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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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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开罗会议是由英国官员举行的一系列秘密会议，旨在为中东制定共同政策，并为英国控制伊拉克和外约旦制定蓝图。此次会议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并帮助建立了今天的伊拉克和约旦哈希姆王国。本书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研究深入，作者以细腻的笔法带领读者穿越1921年开罗会议的十日之旅，探索当时的政治阴谋，以及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动态，其中所提供的有价值的背景信息，使读者可以充分理解会议期间所发生事件的意义。正如传统的帝国史一样，布拉特?福特从英国统治精英的角度讲述了这次会议的故事，包括T.E劳伦斯、陆军元帅埃德蒙?艾伦比和格特鲁德?贝尔在内的帝国官员们，雄心勃勃地试图将中东带入民族主义的现代世界，然而，他们固有的偏见却最终导致了其中东政策的失败，并在一百年后依然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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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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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12日至21日，作为中东地区主要委任统治国的英国，在其殖民地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牵头组织下在开罗召开了一场会议，旨在解决奥斯曼帝国垮台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前途问题。这场持续十天的会议意图重绘中东地图，即在伊拉克和外约旦建立王国，并确认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未来的以色列国。包括T.E.劳伦斯和格特鲁德?贝尔在内的英国官员们，雄心勃勃地试图将中东带入现代民族主义世界，但他们的偏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却深刻地改变了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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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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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布拉德?福特，加拿大廷代尔大学历史与全球研究教授，著有《牛津运动》《帝国的新A–Z》《基奇纳：英雄与反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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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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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前 言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东
第二章 1918年后的中东外交
第三章 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 为开罗会议做准备
第四章 “中东要人齐聚于此”： 开罗十日第一幕
第五章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开罗十日第二幕
第六章 在开罗远未结束： 转向耶路撒冷
第七章 开罗在行动： 沙里夫方案的贯彻
结论 开罗会议历史回顾
注 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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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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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21年3月20日，星期天，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丘吉尔作为主办者，邀请开罗会议的与会代表们参加他举办的一场特殊参访活动。开罗会议的主题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受邀的代表们从下榻的酒店出发，穿过尼罗河，经过短暂旅行，来到吉萨，参观古金字塔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这一行程是丘吉尔亲自设计的，他想给这些代表带来一次巅峰体验，纪念他们在埃及首都相聚的日子。虽然还留有几场正式的晚宴，但这一天对金字塔的参访将成为这次为期十天的会议的高光时刻。
那天拍摄的一张照片，日后将成为中东现代历史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影像。参加活动的人们坐在骆驼背上，在斯芬克斯像正前方一个挨着一个比邻而立。在照片的最左侧，是丘吉尔的夫人克莱门坦，她头裹围巾，戴着墨镜，一袭白色套装随风飘逸。在她的旁边，是她的丈夫，丘吉尔身穿风衣，头戴礼帽，一副太阳镜架在鼻梁上。然后就是久已成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贝尔身裹一件长大衣，大衣上配有一条不太应时的皮领子，头戴一顶装饰羽毛、制作精美的帽子，帽檐下，贝尔冷冰冰的目光直视镜头。贝尔旁边，是已成为传奇人物的T.E.劳伦斯。劳伦斯头戴一顶礼帽，西装领带加身，迟疑地坐在骆驼背上，与其“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名号格格不入。最右侧，是斜眼盯着镜头的沃尔特?汤普森，他是丘吉尔的保镖。尽管这张照片后来非常出名，但其捕捉的场景却多少有些怪异，让人容易感觉到这明显是一张旅游合影。尽管贝尔和劳伦斯着装正式，但他们都拥有在沙漠中长途旅行的丰富经验，且在以往数月中骑行骆驼，他们在照片上的形象不免有些做作。与此同时，丘吉尔和他的夫人克莱门坦，此前从未骑过骆驼；丘吉尔的笨拙表现很快就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
开罗会议是中东现代政治史中的分水岭。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0年意大利圣雷莫会议举行之后，丘吉尔提议召开开罗会议，其目的是决定刚创立不久的国际委任统治制度的属性与落实范围。在其闭幕之后，开罗会议将启动建立伊拉克和约旦两个新阿拉伯国家的进程，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委任统治下巴勒斯坦的发展方向，而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也是现代以色列国的前身。虽然在20世纪早期的部分中东史研究中，开罗会议曾受到过重点关注，但从未像在本书中那样被全面深入地研究过。最近，当我将要完成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传记的编纂工作时，我开始思考，对开罗会议的深入考察或许能给理解1921年那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天会期中的事件和意图带来新的有价值的视角。1921年春天，在艾伦比还是英国驻埃及高专的时候，他曾在日记中数次提到“丘吉尔先生”将到达开罗，参加一场关乎中东地缘政治未来的特殊会议。确实，丘吉尔仅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周才与艾伦比联系，征求他对会议代表下榻和举行会谈酒店的建议；艾伦比提出把会议安排在位于开罗中心地带的豪华酒店—塞米拉米斯酒店。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此次会议的重要与会者，特别是丘吉尔和贝尔的私人文件已经变得方便查阅。当开始深入阅读会议文件时，我开始意识到，通过这些文件，我们可以对会议的过程和结果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当我阅读相关材料，梳理此次会议如何得以召开、如何组织推进，以及那些受邀与会人士的参会目标以及个人人品如何等问题的时候，我感到，对此次会议的全面审议或许有助于更深入、更坚实地理解和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世界外交史。那个年代有一种特殊的“会议文化”，坚信可以通过国际峰会解决世界大战带来的一系列破坏性问题。
开罗会议（连同其部分人员参加的耶路撒冷后续会议）的召开与欧洲的传统一脉相承，这一传统创立于1815年召开于维也纳、1878年和1884年召开于柏林的外交会议，延伸到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以及1920年召开的圣雷莫会议。与此类似，自1887年以后，英国的殖民地与帝国事务会议也定期召开，这些都强化了当时的会议文化。开罗会议代表被赋予的任务是，在“一战”带来剧烈的地区动荡且奥斯曼帝国应时而败的背景下，重塑和重组中东地区的若干关键部分。
这一重大变局，既关乎欧洲的地缘政治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新生国家也同样意义重大。中东变局的双重重要性是自然的，但不能因此简单地将新生中东国家的利益归置于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帝国中心的利益之中。尽管开罗会议主要是英国政府的事务，但出席会议的有几位来自伊拉克政府的重要官员，其中既有伊拉克人，也有英国人。伊拉克官员的出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会议征询了相关地区的意见，并在会议审议中加以考量。换句话说，本书将要论证的一点是：开罗会议不仅仅是一个“橡皮图章”或“纯粹的花架子”—以往的某些历史学者曾经这样描述过此次会议。在那个时代，大国托管作为传统帝国统治的继承者是被视为更为进步的，在欧洲和美国的高层官署内代表着一种国际行为的高标准，尤其在帝国仍是现代国际关系中重要组织特征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研究全球性帝国历史的著名学者约翰?达尔文曾说过一句具有标志性的话：英国在中东的帝国统治，是“世界中一个不稳定的突出部”。那个年代的中东事务政治家和外交官，试图按着国家构建的要求来改造这一地区；直到今天，中东地区仍然带有当年这种尝试的明显烙印。
当我更为深入地阅读主要与会者在会议期间的书信，更深入地审阅会议文档记录，以及更深入地了解支撑其中东政策目标的会议框架时，会议日程的严肃性和全面性也越发清晰起来。为了更具吸引力，会议被安排在独具一格的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而当时还是一名伊拉克政府官员的格特鲁德?贝尔却担心，这次会议不过是英国殖民地事务部组织的一场作秀，在最初还不太愿意参加会议。1921年2月下旬，贝尔在离开巴格达前往开罗的旅途中曾给其继母弗洛伦斯?贝尔女士写信称，“我对参会一点都不积极”，她怀疑在伊拉克形势躁动不安之际离开巴格达是否明智。尽管不情愿前往开罗是贝尔的第一个念头，但一个月后，在其回家的旅途上，贝尔的立场则变得更为深思熟虑：“美好的工作就在眼前，我真的很高兴回到巴格达。”确实，贝尔在1921年春天关于中东未来及其个人作用的乐观态度，反映了开罗会议多数与会者的看法，丘吉尔和劳伦斯尤其乐观。所有与会者离开时都踌躇满志，决心推进落实会议决定，完成对中东地区的政治重塑。随着虚弱的奥斯曼帝国军队1918年秋天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遭到全面失败，中东地区的政治重组已经开始。临近会议闭幕时，意气风发的劳伦斯给他在牛津的妈妈写信说：“我们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烦琐小事被一笑了之。”
本书的基本任务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丘吉尔及其参加开罗会议的部分同事在1921年3月的一个上午，来到斯芬克斯像前，坐在骆驼背上？对于他们来说，此次会议代表着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雄心：在中东地区为当地政府塑造全新的战后地缘政治格局。从近期看，根据巴黎和会推动组建的国联之要求，开罗会议的计划中还包括一些延续英国委任统治的内容。然而，所有相关人士都清楚地认为，这些委任统治都将向着有利于真正民族独立的方向而逐步淡化消散。他们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概念，将其视为地区重建的标准，这一举措对于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中东控局来说是一种明智的办法吗？开罗会议上主导性的“沙里夫方案”就此问题做出了回答。根据这一方案，将由哈希姆王朝的两位继承人—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王子，分别担任伊拉克和外约旦两个君主制国家的国王。但是，开罗会议开具的药方最终能否给予伊拉克和外约旦人民所渴望的政治与经济稳定呢？另外，巴勒斯坦的政治形势异常复杂，该问题在会议上谈论激烈，巴勒斯坦能够通过此次会议的宽泛计划找到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吗？
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波诡云谲。面对这一形势，聚集在开罗的会议代表们试图为中东各地的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打造一个持久的集权国家模式。通过一系列新设计组建的国家，将阿拉伯世界与当代世界在政治上联系起来；这一想法，与两年前规模大得多的巴黎和会所提出的愿景并无不同。简而言之，英国和1918年之后的国际社会决心在中东于旧世界的废墟上打造一种新的秩序，开罗会议将成为显示这一决心的有力和代表性的范例。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东
1918年秋天，随着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步入尾声，远在东方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人们正在热烈庆祝该国摆脱奥斯曼帝国四百年的统治而获得独立。10月1日上午，作为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统帅的联合部队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沙漠骑兵部队开进了燃烧未尽、混乱不堪的大马士革。很快，为了显示对即将到来的“阿拉伯北方军”的敬意，澳大利亚人撤出了这座被征服的城市，让阿拉伯人享受属于自己的崇高和历史性的胜利时刻。“阿拉伯北方军”以阿拉伯汉志地区哈希姆王朝费萨尔王子的名义进行战斗。现在他们尽情享受胜利时光。大马士革在历史上曾是泛阿拉伯地区的中心，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正沉浸在战胜奥斯曼帝国的喜悦中。同样沉浸于狂喜之中的还有年轻的英国军官T.E.劳伦斯中校。1915年初，身为开罗阿拉伯局一名普通职员的劳伦斯，不畏艰险，转而成为费萨尔的主要军事顾问。大多数阿拉伯人将劳伦斯视为英雄，称他为“奥伦斯”。1918年10月1日，劳伦斯驾驶着他那辆绰号为“蓝雾”的劳斯莱斯装甲车进入了大马士革。劳伦斯后来回忆道，那天他像往常一样，身穿全套的阿拉伯服装，“人们欢呼着他的名字，鲜花簇拥、热吻连连，还有人从房屋顶上喷洒玫瑰油”。
然而，在大马士革受到庆典般欢迎的背后，则是劳伦斯在战争后一阶段所感受到的那种油尽灯枯的疲惫。在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沙漠中进行了近两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劳伦斯身心交瘁。他亲率疲惫之师，面对奥斯曼人的强暴，坚忍不拔、勇敢作战，其心中帮助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统治赢得独立的信念始终不渝。然而，在大马士革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里，劳伦斯心中坚守已久的希望在更为强大和执着的英法现实政治需要面前发生了动摇。劳伦斯进入大马士革两天以后，费萨尔将举行属于他自己的凯旋般的入城仪式，几个小时后紧随进城的是艾伦比。
魅力洋溢的阿拉伯王子与刻板严厉的英国司令官同意于入城的当天下午在市内一家酒店会面，艾伦比将借此次会面向费萨尔通报英国政府关于甫获解放的叙利亚的政策计划，而英国的相关计划将使费萨尔即刻获得阿拉伯独立的希望化为泡影。尽管在过去的两年中，两人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是并肩作战的盟友，但彼此从未见面。艾伦比立即被费萨尔吸引了，他在后来写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评价费萨尔：“热情”“亲和”“在原则问题上坦诚直率”。根据劳伦斯的描述，费萨尔对艾伦比的印象是“魁伟、热烈、友善，是那个声名远扬、纵横世界大国的典型代表”。在剑拔弩张却干脆利落的三十分钟会面中，两人为中东地区开启了一种不断扩展的新型治理方式。
此次会面的地点—维多利亚酒店，现已不再位于大马士革的中心地带，早已淹没在20世纪的城市发展中。但在1918年，该酒店是大马士革唯一的A级酒店；10月3日下午的半个小时，其豪华内场见证了艾伦比与费萨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一次值得纪念的会面。作为费萨尔的主要英国军事顾问，劳伦斯也出席了。此次会面的争议性结果令劳伦斯极为沮丧，以至于他决定立即退出战争，打道回家。这次会面将被证明只不过是战时帝国内部的一次刻板的例行公事。
艾伦比是带着英国政府的指示来和费萨尔会面的。根据这一指示，费萨尔必须明白，叙利亚的未来必须有法国的正式参与和监管。在两年前的1916年初，英法两国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当费萨尔得知叙利亚未来的独立被附加了诸多限制条件时，显得犹豫迟疑；恼怒的艾伦比问劳伦斯：“你难道没有告诉费萨尔叙利亚要接受法国的保护吗？”“长官，我没有告诉他，我对此一无所知。”根据当时在场的澳大利亚将军哈里?乔威尔的会见记录，劳伦斯是这样回答艾伦比的问题的。言不由衷在会谈中并不常见，艾伦比被劳伦斯佯装不知《赛克斯—皮科协定》有关规定的举动激怒了。当劳伦斯声称不愿与委派给费萨尔的法国联络官进行合作时，艾伦比更为愤怒。劳伦斯愤怒地表示，他的休假要过期了，他打算立即开始休假。怒不可遏的艾伦比大声说道：“好吧！你休吧！”劳伦斯沮丧地离开了会场。在酒店外面，劳伦斯碰见了他沙漠作战时的亲密战友皮尔斯?乔伊斯中校；在皮尔斯看来，此时的劳伦斯穿着一身肮脏不堪的阿拉伯服装，面露抑郁、精神萎靡。与皮尔斯打招呼后，劳伦斯说：“我的工作完成了，我要回家了。”第二天晚间，劳伦斯离开大马士革前往埃及，再从埃及回到英国；此后，劳伦斯再也没有回过大马士革。
后来，他写了一本记叙“阿拉伯起义”的个人回忆录—《智慧七柱》。在书中，劳伦斯对当时那样决绝地离开中东表达了遗憾之情：“无以名状的痛苦即刻涌上心头。”回过头看，如果经过几代人后人们试图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即从那个时候开始，“中东”逐步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常见用词；那么，艾伦比与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会面以及劳伦斯突然的黯然退出，将成为一个合适的可供选择的时间节点。劳伦斯认为阿拉伯人在大马士革遭到了背叛，在其离开大马士革以后，很快就开始漫漫奔走，试图说服英法两国允许费萨尔拥有并治理其率领的阿拉伯军队协助盟国赢得的土地。乔伊斯后来描述道，劳伦斯是在“为费萨尔的战后政治地位而战”。对于坚定执着的劳伦斯来说，这场战役一直进行到1921年3月，以开罗会议十天内做出的关键决策而宣布告终。
本质上说，劳伦斯以及其他几位关键人物在开罗会议上试图达到的目标，起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统治的瓦解。奥斯曼帝国的溃败对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法国和俄国的利益也同样受到影响。随着维多利亚时代在19世纪后期步入尾声，大英帝国发现自身处于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明显对手，其工业产能已经超越英国，其海军也对英国皇家海军在公海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构成挑战。苏伊士运河和通往印度的航道是大英帝国的战略枢纽，被称为帝国的“旋转门”，而近年来法国同德国一样咄咄逼人，对英国的这一枢纽构成严峻挑战。近几十年来，英法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与日俱增。1884—1885年的“柏林西非会议”后，一小部分欧洲国家加速瓜分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英法两国冲在前列。在那个时代，控制尼罗河上游对欧洲国家来说意义重大，英法在上尼罗河流域展开激烈争夺。1898年，基奇纳伯爵率军取得苏丹战场的胜利以后，受命率团前往法绍达；基奇纳在最后一刻将英法两国的外交对抗平缓下来。如果基奇纳此行有辱使命、归于失败，那么伦敦和巴黎都相信两国间将会爆发战争。此后不久，英国在南非卷入了持续三年的布尔战争。这场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英帝国的著名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认为，这场战争给英国带来的教训是“不可胜数的”。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对布尔人反对英国的地缘政治企图予以积极同情，这一事实必将加深英国对帝国事务当前状况的忧虑感。
与此同时，英国怀着日益增长的不安观望着奥斯曼帝国统治了四个世纪的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在传统上被英国视为制衡俄国在本地区特别是沿印度西北边疆一线进行扩张的工具，但现在它看起来已经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多年以来，这个所谓的“欧洲病夫”早已被视作病入膏肓，但在20世纪之交，巴尔干地区的独立运动与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扩张交织叠加，沉重打击着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世人对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担忧赫然突出。此外，法国把手伸向突尼斯，设法从奥斯曼人手中夺走了它；在此之前，英国使用同样伎俩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同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另一个竞争对手—奥匈帝国，于1908年吞并了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11年，再趋活跃的意大利帝国主义开始在利比亚逞强示威。综上所述，在世界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年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推动着英国全面评估其通过扶植奥斯曼强化自身帝国地位的传统政策。
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帝国政策，向来是由多种手段构成的混合体，旨在谋取特定的政策目标。英国的第一个政策手段属传统外交，英国借此构筑起相互协调的使领馆体系，用以增进自身利益。第二个手段属非常规的影响手段，包括经济、金融和军事渗透等，旨在赢得当地精英群体的支持。这方面最持久的例子，被称为“大博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中，英国与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肆意玩弄鬼魅伎俩和阴谋勾连。第三个手段是，英国在确保苏伊士运河的完整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建立缓冲地带或讨好附庸国，以确保其至关重要的利益得到维护。1882年被英国占领以后，埃及理所当然地成为英国这一政策的支点。邻近的亚丁中转港口具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它是通向印度的关键站点。第四个手段是，英国还时不时地认为有必要发起陆上和海上军事行动，以确保其地区地位的安全。1878—1880年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和1884—1885年的戈登苏丹远征行动，就是这一手段的突出运用。大英帝国所有的这些战略手段运用，意味着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英国在中东地区内部及其周边地带拥有明显的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直接而重大的意义在于确保至关重要的连接印度的苏伊士通道的安全。
尽管英国的“四边战略”是有效的，但其实际运用从不依循泾渭分明的严格套路。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经营中总会碰到不期而遇的现实问题，其四种手段在英国政策筹划中主次位置的排定，将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最优化战略设计。19世纪90年代，德国对外政策中自负独断的一面更趋抬头，这一趋势一直延展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一情势无疑使中东地区的形势更趋复杂。在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掌控下，德意志帝国在中东地区开始显露出自己的野心并与英国和俄国展开争夺。德皇于1898年访问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显示了德国在中东地区的野心。
德国还在1908年运行的汉志铁路的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德国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更为实质性的进取手段。德皇当时最亲近的谋士马克斯?冯?奥本海姆设法说服威廉二世相信，将德国的辐射范围向东推进将提升帝国的国际影响。奥本海姆曾是德国驻开罗领事馆的一名随员，他深得威廉的信任，在这个具有吸引力的向东发展问题上一言九鼎。在此问题上具有同样重要影响的是阿道夫?马沙尔?冯?比伯斯坦。比伯斯坦气质高贵，贵族出身，是德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两人特殊政治影响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推动德皇同意支持修建全长800英里，从大马士革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地那，穿越阿拉伯沙漠腹地的汉志铁路。
多年来，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梦想修建一条从大马士革一路到达麦加的铁路，载运虔诚的穆斯林每年前往麦加朝圣。此外，汉志铁路还将彰显苏丹本人信守着其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职责，并致力于昭示奥斯曼帝国的声威。作为修建汉志铁路的序幕，奥斯曼人沿着同样的线路建设了一条电报线。此线一旦完成，就将充分说明修建汉志铁路是完全可行的。随后，1901年5月，汉志铁路的修建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都为修建铁路展开了强制性捐款，而奥斯曼当局曾预计世界各地虔诚的穆斯林会迅速解囊捐助，前往麦加的朝觐之旅将变得更便捷、更安全、更便宜。
汉志铁路的成功修建主要依赖于奥斯曼士兵的劳役，但同样也依靠来自国外，特别是德国的专业技术知识。例如，铁路的管理者是来自莱比锡的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他从1886年开始在奥斯曼帝国工作，足迹遍及帝国的多个地方。对于英国来说，修建这条铁路是奥斯曼—德意志发起的战略挑衅行为，对英国的中东利益构成潜在威胁，临近的苏伊士运河的安全理所当然成为英国的首要关切。1884年的马赫迪起义已经给苏伊士运河安全拉响了警报，英国曾派遣戈登将军前往苏丹解决危机，但没有成功。以往曾在印度西北边疆地带兴起的圣战运动，在索马里兰也不断抬头，这引起了英国的严重关切。汉志铁路于1908年修建完成后，英国的疑虑进一步加重，一批德国人被任命到铁路的各层运营岗位上；1910至1917年间，汉志铁路的行政总监一职由德国人担任。总而言之，英国人所担心的是，汉志铁路将成为强化中东地区奥斯曼—德意志帝国轴心的工具。
在1914年夏天欧洲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的最后几年中，这些帝国间的竞争和挑战更为尖锐。面对风起云涌的内部抗争，奥斯曼帝国持续走向衰落；1912—1913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导致奥斯曼帝国几乎失去了其所有的欧洲领土。苏伊士运河作为帝国的“脊柱”，对英国历来极端重要，而邻近的伊朗最近发现石油以后，苏伊士运河对英国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一战”爆发前夕，英国皇家海军决定把舰队动力由燃煤转为燃油；作为英国对外贸易和帝国地位最重要的武装臂膀，英国皇家海军为了全面保持作战能力，对石油这一液体“黑金”形成了高度依赖。当时作为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于1914年6月果断出手，推动英国政府买下了“英波石油公司”的控股权，以确保皇家海军未来的燃料供应安全。西方主导的现代石油工业迅速发展，中东地区在其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凸显。至此，对英国而言，这一崭新的地缘战略现实给其在中东地区的广泛利益又增添了新的内涵。伦敦因而坚信，在日益迫近的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很可能会支持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中东地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重组近在咫尺。可以说，面对根本性的地区变局，英国的应对准备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做得都更好一些。
1918年艾伦比与费萨尔在大马士革进行了一次影响重大的会面；在此之前的几年中，英国驻埃及高专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为此次会面的举行打下了基础、营造了气氛。作为终生为英帝国服务的外交官，麦克马洪于1915年被派往埃及接替基奇纳勋爵；基奇纳勋爵在埃及担任三年的高专以后，突然于1914年8月被任命为陆军大臣。麦克马洪经验丰富、谨慎细致，堪称处理帝国事务的老手，但他公开其与沙里夫?侯赛因之间函件的决定令人费解，因为那些函件有可能引发争端。年迈的哈希姆王朝统治着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汉志地区，麦加和麦地那都在这一区域。同时，阿拉伯半岛其他绝大部分区域都处在沙特王室和拉希德王室的控制之下。
英国驻埃及高专麦克马洪于1915年8月在收到沙里夫试探性信函几周后予以了回复，他的回函很可能引发了争执。如果确实如此，那也事出有因。基奇纳此前曾于1914年2月在开罗会见过侯赛因的一个儿子——阿卜杜拉王子，这次会面为两边的接触定下了调子。在那次简短而重要的会面中，基奇纳试图评估阿拉伯人在大战于近期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后，是否有意愿站在英国一边对抗奥斯曼。后来，1915年3月，基奇纳确实对其伦敦战争委员会的同僚们谈道：“如果出现瓜分土耳其的局面，在阿拉伯地区出现一个处于英国扶植之下的阿拉伯王国符合英国的利益。……麦加、麦地那和卡尔巴拉等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都含括在内。”战前汉志地区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多年呈上升之势，汉志铁路的修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铁路穿越了贝都因人居住的大片土地，对于贝都因人来说，汉志铁路的修建预示着奥斯曼人对汉志控制的强化，侯赛因和哈希姆王室对此更是心怀不满。令侯赛因更为不满的是，在麦地那出现了一支一万人规模的带有威胁性质的奥斯曼卫戍部队。实际上，在1915年的这一时刻，沙里夫和他的四个儿子已在内部形成共识：在汉志发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阿拉伯起义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他们推算，起义最早可以在1916年6月发起。在勤勉和资历深厚的大臣爱德华?格雷领导下，英国外交部对汉志地区所有这些现实和潜在的事态发展表示欣然接受。
在基奇纳明确表示希望在后奥斯曼时代的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英国影响下的汉志阿拉伯国家几个月后，费萨尔王子于1915年5月访问大马士革；访问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组织“青年阿拉伯协会”和“盟约社”的代表，交给费萨尔一份后来被称为“大马士革议定书”的文件；费萨尔的父亲侯赛因依据这一文件开始与麦克马洪进行了长时间的通信。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该议定书中提出了阿拉伯人支持协约国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条件。一旦接受这些条件，这份议定书会保证哈希姆王室将来组织起义，反抗其土耳其霸主。
几个月之后，1915年7月14日，侯赛因的第一封来信放到了英国驻埃及高专官邸的办公桌上。高专官邸位于开罗市中心，俯瞰着尼罗河。两人之间受到高度重视的信函往来一直持续到1916年3月，共计10封，双方各5封。这些信函形成了一些核心原则；根据这些原则，英国及协约国将以特定的方式，回应和配合沙里夫动员其哈希姆阿拉伯王国人民对抗奥斯曼部署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成千上万的现代化强大军事力量。这些信函并不构成英国和哈希姆王室之间有约束力的正式条约，但其内容确实表明麦克马洪愿意严肃看待哈希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意愿。同时，双方同意未来联盟作战的效果将关乎英国对战后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在信中，侯赛因表示有意愿、有准备投入己方的人力和资金，摆脱奥斯曼的控制，赢得国家独立。他的立场与英国彻底推翻奥斯曼帝国的意志相互契合，这将分散奥斯曼对中东地区的把控，弱化以德国为首的三国同盟从事战争的能力。
麦克马洪与侯赛因之间的信函往来于开罗和麦加之间，总共持续了约八个月，一直到1916年3月10日才告结束。这一天，麦克马洪向沙里夫发出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同意了对方向英国提出的多项支援要求，包括提供大批武器和价值5万英镑的索维林金币；麦克马洪还在信中表示知悉阿拉伯起义将很快在6月发起。起义如期发起。1916年6月10日黎明，侯赛因亲自从其麦加宫殿的窗户里开了第一枪。麦加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战前这座伊斯兰最神圣城市凌晨时分的宁静，开启了阿拉伯人与奥斯曼人之间持续两年多的沙漠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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