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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历史学家，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解读近代史力作
马勇从80年代末开始研究近代史，深耕近代史研究近40年，在本书中，他立足真实的历史，捡拾起“历史的原稿”，从制度的变迁、战争的压迫和人物的进退三个方面，揭示新视角下的晚清真相。
迷障丛生的晚清历史，我们如何探求真相？
历史从未有过简单的答案。太多关于对与错的辩证、无数血与火的冲突……当我们自以为了解晚清这段特殊历史，却不过是深陷在历史的错觉中。中国历史为何选择了这样一条迈向近代之路？运行千年的科举体制为何在一夕之间轰然崩塌？“中体西用”真的只是帝国覆灭前徒劳的挣扎吗？适当的守旧有时是否也是必要？
远去的风云人物，在已被盖棺定论的形象之下，又是一个个怎样复杂的灵魂？
特殊的时代给了许多人物粉墨登场的舞台。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知我罪者，其惟春秋”，流动着的历史不断变动着对他们的评价。在他们中的大多数身上，善与恶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螺旋交织着：恶行有善果，而恶果有善因。
全新视角读懂与近代中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基因。
马勇老师继承自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的“历史三峡论”，在这个论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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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晚清沧桑巨变为舞台，聚焦影响中国近代命运的关键人物，通过科举制度兴衰、洋务运动得失、戊戌变法成败、清末新政困局等重大议题，重新探讨教科书中的人物“定论”。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李鸿章如何在外交困局中无奈践行“以夷制夷”，康有为“衣带诏”真相与维新派的战略误判，袁世凯“告密疑云”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张謇从状元到立宪派领袖的蜕变与时代局限……
本书是一部晚清人物群像史，也是一部晚清改革启示录。且看当传统体制遭遇现代文明冲击，时局中个体的无奈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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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勇，著名历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
著有《中国儒学三千年》《1894—1915：梦想与困惑》《中国文明通论》《晚清四书》《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等，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的传记，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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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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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换个角度看历史
大清王朝的闭塞与开放
科举：一项被误解的制度
后宫不是这样的
大清皇族今安在
晚清司法改革
资政院：中国式悲剧
清末新政的方方面面
清末官制改革的启示
袁世凯“有密未告”
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
回首再看李鸿章
“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
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
张謇：别了，皇上
杨度为什么不忏悔
第三章 一个王朝的隐退
甲午战争启示录
“三国干涉还辽”的台前幕后
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
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
光绪帝之死
辛亥革命中的四种力量
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帝制的终结
第四章 昔日的大师风范
新知识人登上政治舞台
大时代中的章太炎
走进丛林：严复的愤怒与哀号
梁启超对科学的期望与失望
严复眼中的康梁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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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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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的闭塞与开放
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
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在世界经济构成中也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让全世界白银流入中国，一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
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中英贸易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
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也能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
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
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
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
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
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
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
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
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做了完全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海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也注定了马戛尔尼的使命无法达成。
另外，清政府对想象中的“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港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
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于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
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徵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徵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的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
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模型，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后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
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
“睁眼看世界”解
在讨论近代中国开端时，我们久已习惯用“睁眼看世界”去赞美林则徐、魏源等那一代稍具世界眼光的人。林则徐在抵抗西方军事侵略的同时，还注意组织人翻译西方资料，向国人讲述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终于使国人逐步建立了一个有关世界的认识；至于魏源，他的《海国图志》抛弃了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文化理念，抛弃天圆地方、中国中心的地理理念，为愚昧、封闭中的中国人描绘出一个初步的世界图景，传布了五大洲、四大洋等世界历史地理知识，传播了近代科学文明，使国人知道有西方、有世界、有与中国不一样但也并不逊色的别样文化，也终于使中国人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这些传统说法有对的地方，但也有不够准确或不够严谨的方面，大致上说只是一种想象的中国历史观。
说这个说法有其对的方面，是因为从那之后，中国确实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踏上世界化的道路；说这个说法不够严谨、不够严密，主要是因为不太合乎中国历史实际。
远古时期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与世界、与域外文明交往的，我们不太清楚了，但我们从战国时期邹衍所描述的大九州、小九州推测，远古时期的中国人与域外文明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隔绝。至于到了后来，不论是齐鲁沿海还是闽粤沿海，中国人漂洋过海谋生活似乎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秦始皇时期有江湖术士出海求仙药，也有中国人与罗马帝国交往的记载。所以说中国人不知道世界，直至1840年之后才知道世界，只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想象，是为了渲染中国从封闭走上开放而故意设置的一种话语场景，并非历史真实。
秦汉时期与域外文明有着广泛的交往交流，唐代与域外文明的往来依然令人神往，元代中国人在剽悍的蒙古人的率领下远征欧洲，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主动了解世界，与世界交往；而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更是中西文明跨越时空的对话，徐光启那一代对传来的西方文明极为重视，集中人力、财力翻译西方典籍，补充了中国文明中所缺失的东西。根据后来《四库全书》的著录，明清之际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献，已有许多被乾嘉诸老视为中国文明的当然部分，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
中西文明之间的这一次重逢，并没有因为明清易代而完全中断，康熙朝发生的中西历法优劣论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治变动，足以表明在清廷，传教士如汤若望不仅影响巨大，而且与康熙大帝有着很不寻常的关系，他们从各方面深刻影响着清廷的政治决策。
文明的交往只是中西交往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中国与外部世界其实很早以前就有民间、官方的贸易往来，官方的贸易往来很早的时候就有远离京师的广州一口通商。这段历史至少应该从唐代说起，被规范为官方贸易，绝对不会迟于康熙时期。
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清朝前期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西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倾销工业品。只是中国的市场发育实在迟缓，一时无法接纳西方过量的工业品，因而到了乾隆末年，中外之间的贸易形成巨大逆差：中国的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逐步成为西方人的日常用品，不可须臾或缺。而庞大的中国市场对于西方的洋布、洋油，以及一切带有“洋”的东西都是可有可无：有，会为生活增加色彩；无，生活也能照旧过下去。
巨大的贸易逆差引起西方资本家的高度关切，英国政府于1893年派出一个庞大代表团前往中国，试图进行贸易谈判，试图通过中国政府开放市场去平衡双方的贸易逆差。然而中国毕竟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千百年来重农抑商已经融入统治者的骨子里。统治者对西洋奇技淫巧并不拒绝，但他们“代表”人民拒绝这些东西，认为人民不需要。
乾隆朝错过用谈判化解中西贸易不平衡的机会，这当然并不构成西方资本家从事“罪恶鸦片贸易”的任何理由。只是历史就这样发展着，在随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鸦片泛滥中国，中国已无可用之兵，国家已无可用之饷。罪恶的鸦片贸易近乎摧毁了整个中国，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起源。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了，中国被迫同意割让香港，同意五口通商。从此以后，中国被迫踏上世界化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则徐、魏源这一代中国人确实将中国带上了世界，确实算得上是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只是过去很多年对他们睁眼看世界的解读过于狭隘，以为在那之前的中国对于世界茫然无知。中国人在那之前就知道外部世界，林则徐、魏源的伟大，是告诉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看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激励中国人发愤图强，迎头赶上，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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