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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名家之作】 以“性别阅读”为钥,串联汉晋思妇、六朝贤媛至现当代女性书写,五篇文章勾勒女性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学足迹,讲述中国女性文学的多元风格和时代特征。小而精的名家之作,尽显学术洞见。
★【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既有对古典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再解读,也有对现当代女作家创作的深度剖析。小篇幅承载大视野,助读者读懂女性文学的千年变迁。
★【精美装帧】32开小开本,小巧精美;锁线裸脊装订,古雅精致,可180°平摊阅读;双封面设计,均用特种纸印刷,彰显品质。
★【特装工艺】天头、书口、地脚三边精美刷边工艺,装点书架的亮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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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别阅读》是一本中国女性文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围绕“性别阅读”,收录了作者不同时期的五篇文章,研究对象涵括汉魏六朝文学与现当代小说。从汉、魏晋诗歌中的“思妇文本”到《世说新语》中的女性风貌,从六朝志怪中的两性关系到近代都市女性小说,《“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别阅读》以文本解读加理论阐述的方式,展现“女性”在各个时代中的不同文本呈现,勾勒出一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别阅读》是一本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是“小而可贵”的名家“小作”,为读者讲述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文本中的“女性文学”与“性别意识”,这些“她”的故事,铭记着女性从“传统”逐步走向“现代”的步履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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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梅家玲,中国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曾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人等。研究领域兼括汉魏六朝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性别研究。著有《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世说新语的语言与叙事》及《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合著)等。另有散见于国内外学术刊物的研究论文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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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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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I
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 1
依违于妇德与才性之间——《世说新语·贤媛》的女性风貌 75
六朝志怪“人鬼姻缘”故事中的两性关系——以“性别”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127
女性小说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林海音与凌叔华的北京故事 171
女性意识、现代主义与故事新编——李渝的小说美学观及其《和平时光》 211
著述举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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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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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当“文学”遇上“性别”
当我们阅读古典诗歌的时候,会不会发现,总是有数不完的“思妇”站在楼头凝望,期盼良人归来?阅读志怪小说,会不会好奇,其中的人鬼婚恋,作为“鬼”的一方,为什么不但多数是“女鬼”,而且还要“自荐枕席”?说穿了,这都是文学中“性别意识”的体现。
“性别”问题向来与文学传统、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然而以性别研究的角度去解读文学,却要直到20世纪以后,才逐步开展。它始于关注“女性文学”与“文学中的女性”,进而扩及探析文学中的两性互动,以及潜藏于其间的,关乎欲望、权力、言语等不同复杂面向的纠结消长。在台湾学界,性别研究的对象原聚焦于现当代文学与艺术,但不久之后,也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借鉴,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都因此发展了许多深具新意的论述。
我原先从事的是古典文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试图以性别论述的角度去研读魏晋六朝的诗歌与小说,省思传统性别观念下,古典文学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重新诠释的可能。与此同时,基于对现当代小说的兴趣,也尝试就此进行研探。本书所辑录的五篇论文,前三篇分别探讨了汉晋诗歌中的“思妇”、《世说新语》中的“贤媛”,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人鬼姻缘”故事,是为古典文学的性别研究。后两篇关注现当代文学,聚焦于林海音、凌叔华、李渝的小说,反思其间的女性意识、性别建构与叙事美学。两者相互映照,既可看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于同一论题进行研究时的参差取径,同时,也可观照“性别”论题如何穿越古今,在文学的阅读与书写时,成为开启新变的另类重要因素。
然而,古典文学源远流长,即或同属古典文本,也会因为所出现时代的早晚,内蕴不同特质,体现不同风貌。基本上,早期古典文学中的女性作者实属凤毛麟角,在作者多为男性文人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挪用既有的女性研究观点去探讨其中的“女性文学”或“女性意识”。反倒是必须经由文人作者和各种文学传统、社会文化的交涉过程,去检视男性文人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两性互动,进而厘析其间的性别/权力关系与文化建构。
以汉魏六朝文学而言,可见的是,诗歌中的“思妇”,虽然是“文学中的女性”,读者却早已将其诠解为男性怀才不遇、文人企盼明君的喻托,并不以真正的女性人物视之。但若爬梳文学史,却会看到,仍有不少女诗人,她们本身未必有良人不归的经验,却也如前辈的男性诗人一般,写下了思妇诗,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些女诗人及其诗作?六朝“人鬼姻缘”故事中,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女鬼”自荐枕席,但偶然也会有“男鬼”进入阳世,寻找女人交欢,这又是什么缘故?“女鬼”或投怀送抱,或挟怨报复,或临别赠金,或为人夫产子,不一而足。这些人鬼相恋交婚、穿梭阴阳的情节,表面看来,大多可从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去理解,但仔细阅读,当会发现:“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阶级”“情欲”“话语形构”等多重因素之间的纠结与拉锯,才是志怪小说“人鬼姻缘”所以体现的内在动因。至于《世说新语》特为“‘贤’媛”立篇,看似从素重“妇‘德’”的传统社会文化中重新“发现”了女性,肯定了女性的风神才辩之美;但事实上,那不过是汉晋以来人物品鉴风气下的部分结果,“贤”的标举,不仅并没有将女性从社会文化的桎梏中完全解放出来,反而凸显出“才”与“德”,传统与当代,个人才性与家庭社会、世族门第间的多重颉颃与协商,以及女性在其间的依违辗转,摆荡游移。
……
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
一、前言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曹植《七哀诗》
盛年妇女的楼头怅望,深闺幽思,一向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习见的“文本”。自汉魏以来,写女子相思、闺怨之情的诗歌奕代继作,迭见不鲜,前引的曹植《七哀诗》,正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这类歌诗,在田园、山水、咏史、咏怀、边塞等重要主题之外,隐然也形成自成一格的写作传统。然而,此一文本如何形成?其形成过程中是否还关涉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个中委曲,迄今似未见有专文论及。因此,本文乃由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最具关键性的时期──汉晋时期着手,就其时“思妇”文本形成、发展的情形,及其相关问题,予以探析。在进入正式论析之前,拟先就“思妇文本”的特质、作者身份等问题,先略做说明。
所谓“思妇”,简言之,即为幽居深闺,日夜思夫、盼夫来归的妇女。其所以会有如此言行表现,大抵是丈夫因游宦、征戍远走天涯,为妻者不克偕行,于是,由空间疏离阻隔而起之怀想不舍,与随时间流变而生之猜疑忧思,遂一再于深闺幽居之妇女的心头涌现;朝朝暮暮,岁岁年年,一任四序纷回悠悠漫衍。
然而,除却有形的时空阻绝之外,所爱者移情别恋,亦足以变“咫尺”为“天涯”。此时,由于空间的疏离不再是唯一憾恨,故取相思之情而代之者,反倒是思而不得的怨情,与色衰见弃的哀情。也因此,由“思妇”而成“怨妇”“弃妇”,亦为一虽不必然,但却不无可能的发展。更何况,两地相思的过程中,对良人情变与否的疑虑、忧惧,亦因彼此不相闻问,纠结为思妇心中的隐痛。反过来说,即或是已成“弃妇”,仍不乏深情不疑,一意期盼个郎心回意转之痴心女子。由此以观,则所谓的“思妇”“怨妇”“弃妇”,实皆为旧社会中,失意、独处之良家妇女的一体多面。而除民间一般妇女外,另有不少嫔妃宫女,其于青春方盛之时,便获选入宫,幸者,或可偶得君王临幸;不幸者,则终其一生亦未必得蒙雨露。然无论幸与不幸,红颜渐老、秋扇见捐,终究是不得不然的共同宿命。其思君、盼君之情,非但与民间妇女一无二致,甚且犹有过之。以是,本文所讨论的“思妇”,固以温柔敦厚、痴情无悔的在家妻子为主,但亦不排除若干具有“怨妇”“弃妇”情质的妇女与僻处宫闱的“弃妃”“怨女”。甚至于,还包括了在恋爱中与所爱分离,因而同样具有相思情怨的未婚女子。其原因,当由于其情怀、心境本自有声气相通处之故。
而“文本”(text),则包括“书写的和言谈的语词”及所有或有形或无形的人文活动和自然现象;透过对它的掌握、参与,乃有意象之唤起、意义之诠释,以及创作之表现等活动的继起。此外,“文本”的存在并非单一、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文本”间存有“互为文本”(intertextuality)的关系──换言之,任何一部文学文本都会“回应”(echo)其他的文本,或无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其关联之道,包括了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累积的参与等。尤其,“思妇文本”所以能成为“自成一格”的写作传统,实与魏晋以后文人多以“拟作”“代言”方式摹写“思妇”情怀有关。由于文人与文学传统、政教环境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乃使其别出于原始的民歌系统,而成为“文人诗”之一体。缘此,“思妇文本”所涵摄者,便不仅是孤立的“思妇”形象图现和单纯相思情怨的抒发而已,而是在这些基本质素之外,尚且隐括了“思妇”、文人作者和各种文学传统、社会文化机制的往来互动,以及在书写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如何相互辩证、融会转变的实践历程。本论文的题目所以径以“思妇文本”取代传统的“作品”“主题”之说,正是系因于此。
其间,十分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以写妇女相思情怨为主的文本,除早期不明作者的乐府古诗外,绝大多数皆出于男性文人之手。且就写作方式以观,以“全知全能”手法描摹“思妇”形象情怀者固然有之,但透过“妾”“予”“我”等字眼,以“第一人称”方式代“思妇”微吟长叹者,却为数更多。这不禁使人好奇:为什么明明是“女子之所思”,却往往出自“男子之所写”?或者说,为什么身为男性的文人,会愿意将兴趣的焦点投置在失意妇女的情愁悲怨之上,并以她们的“代言人”姿态出现?他们写作的根据为何?是纯粹为广大、普遍的不幸妇女表露心声,还是有其他的考虑?与早期民歌相较,是否有所不同?完成之后,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些,都是“思妇文本”形成、发展过程中,相当耐人寻味的问题。其间,当时的妇女处境和婚姻状况固然值得注意,来自政教体系、文学传统的作用,更是不宜忽视。因此,以下将由“文学史”角度出发,就具现于汉晋诗歌中的相关文本予以整理归纳,除追索其形成发展脉络外,更拟就“传统社会之婚姻观与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处境”“政教理想、诗学传统、拟代风气对‘思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两项论题,探勘“思妇文本”背后所蕴含的问题;最后,则试图由“性别仿拟与女性主体的消解”之层面,对相关论题提出另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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