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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西跨文化常用语词典》从跨文化视角出发，系统比较中西语言中的核心词汇。本书重点考察现代汉语100余个关键词的西方文化渊源，追溯这些词语在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词源，梳理其在中世纪至近代西方语言中的演变历程，并详细考证它们自17世纪以来进入汉语语境的过程。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通过多维度解析这些关键词，本书不仅揭示词语背后的思想史脉络，还展现了丰富的中西文化交流图景。研究内容涵盖词语的翻译传播史、双语词典编纂史、文化互动史以及哲学思想交融史，为理解中西文明对话提供了独特的语言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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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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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立柏（Leopold Leeb），奥地利汉学家、古典语文学家。1999年至2004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翻译与研究工作，其间开始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及古希伯来语课程。2004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为该校教授。学术成果丰硕，已出版专著、词典及教材逾70种，代表作包括《张衡、科学与宗教》《画说经典之八：简明思想史——从柏拉图到鲁迅》《古希腊罗马及教父时期名著名言词典》《简明拉丁语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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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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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凡例
A
爱国 Patriotism
B
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报纸 Newspaper
标准 Standard
表演 Performance
博物馆 Museum
C
才华 Talent
传播 Dissemination
传染 Infection
传说 Legend
传统 Tradition
创造 Creation
词典 Dictionary
D
党派 Party
道德 Morality
地理学 Geography
定义 Definition
对话 Dialog
F
法官 Judge
法律 Law
方法 Method
封建 Feudal
讽刺 Irony
符号 Sign
福音 Gospel
G
概念 Concept
公司 Company
观点 Viewpoint
关键词 Keyword
国会 Parliament
国家 State
H
和谐 Harmony
环境 Environment
婚约 Matrimony
J
几何学 Geometry
技术 Technology
价值 Value
建设 Edification
教育 Education
节庆 Feastday
结论 Conclusion
解释 Interpretation
进步 Progress
经典 Classic
经济 Economy
精神 Spirit
净化 Catharsis
剧院 Theater
K
科学 Science
空间 Space
控制 Control
L
理性 Reason
立场 Standpoint
历史 History
良心 Conscience
灵感 Inspiration
逻辑学 Logic
M
美德 Virtue
米 Meter
民主 Democracy
民族 Nation
模仿 Imitation
母语 Mothertongue
Q
权利 Right
R
人格 Person
人民 People
S
上帝 God
社会 Society
神话 Myth
神圣 Sacred
神学 Theology
时间 Time
实验 Experiment
市场 Market
世纪 Century
世俗 Profane
首都 Capital
数字 Number
T
体裁 Genre
同情 Sympathy
童话 FairyTale
图书馆 Library
图像 Image
土豆 Potato
W
委员会 Committee
文本 Text
文化 Culture
文明 Civilization
文学 Literature
问题 Problem
物质 Matter
X
先知 Prophet
现代 Modern
现实 Reality
想象 Imagination
信仰 Faith
形式 Form
虚构 Fiction
选举 Election
学科 Discipline
学校 School
Y
研究 Research
医院 Hospital
意义 Meaning
艺术 Art
银行 Bank
隐喻 Metaphor
影响 Influence
游戏 Play
语法 Grammar
语境 Context
语言 Language
Z
哲学 Philosophy
政府 Government
质量 Quality
祝福 Blessing
字母 Letter
自然 Nature
自由 Freedom
宗教 Religion
总统 President
汉英索引
英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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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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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在中国听到“外来词”时，人们可能很快想到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或联想到“沙发”(sofa)和“麦克风”(microphone)这样的音译词。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汉语中很多日常用语也是外来语，而且部分西方学术术语早在17世纪初已经“入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来北京时(1601年)意味着世界地图、西方的文献和西方的思想概念开始逐渐传入中国的语境，因为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译著和著作并不限于宗教的范围。另一些17世纪的外国译者和作者，比如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和利类思(Luigi Buglio，1606—1682)都有大量的汉语著作，不仅铸造了今天仍然被沿用的人名(如“亚当”“耶稣”“亚力”，即“亚里士多德”)和地名(如“如德亚”，即“犹太国”;“逻玛”，即“罗马”)，他们也创造了一套很完整的哲学术语、神学术语和某些科学领域的术语。
在这方面，几何学和数学可以当作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当利玛窦和徐光启(1562—1633)一起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时，他们创造了“点”“线”“角”“面”“体”“三角形”等很多新的科学术语，其中有很多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比如“球体”等。这些术语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每天使用的词语，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词语也是外来语。当时的利玛窦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希腊语的soma和拉丁语的corpus都指“身体”，而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著作中，这个词也指几何学上的“体”，即“物体”。然而，汉语中哪一个词最适合表达同样的意思呢? 汉语中有“身”“躯”“躬”“体”等字都指“身体”，应该选择哪一个成为几何学中的术语呢? 如果利玛窦和徐光启当时决定用“躯”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可能都不用“物体”“球体”和“圆柱体”，而会写“物躯”“球躯”和“圆柱躯”，可见其影响之大!换言之，古汉语中的“体”本没有很明确的几何学上的意义，而通过《几何原本》的翻译，这个“体”字获得一层新意义，正如古希腊语的soma(“身体”)通过欧几里得的著作也获得了新的意义。
除了新的词语以外，《几何原本》还介绍了西方科学的方法和逻辑思维，就是从“定义”(definitio，早期的翻译是“界说”)到一个“命题”或“公式”，再到一个“结论”(conclusio)。在西方传统中，这些基本的逻辑学工具是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发明的，他第一次提出“定义”(horismos，拉丁语译成definitio)这个概念，后来成为所谓“科学思维”的基础性术语。在国内，很多辞典和工具书忽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基础，仅仅根据英语进行研究，无法看到这些概念的“来龙去脉”，即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近代的演变过程。本词典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基本的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单词，既探索今天用的术语在西方传统中的来源，又分析它们在近代中国语境中的发展。
利玛窦和17世纪的其他耶稣会译者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而且他们有意把西方的各种学科介绍到中国，包括地理学、几何学、数学、天文学、语言学、逻辑学、伦理学、哲学、神学、法学、医学、解剖学、物理学、农业知识等。他们的著作和译著部分成了名著，比如利类思 (Luigi Buglio)翻译的《超性学要》(即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译本)。至今还没有人全面分析这些著作中的新术语和传入中国语境的外来词。如果想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然需要掌握原著的原文(即拉丁语)。因此，在国内没有多等人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
多年来研究汉语在近代的形成过程的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曾分析17世纪的意大利耶稣会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为近代汉语所作的贡献。马西尼说，艾儒略创造了很多新的词，其中有一些一直到今天仍然被使用，比如“北极”“赤道”“寒带”“理科”“文科”“审判”“医科”“大学”“学校”和“文学”等。然而，每一个单词的情况都不一样，需要单独分析，而马西尼只是解释每个单词在近代汉语中的传播情况。有的词语在古汉语中早就存在，但在近代语境中，它们获得新的含义，比如“大学”在古汉语中指儒家的一部经典，而在现代汉语中，“大学”指高等学府;“文学”在《论语》中指“渊博”和“文化修养”，而在近代语境中，“文学”指“以语言文学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象的艺术”。
那些耶稣会传教士在其著作中已经试图把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新词汇介绍到中国，但在很多方面他们传播“新语言”的力度不够，所以有很多新词语在17—19世纪并没有被中国语境所接纳。如“大学”这个词在古汉语中不是指“高等学府”，而是指“大学问”。虽然艾儒略在其《职方外纪》(1623年)中第一次提到“大学”并用这个词来指称西方的高等学府，但在1650—1880年间这种新概念中的“大学”并未在中国文献中出现。在19世纪末，通过日本术语的传播，“大学”再次进入中国的语境。马西尼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一词“必须被视为一种从日本传回来的外来语”。
在其《职方外纪》中，艾儒略还首次在现代意义上用了“文学”一词，他说，“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即“一切欧洲国家都很重视文学”)，而在其《西学凡》中，艾儒略认为是“自幼习文学者”(即“从幼年学习文学的人”)。某一个词语在某文献出现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词语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艾儒略第一次提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中国文人对“文学”这个学科的关注和研究要等到20世纪。中国教育机构建立“文学院”的时期是20世纪初，而不是19世纪之前。部分学者认为，在现代汉语中，作为学科的“文学”一词基本上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再次从日本进入中国语境的。然而，更准确地说，这个词是日本人根据
19世纪的汉英双语词典“激活的”或“恢复的”一个单词，因为这个词语在中国的词典中一直存在。在汉语语境中“文学”一直存在，但不被注意，不被广泛使用。
很多现代汉语中的词语在19世纪初已经记录在某些双语词典中，比如在江沙维(Affonso Goncalvez，1781—1841)编的几本双语词典中。明治维新(1868年)时期的日本学者根据一些在香港出版的英汉词典学习英语，尤其是罗存德 (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的《英华字典》(1866年)，曾起到很大的作用，曾在日本重印。在日本最有影响的“启蒙老师”福泽谕吉于1860年去美国几个月，认真学习英语，并在旧金山购买了一部英汉字典。他同年回日本并出版他的《英日字典》，当然是根据原有的英汉词典编写的。福泽谕吉的词典也应该对日本语的词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学者把一些在中国一直“传而不用”的词语“恢复了”和“激活了”，使之成为现代日本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核心单词。“文学”和“大学”是这种现象的两个例子。
研究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即语源学研究，是一个艰巨的项目，并且包括对很多语言的掌握以及对很多近代文献的阅读。全面研究每一个单词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什么时候第一次以现代含义出现，什么时候在双语词典中出现，这需要考察很多汉语和日本语的著作。日本学者佐藤亨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多研究，并于2007年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国也很需要一部比较大的“现代汉语词源词典”，使中国学者和学生有机会了解到每一个单词的来源。
在这种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时间段是清初到19世纪上半叶。在这200年中，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并且还编写了一些语言学著作和双语辞典。根据这些著作和辞典应该能更全面理解现代汉语的演变过程。比如，很少有人知道，在康熙初年时期有一名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编写了一部“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其中收录了很多当时用的词语，包括很多从西方传入的新术语，如哲学概念、神学术语和法学观念。这位伟大的学者是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他是一名多明我会会士，曾于1646—1648年在墨西哥生活，并经过菲律宾来中国。他从1649年到1687年在中国生活，大多时间居住在福建福宁。在这37年当中，他编写了很多汉语著作和双语书，包括一部西班牙语的《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年在广州出版)。他的双语辞典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官话词汇表》)原来没有包含任何汉字，因为他用拼写方式写汉语，但一名美国学者在21世纪初为他的辞典加上了汉字，并出版了这个原来以手稿保存的重要辞书。这部辞典是1820年代之前的最重要的双语辞典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早期西班牙语汉语辞典。我这本小型的词源词典多次参考了万济国的记录，并发现，万济国的词汇和17世纪耶稣会士著作中的哲学术语和神学术语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些观察我们可以认为，在17和18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士圈子中已经有一种共用的、相当发达的“现代语言”体系，这个“新语言”包括天主教信仰、神学和哲学的用语，其中有部分术语一直传到今天，比如“法学”“弥撒”和“灵魂”，但部分的术语失传(比如当时的“道科”指今天的“神学”，当时用的“克己学”指今天的“伦理学”，而当时用的“性学”指今天的“哲学”)。在19世纪末，日本的学者决定用新的一套术语，比如用“神学”“哲学”“伦理学”等。
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很多外来词在中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定型”。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逻辑学”。中国第一个逻辑学家李之藻(1565—1630)翻译西方的逻辑学著作，译著以《名理探》问世。当时他用“名理”和“名理学”来翻译logica(“逻辑学”)，但这个术语并没有传到20世纪。中国人也没有使用日本人19世纪末以来使用的“论理学”，而其他的方案(比如“理则学”)也在20世纪被淘汰。最后普遍被采纳的是“逻辑学”，一个音译词。在西方人名的翻译过程中，这个“定型”时刻恐怕更晚一些。比如，古罗马重要思想家Seneca的译名在20世纪初、民国时期和1949年以后有很多版本，有“塞涅加”“赛内加”“塞内卡”和“瑟内卡”;不过没有人知道，30年后对这个译名的共同翻译方式是什么。
这种“长期不定”的状态也表明一个可悲的事实:这些术语和人名很长时间没有在中国学术界中被重视或在教育体制中找到固定的位置。如果在全国只有5个人懂得什么是逻辑学，而没一个人有自己的翻译，那么我们永远不能指望有共同的、权威性的翻译。然而，如果逻辑学成为所有的大学哲学院的必修课，很快就会有通用的教材和一套公认的术语。在中国还需要发展很多“新的”学科，比如西方古典学、拉丁语文学、中世纪文学等。其中一个需要发展的学科是“现代汉语词源学”(the etymology of modern Chinese)。我真希望我的这个小小研究成果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许多人参与的正规的学科。实际上可以说，很少有中国学者深入了解自己的母语，因为他们不问“母语”一词是从哪里来 的:mother tongue(“母语”)来自拉丁语的lingua materna，是欧洲中世纪才有的单词，而其思想根基是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的《忏悔录》。在这部著作中，奥古斯丁第一次反省一个小孩子如何向母亲学习自己的“母语”。“母语”这个词大约在1920年代传入现代汉语，大概也增加了汉语表达方式中的感情成分。今天“饮水思源”的中国人是不是因为“母语”和“母校”等词而对拉丁语产生很大的兴趣，甚至某种感恩情怀呢? 现代汉语和现代科学一样，都是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受益者，虽然很少有学者去探讨这样的事实。
深入了解自己的母语应该是一项很有魅力的探讨。进一步进行词源学方面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很多学者自己都不太明白自己每天使用的词语(比如“文化”“文明”“社会”)的出处、变迁，以及其中很多词语在西方语境中的“原来味道”。在很多情况下，当中国学人了解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才会明白自己经常使用的词语的“深度”和历史渊源。目前的中国学者的外语能力非常有限，国内出版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词典不多，在这种条件下，词源研究的进步只能是很慢的。然而，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能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外语和古典语言，在词源学的领域中“更上一层楼”。
但愿这部小型词典帮助广大的读者群体对现代汉语有新的了解，同时对17、18、19世纪的双语字典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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