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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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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吉登斯著作体系中最具历史社会学色彩的一部作品，是其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全书以军事暴力为核心线索，力图阐明国家的历史演进轨迹，尤其集中于分析民族国家相对于此前国家形态的独特性，突出体现在：民族国家是具有清晰领土边界的权力容器，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分离，民族国家行政监控能力的升级，军事暴力垄断和战争工业化，以及公民权、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等。在深度刻画民族国家主要特性的基础上，吉登斯进一步就民族国家的未来影响进行预测，提出其独具特色的现代性理论框架，预示了其后来的《现代性的后果》等著作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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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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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出生于英国，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现为英国上院议员、终身贵族。他被誉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曾在剑桥大学任教30多年，并且为该校社会学系的创办者，曾于1997—2003年间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同时，他也是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办者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第三条道路》等著作30余部，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形成广泛的影响。他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曾深刻影响了20世纪转折时期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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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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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开始部分将概述与权力概念相关的一些常见概念，从而确立本书之主旨。与“能动性”（agency）和“结构”（structure）一样，“权力”（power）也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成为人也就意味着成为能动者（agent）?D?D尽管并非所有能动者都是人?D?D而成为能动者也就意味着拥有权力。从高度抽象的意义而言，“权力”指“转换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即干预特定事件并以某种方式改变它们的能力。对于社会理论而言，能动性与权力之间的逻辑关联至关重要，但为了让“权力”概念在社会研究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定义还需作进一步细化。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权力必须与能动者旨在实现其行动目标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联系起来。资源存在于社会系统持续再生产的过程中，这种跨越时空的持续再生产形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从而使社会得以“存在”。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资源：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包括物质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自然力量。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活动本身的支配。两种权力来源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对时空关系的管理。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都强调配置性资源在社会构成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这种观点直接而充分地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上，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的阐释的话。在那里，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解释历史，不同社会类型的制度组织及其变迁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对配置性资源的强调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中，所有基于“文化进化主义”或“社会进化主义”的理论实际上都表现出这一特征，这些理论力图用社会形态对其“环境”的不同适应方式来解释社会变迁。我已在其他地方对这种观点进行过广泛的批判，这里无须重述这些批判，只需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本书所采用的立场看来，所有认为配置性资源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单纯地强调权威性资源的作用。如果人类历史不存在所谓的原动力（即使在最终的意义上），社会分析所要针对的问题就是：考察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在社会系统构成和社会动态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资源绝不会“自发地”进入社会系统的生产过程；只有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资源的时候，它们才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系统都可以视为支配（domination）的构成或表现方式，“支配”概念而不是其他概念才是权力研究的焦点。所有跨越时空而稳定存在的社会系统都是“权力系统”，都呈现为某种支配形态，因为社会系统建立在行动者之间或行动者群体之间的自主与依赖关系的基础上。有关权力性质的大量争论已经表明，各种支配形态不能化约为个体行动者所采取的行为、作出的决定或制定的政策。权力是即使面对他人反对也能够有效地决定事件进程的能力，它无疑极端重要。但是，“决定”和“争议性政策”只是支配的面向之一。用“不作决策”（non？decision？making）来描述权力的另一个面向虽然并不恰当，但政治科学的某些研究领域已经广泛接受了这一术语。重要的不仅仅是没有作决策，甚至决策之事从未被考虑过。也就是说，不决策，不是决策的对立面，反而总会影响行为“选择”的各种情境。当权力以制裁力量的面孔出现时，权力是最令人不安的和最令人恐怖的。不过，权力只有在重复性制度化实践中无声地运行时才是最集中和最持久的。因此，我所使用的“支配”并不一定是一个本质上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
任何具有一定时间延续性的社会系统都必然包含着“权力的制度化调配”（institutional mediation of power）。也就是说，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而得到体现；制度体现了嵌入在社会生活最深处的延续性。但在所有的社会集合体中?D?D无论是在社团还是在组织中?D?D支配都体现为各种控制模式，一些行动者通过这些控制模式而致力于获得和维持他人对于自己的服从。我将那些相对稳定的控制形态称作统治（rule）类型。统治形态是社会系统中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的（或多或少的）稳定关系，统治形态的维持依赖于支配者影响他人行为的例行化实践。因此，就分析性意义而言，它们区别于权力的制度化调配。比如，就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而言，特定类型的科层制组织可能会产生高水平的权力。就其掌握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言，现代大型工业公司的权力也同样如此。但任何个人或群体对组织运转的控制能力并不是权力“大小”的直接延伸。就个人动用资源的能力而言，他可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但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特定的目标，则还依赖于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必要服从。那些“位高权重”之人经常谈到这样一种体验：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面临诸多障碍。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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