一行
7.塞尚：苹果会动吗？
8.写写它（一）
9.德加：哼，嘿，哈
10.德加：与女人
11.卡萨特：盒子困不住
12.雷东：向上，向上！
13.梵高：和向日葵的自拍
14.写写它（二）
15.勃纳尔：玛尔特，玛尔特，玛尔特，玛尔特
16.维亚尔：你可以叫他爱德华
17.瓦洛通：异国纳比
18.勃拉克：绘画界的心脏
19.法兰西走进俄罗斯
20.马格利特：化鸟成蛋
21.奥登伯格：又好又软又有趣
22.所以，它就变成艺术了吗？
23.弗洛伊德：章节主义者
24.霍奇金：为H. H.而写的话
25.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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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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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几年前，我一个做记者的朋友被他供职的杂志社派驻巴黎，在那里当上了父亲，一连有了两个孩子。两个小家伙视线刚能聚焦，他就常带他们去逛卢浮宫，温柔地将他们初生的视网膜对准一幅幅世上最伟大的画作。我不知道他们尚在妈妈肚子里时他有没有放古典音乐给他们听，像有些准父母那样。不过我有时会好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长成什么样的人：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候任馆长，或者也可能成为根本没有图像感觉的成年人，并且对美术馆深恶痛绝。
在我幼年（以及人生其他）阶段，父母既没想过要给我灌进点文艺，也没拦着我接受文艺熏陶。他们都是教师，因此艺术（或者准确点说，“艺术”这个概念）在我们家是受尊重的。我们书架上有该有的书，起居室里甚至还有一架钢琴，只是从我小时候起那琴根本就没人弹过。这架钢琴是我母亲的，是宠爱女儿的外祖父送的，那时候她还是个才华横溢、前途远大的青年钢琴家。但是，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她突然就不弹了：她碰上了斯克里亚宾一首复杂的曲子，不管怎么反复练也掌握不了，于是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极限，再也无法突破了。她突然地、断然地停止了演奏。即使这样，那架钢琴却没法丢掉，它跟着她东搬西迁，忠实地陪伴着她步入婚姻，生儿育女，走进晚年，寡居独处。它那总是落满灰尘的琴盖上放着一沓乐谱，其中就有她几十年前放弃的那首斯克里亚宾的曲子。
至于美术，家里有三幅油画。两幅是菲尼斯泰尔省的乡村风景，是父亲的一个法国助教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和那架钢琴一样有误导性，因为“保罗叔叔”（我们都这么喊他）当初画这幅画时可算不上写生，而是抄袭风景明信片：临摹加自我发挥。他用作蓝本的那几张明信片（其中一张上沾了颜料）现在还摆在我书桌上。相比之下，第三幅油画，挂在门厅的那幅，稍微正宗一点。画上是个裸女，外面还有镀金的画框，大概是19世纪某个不知名画家的临摹之作，而原画也一样不知出处。我父母当初是在我们住的这个伦敦城郊社区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买的它。我能记得它，主要是因为当初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撩人。这很奇怪，因为别的对不穿衣服女人的描绘，多半能让我感到某种正常的生理反应。也许艺术就是干这个的：它用自己的庄重抽去了生命中的激情。
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能说明这很可能就是艺术的目的和作用：那些无聊的业余演出，父母每年带我和哥哥去看一次，还有他们以前在收音机上听的那些枯燥的探讨艺术的节目。到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地道的粗人了，热衷于体育和连环漫画正是英国盛产的那种人。我五音不全，没学过什么乐器，在学校没修过美术，除了大概七岁跑龙套扮演过一回第三位贤士（没有台词），之后也没再表演过。尽管当时学校里的作业让我接触了文学，我也渐渐开始意识到它和现实生活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我眼里它主要还是一门要通过考试的科目。
有一次父母带我去参观了伦敦的华莱士收藏馆：更多的镀金画框，更多不撩人的裸体。在馆里最有名的画作之一—弗朗斯·?哈尔斯的《笑着的骑士》—前我们多站了会儿。我怎么也搞不懂这个长着一撮滑稽小胡子的家伙在嘲笑什么，也想不通这怎么就算一幅有意思的画作。大人应该还带我去过国家美术馆，但我不记得了。我自己出于自觉自愿去看画，要到 1964 年，那年我高中毕业，在进大学之前在巴黎待了几周。尽管我肯定去过卢浮宫，但真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却是一座又大又暗又古板的纪念馆，这也许是因为那天馆里没其他人，因此我没有感受到要和人争着做出特定反应的压力。这座居斯塔夫·?莫罗纪念馆位于圣拉扎尔车站附近，是画家 1898 年去世时留给国家的，之后一直由法国政府打理—从它阴沉沉脏兮兮的样子看，政府的管理很敷衍。楼上一层是莫罗的画室，空间巨大，像座大仓库，提供暖气的是一个笨重的黑黝黝的火炉，室内热度不够，说不定画家在世时就是这样了。墙上挂满了画，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照明灯光很暗，而那些木质的大陈列柜里则是一个个浅抽屉，拉出来就可以细看里头数以百计的草图。我以前从没有意识地看过莫罗的画，也对他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是福楼拜唯一由衷欣赏的当代画家）。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他的这些作品：异乎寻常，富丽堂皇，暗光闪烁，传统的和个人的象征手法奇怪地糅合在一起（我基本琢磨不出象征的是什么）。或许正是这种神秘感吸引了我，或许是由于没有人让我去欣赏莫罗，我才更加欣赏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确是在这里生平头一次有意识地欣赏画作，而不是消极、屈从地面对着它们。
我喜欢莫罗还因为他的画实在怪诞。在我美术欣赏的起始阶段，一幅画变形得越厉害，就越是吸引我：实际上，我那时认为这才是艺术。把生活拿来，然后经过某种超凡、神秘的处理过程，将它变成另一种东西，与生活有关，但更有力，更强烈—若是也更古怪，那最好不过。过去的画家里，吸引我的是埃尔·?格列柯和丁托列托，他们画的人体如流水泄地、延展拉伸；博斯和勃鲁盖尔，他们奇思妙想，怪诞诡异；喜欢阿尔钦博托，他那些讽喻的构建甚是狡黠。而20世纪的画家，至少是那些现代派艺术家吧，只要他们能把枯燥的现实变成块切成片，变成本能的旋涡、飞溅的重彩、巧妙的网格、谜一般的构建，就差不多都能让我激动了。当初，要是我知道阿波利奈尔不仅仅是个（现代派，因此可钦可佩的）诗人的话，我会赞同他对立体主义的赞美：他说立体主义是对当代社会的“轻佻浮躁”、“高尚”且“必要”的反思和抵抗。至于更广义的美术史里的人物，我当然看得出来丢勒、梅姆林和曼特尼亚都超群绝伦，但那时候我总觉得写实主义不过是美术的“缺省设置”。
这种艺术观很常见，通常也很浪漫。直到看过了更多画作后，我才意识到写实主义可不是区区山脚下的登山大本营，让别人从这里出发探险、攀登高峰的：它一样可以忠实于现实，也一样可以古怪稀奇，一样离不开选择、组织、想象，一样在用自己的方式变形变异。我也慢慢地明白：有的画家随着你年岁渐长你会腻（比如拉斐尔前派画家）；有的随着你的阅历增加你才会喜欢上（夏尔丹）；有的你一辈子都觉得不咸不淡（格勒兹）；有的你多年来一直没在意，忽然间就注意到了（利奥塔尔、哈莫修伊、卡萨特、瓦洛通）；有的的确是大师，但你总是没法上心（鲁本斯）；还有的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看都伟大，亘古不变，不折不扣（皮耶罗、伦勃朗、德加）。而我这些“进步”里来得最慢的，也许是让我自己相信，或者准确地说是我看清了，现代主义也不全是精彩绝伦的。我看出它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高明些，也看出毕加索也许有时显得虚荣，米罗和克利有时过于雕琢，莱热有时也重复。我还看出了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我最终渐渐意识到，就和美术史中其他流派一样，现代主义有其长亦有其短，而且其本质决定了随着斗转星移，它必会过时。不过，这一切都无损其魅力，倒让
它更有意思了。
不过嘛，1964 年时，我认定了这就是“我的”艺术流派。而且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有一些现代主义大师那时还在世。勃拉克前一年去世了，但伟大的竞争者毕加索（在生活和艺术上皆如此）还在，潇洒优雅的“大忽悠”萨瓦多尔·?达利也还在，马格利特和米罗（还有贾科梅蒂、考尔德以及柯柯施卡）都还在。只要现代主义的倡导者里还有人在创作，它暂时就不会落入博物馆和学术界之手。其他艺术形式也一样：1964年T. S.艾略特和埃兹拉·?庞德还在世，斯特拉文斯基也还在，我还在伦敦皇家节日剧院看过他指挥了半场音乐会。我的生命和他们有（一点点的）交集，这种感觉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那个时候我尚未完全意识到，因为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自己会走上写作这条路。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任何一个想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不管是准备搞音乐、美术、文学还是其他，都得和现代主义过过招：弄懂它，消化它，搞明白为什么它要改造现实、又是怎么改造现实的，然后想清楚，作为后来人，作为一名潜在的、未来的艺术家，经过了现代主义，你的位置在哪里。你也许会（当然也应该）选择走自己的路，但彻底无视现代主义运动的存在，当它根本没发生过是不行的。再说，60年代的时候，新一代以及更后面的艺术家已经开始创作了—那时有后现代主义，再后来有了后后现代主义，如此发展，到了后面标签都用尽了。有一位纽约的文学评论家称我为“后现代主义前派”，为了这名号，我至今还在奋斗呢。
尽管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现在看来，我理解现代主义（且享受现代主义，因它而兴奋激动）更多的是通过美术，而非文学。比起追随文字，跟着油彩似乎更容易看清我们是如何同写实主义渐行渐远的。在美术馆里，从一个展厅走到另一个展厅，好像在阅读一篇简洁明了的记叙文：从库尔贝到马奈，再到莫奈、德加和塞尚，然后到勃拉克和毕加索—好啦，都搞清楚了！读文学的话，事情看起来就复杂多了，没这么平铺直叙，经常迂回曲折。如果说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是《堂吉诃德》，它异象环生的情节、出人意料的发展以及强烈的叙述自觉，让它同时也是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等等。同样地，如果说第一部伟大的现代主义小说是《尤利西斯》，为什么它最出彩的部分也正是最写实、最能将普通日常生活真实再现的？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还没看到，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艺术，一般都有两股暗潮同时涌动其中：推陈出新的宏愿，以及继续与过去的对话。伟大的革新者都仰仗他们革新道路上的前辈，也就是那些准予他们独辟蹊径、除旧布新的人。以此画向先驱致敬，这也是画作里常有的隐喻。
与此同时，艺术也的确是在前进，常常很笨拙，却永远是必须的。2000年，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办了一场题为“1900—艺术在十字路口”的展览。展览没按作品的受欢迎程度来布展，也没什么有导向性的说明，只是把上世纪初为人所欣赏、有人愿意买的一些典型作品摆了出来，不考虑画派、从属，或是后世评价。布格罗和莱顿男爵挂在德加和蒙克边上，死气沉沉的学院派和枯燥无味的叙事画旁边就是印象派的灵动自由，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写实主义旁则是热情洋溢的表现主义，线条明快的情色画与撩拨情欲却不自知的冥想图同粗笔厚刷、努力写实的最新人体画摆在一起。如果真在1900年办这么一场展览，想象得出，看到眼前这场美学混战，参观的人会觉得困惑，感到受了冒犯。这样一种嘈杂刺耳、交错重叠、不可调和的现状后来经过争论、抚平，划定了好坏，算清了成败，误入歧途的审美情趣也受到了批评，最终成为美术史。通过刻意不作说明，这次展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一件事：现代主义“必要而可贵”。
福楼拜认为，一种艺术形式是没法用另一种艺术形式来解释的，伟大的画作也根本不需要文字作注。勃拉克认为，如果我们在一幅画前能一言不发，那就达到了理想境界。但我们离那理想境界还远着呢。我们是不可救药的语言生物，我们热爱做解释，说看法，谈主张。把我们放在一幅画前，我们立马就七嘴八舌，喋喋不休，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普鲁斯特逛画廊的时候，喜欢评说画里的人都能让他想起现实中的哪些人，这也许是个避免直接审美冲突的好方法。但鲜有画作能镇得住我们，或者辩得倒我们，让我们哑口无言。就算有这样的画，用不了多久，哑口无言的我们就会又想把我们的哑口无言搞搞清楚、解释一番了。
2014年，距上次参观半个世纪后，我又去了居斯塔夫·?莫罗纪念馆。它还和记忆中的差不多：巨穴一般，阴沉沉的，画挤着画。那个老火炉退了休，现在只是个摆设。我之前忘了莫罗当初设计自己房子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了两个巨大的工作室而不是一个，上下相邻，由一架铸铁旋梯连接。这座纪念馆依然稳居巴黎旅游景点名录的底端，鲜有人问津。而两次参观间的五十年中，我碰巧读到了德加对这地方的评价。他当时正打算给自己设计一个纪念馆，死后供人参观，不过来了一趟拉罗什福柯大街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走出纪念馆时，他感叹道：“实在是阴森……这简直和家族墓穴没什么两样……那些挤作一堆的画看起来真像是一本同类词汇编，或者希腊、拉丁语音步辞典。”
这一次再去参观，感触之一是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挺了不起的—居然没有转身就逃。我想要坚持让自己相信，多看了五十年的画，如今我能更好地欣赏莫罗了。但是，我看到的依然是宽银幕电影的规模，呆板的彩色印片色调，孤高的情怀，重复的主题，以及画中“性感”的严肃目的。（莫罗有一次问德加：“你当真预备用舞蹈重振美术？”德加答曰：“那你呢？你是准备用珠宝来重振它？”）虽然莫罗的某些技巧（特别是他给画面加的黑墨轮廓和装
饰）也能让我喜欢，但看了两个小时，我仍然在努力欣赏，仍然无法欣赏。欣赏居斯塔夫·?莫罗的那个福楼拜是写《萨朗波》的福楼拜，不是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这是，并且将永远是，书卷气浓重的艺术：它源自学术钻研，现在自己也成了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对象，跳过了中间的一个环节—它似乎从来没有生机勃勃、激情燃烧、活力四射过。当初我觉得它怪得有趣，如今我却发现它怪得还不够。
我最早开始写关于艺术的文章，是在我1989年出版的小说《10 1/2章世界史》里，有一章谈到了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在那之后，我也就是随手写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不过，当我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我发现自己在不经意间重温了60年代那会儿我刚刚开始读的故事，关于艺术（主要是法国艺术）是如何从浪漫主义走到写实主义最后又进入现代主义的故事。那个时期最重要的阶段，1850 年到 1920 年的样子，艺术家以真为本，并且从根本上重审了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这段时期依旧令我着迷，我觉得我们仍有许多能向那个时期学习的。而如果说我小时候的感觉没错，我家里那幅裸体画的确就是无趣，我由此推断“艺术就是庄重严肃的”却是种谬误。艺术不仅仅能捕捉到、展现出生活有多刺激、有多令人悸动，有的时候，它做得更多：它就是那悸动。
莫里索：“无业”
许多艺术家心中都存有一个自我的虚影，那是一种意识，知道如果自己当初做了那件而不是这件事，如果生活为自己做出了那个而不是这个选择，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对未选择的那条路他们念念不忘。对于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这个虚影就是客观实际，而对于其中另一些人，这只是个执念。对此体会最为真切、怀有最复杂之情感者，莫过贝尔特·?莫里索。
一开始是三姊妹：某高等文官的女儿伊芙、埃德玛和贝尔特，居住在巴黎的帕西区，被母亲“组团”送去附近一位画师皮埃尔·?肖卡纳处学画。自然啦，倒也不是想让她们成为艺术家，只是想让她们掌握一项讨人喜欢的业余技能，好增加她们在巴黎婚嫁市场上的卖点。对于伊芙，这一招起了作用，她适时出阁，于 1867 年嫁给了一位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如今在布列塔尼做收税员的独臂退役军人。但埃德玛与贝尔特更有长性，更具天赋。她们不满足于肖卡纳，要求换一个更好的老师，于是被送到了里昂，投在画家约瑟夫·?吉夏尔（他是安格尔的学生）门下。她们从他那里又转到柯罗手下，在柯罗风景画堆中跟着这位大师作画，临摹他的作品。接下来，他又把她们交给自己的学生弗朗索瓦·?乌迪诺指导。显然，她们画画儿这件事大有蜕变之势，不再仅仅是为社交加分之举了。1861 年到 1867 年间，两姊妹互为彼此的陪护人肩并肩走遍法国，一起在户外写生，一起向巴黎美术年展投稿。不仅如此，她们还都很棒—实际上，人们认为两者中埃德玛更胜一筹。柯罗觉得作为学生她更刻苦自律，他还与她互换过画作；而马奈似乎差一点就买了一幅她的作品。
但接着便有了已选与未选之路。1869 年埃德玛二十九岁，依旧“痴迷”绘画的她嫁给了阿道夫·?蓬蒂永，一名海军军官。贝尔特则独自继续前行。过去那么多年中她们俩一直时时刻刻在一起，因此从未给彼此写过信；现在，她们开始写信了。贝尔特的第一项任
务是安慰埃德玛：
你为放弃了绘画事业而痛心，但绘画是种种悲伤与不幸的肇因……好了好了，你抽中的签并不是最糟糕的……不要责怪自己的命运。要知道，孤身一人是可悲的。不管怎么说怎么做，女人对爱的渴求是无限的。
且不说其他，贝尔特现在便需要一个新的陪护人了；她的母亲接下了这一工作。贝尔特不仅是在户外作画时需要她，在室内让别人画时也需要她。马奈后来画了十二幅她的肖像，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戴紫罗兰的贝尔特·?莫里索》，保罗·?瓦莱里称它是继维米尔作品之后最棒的画作。就马奈而言，这些画就相当于莫奈的教堂立面系列，是一套组画，场景相同，但内中气象迥异。它们也是被画者与作画人之间的密切交流（有人认为马奈一直爱着莫里索），而想到自始至终莫里索太太一直坐在旁边，这颇有些令人吃惊。但贝尔特的名誉需要保护，因为贝尔特到时也是要出嫁的。然而她继续作画，并在自己到埃德玛出嫁那个年纪时做了决定，要将一生献给绘画。
1865 年到 1868 年间，埃德玛为妹妹画过一幅肖像：她侧身站在画架旁，手持画笔，神情极其专注。这是一幅很见功力的作品，无论是性格刻画还是构图布局都如此。贝尔特身着深红褐色天鹅绒外套，深棕色的头发披落其上，内穿一件红衬衫，与她细细的红发带相互映照。画面整体基调偏暗，只有两道极为明亮的光束。画面的最左边，贝尔特画布的侧边被光线照亮，向下延伸与垂直线形成一个不大的夹角。画面正中，一道较宽的光线由对面射来，照亮了一张坚毅的面庞，三颗白色的衬衫纽扣，持画笔的手指，以及一块下垂的苍白擦布。光线也落在她的笔尖和调色盘的薄边上，但不那么显眼。这幅画给人以双重震撼，因为在内涵层面，它让我们看出将使贝尔特·?莫里索成为真正艺术家的强大意志力，尽管她自己尚不能看到这一点；而在物质层面，这是埃德玛留存于世仅有的两幅画作之一。某一天，出于某种我们如今只能猜测的动机，她毁掉了自己所有的画作，只留下这一幅以及另一幅风景画。断言谁是未能发展起来或是夭折了的天才，往往有点空口无凭，甚至是感情用事，但这里另有证据。1873 年末，参与组织第一次印象派展览的德加给莫里索太太写信寻求她的帮助，让她劝贝尔特参展。“我们认为贝尔特·?莫里索小姐的名字和天分太重要了，不可或缺。”他写道。然后，这位据说讨厌女性的人又针对埃德玛加上一条请求：“我不知蓬蒂永太太是否和您在一起，不知可否提醒她，就本展会而言，她曾也是个画家，就和她妹妹一样，并且现在亦可以是。”此时埃德玛已出嫁四年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比这句“现
在亦可以是”更饱含赞誉、更让人悔断肠的了。
一位潜在艺术家潜在的艺术生涯常常是这样开始的：热情的家人（特别是母亲）过分地称赞一幅微不足道的素描、一首朦胧模糊的诗歌、一段含混喑哑的曲调；然后世人（老师，成年的画家或作家或音乐家，再后来是评论媒体）用挑剔得多的眼睛或耳朵细审这一天赋，然后狠狠地踩上一脚。在莫里索这里，这一模式反转了过来：是她母亲对她的天赋大加怀疑，劝她放弃，还在给埃德玛的信中这样说她：“她也许有一定的才能（要是这样的话我会十分高兴的），但她的才能没有商业价值，无法获得社会认可；按她目前的风格，她的画一张也卖不出去，而她又没本事画成别的样子。”而这一反对并非出自一位对艺术无感的庸俗家长—莫里索太太极有文化修养，熟识许多画家与作曲家（罗西尼曾为贝尔特挑选过一架钢琴，甚至还在上面签了名）。她只是无法相信自己的女儿够好，就连来自成名画家的肯定也没能说服她。“皮维（·?德·?夏凡纳）告诉她，”她向埃德玛叙述说，“她的画作如此精妙，卓尔不群，令其他人自愧不如；他说要带着对自己的厌恶回家去。说实话，真有那么好吗？”还有：“德加先生昨天来坐了一会儿。他说了些恭维话，不过什么画都没看—他不过是一时冲动，想要换个样儿、和蔼亲切一回罢了。她居然就为了相信这些大腕而当了画家！”
另一方面，当她刚找到自己的节奏时，她所遇到的那些画家（莫奈、毕沙罗、德加，甚至像皮维、莱昂·?伯纳、萨金特 ，以及莫里斯·?丹尼这样的非印象派画家）便都看到了她的实力，不再敢小觑她。1872年时，迪朗–吕埃尔10，那位敢为风气先、（领先萨奇一个世纪）成批购入画坛新秀作品的画商，收了她四幅画作。就连画评家们都对她青眼有加—将她与她那些男性同道们一视同仁，放在一起抨击。1874 年，阿尔弗雷德·?沃尔夫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对第一次印象派展览的评论，他的文章这样开头：“五六个疯子，其中一个是女的……”；又这样结尾：“正如所有出名的团体一样，这群人里还有一位女性。她名叫贝尔特·?莫里索。她的作品看起来很有意思。在她的画作中，心智的错乱癫狂间犹存女性的优雅。”所以说，她和男性一样才华横溢，一样精神失常。她的第二位老师约瑟夫·?吉夏尔去看了展览，也有同感。他给莫里索太太写信时，提醒道：“人不能和疯子来往，那太危险了……这些人脑子全都多少有点问题。”在他看来，可怜的贝尔特差不多就已踏上了不归路，不过还有可能拉回来：“作为画家、朋友和医生，这是我开的处方：她必须每周去两次卢浮宫，在柯勒乔的画前站三小时，乞求他宽恕。”
但是贝尔特·?莫里索没有乞求，也没走寻常路，甚至没有走自己原定的路。1874年12月，在决绝地投身绘画事业多年后，她嫁给了欧仁·?马奈，爱德华的弟弟。那年她三十三岁：“对那个重要的仪式，我啥排场也没搞，就穿了条裙子，戴了顶帽子，就是我这种老姑娘的本色，也没请客。”凡事低调正是她的性格。马拉美（后来成为她的挚友，对她赞赏有加）曾写道，自己一生“无逸事”。而贝尔特似乎决心效仿他，尽量简化自己的一生。她三十七岁时生了自己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朱莉。她与欧仁也在一起作画。他画水彩和粉蜡笔画（还写了一部小说），但在艺术上他对她构不成威胁：抱怨自己作品没有得到足够赞赏的，是他而不是她。用莫里索传记作者安妮·?伊戈内的话说，他“为人忠诚但没有志向”，另外，在她因作画忙不过来的时候，乐意帮忙处理与画展相关的实际问题。家庭生活、为人之母并没有阻碍或干扰她的艺术。恰恰相反，这些都为她所用，成了她的绘画题材。
男性画家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描绘想象中的圣母与圣婴。哪怕是他们最人性化的描画，都忘不了那圈（或明或暗的）金色光环，放不下此婴绝非凡胎这一认识。而如今莫里索与玛丽·?卡萨特从女性视角出发，描绘了人间之母与凡世婴儿。卡萨特画得更具象一些，你可以感受到婴儿肉体实实在在的分量和它的笨拙。莫里索自己是母亲，凭着这一优势或曰偏见，描画出母子间的情感纽带。在描绘母亲的爱和专注上，还有哪幅作品能比《摇篮》（1872）更细腻更亲切的吗？埃德玛侧身坐在自己二女儿的身边，左手托腮，右手搂着摇篮，呈卫护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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