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DSM的PBT：基于过程的心理诊断与治疗 ACT、接纳承诺疗法、精神障碍、心理治疗、咨询师、ACT就这么简单》 - [美]史蒂文·海斯，[美]斯蒂芬·霍夫曼著 -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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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超越DSM的PBT：基于过程的心理诊断与治疗 ACT、接纳承诺疗法、精神障碍、心理治疗、咨询师、ACT就这么简单

書城自編碼： 414019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心理學→心理百科
作者： [美]史蒂文·海斯，[美]斯蒂芬·霍夫曼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807685227
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5-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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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汇聚了众多来自顶尖学府与研究机构的学者睿智见解，对传统DSM诊断体系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与有力挑战，重新评估以症状分类为主导的心理健康诊疗范式，揭示其在探究深层病因与动态变化机制上的内在局限。书中倡导了一种基于过程的解决方案，突出个体独特性及所处语境在心理治疗中的重要性，为心理健康领域注入了全新的思考维度与治疗技术。

这一基于过程的诊疗模式，为剖析复杂心理难题及共病现象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不仅是对传统治疗框架的有益补充与修正，也助力临床从业者设计出更加个性化、长效化的治疗方案，显著提升了治疗成效，增强了临床实践的科学性、精确度与功能适应性。

无论是对学术前沿的探索，还是对专业实践的指导，本书都能给予读者深刻的启示。其在心理健康诊断与治疗领域展现出的创新思维、前瞻视野与实用价值，将推动该领域更加科学化、精准化！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史蒂文·海斯（Steven C. Hayes）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的创始人和共同开发者，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心理学系行为分析项目内华达基金会教授，曾任行为与认知疗法协会（ABCT）及语境行为科学协会（ACBS）主席等多个职务，获得ABCT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斯蒂芬·霍夫曼（Stefan G. Hofmann）
哲学博士，美国波士顿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系的心理学教授，曾担任多个专业协会的会长，《认知治疗与研究》主编，已发表超过500篇科学论文及撰写多部著作。

【译者简介】
陈晶
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师工作委员会委员和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社会服务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

李京晶
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学士
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硕士
个人执业心理咨询师

祝卓宏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国际语境行为科学协会会士
国际语境行为科学协会中国分会（CACBS）首任理事长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CBT专委会ACT学组组长

第1章创建综合征诊断替代方案——变化过程的必要特征和组织模式 / 001
第2章 NIMH 的研究领域标准项目——转化研究的行为与脑整合的十年 / 020
第3章转变范式——从 DSM 到变化的过程 / 039
第4章心理脆弱性和应对反应——超越 DSM-5 时代的跨诊断评估和治疗计划的创新方案 / 065
第5章预期及相关认知领域——对分类和治疗的影响 / 087
第6章学习、语言和推衍行为——对循程的心理痛苦解决方案的影响 / 102
第7章文化和社会对情绪过程中个体变异的影响 / 120
第8章复杂系统视角对循程评估和心理治疗的贡献 / 134
第9章慢性疼痛的心理灵活性——探讨循程模式对开发疗法的实用性 / 158
第10章采用多层次、多方法的方式检验和优化干预目标 / 174
第11章建立循程诊断体系——扩展的进化方案 / 192

內容試閱：

第1章创建综合征诊断替代方案——变化过程的必要特征和组织模式
斯蒂文·C. 海斯博士，内华达大学，雷诺
斯蒂芬·G·霍夫曼博士，波士顿大学
约瑟夫·西亚罗基（Joseph Ciarrochi）博士，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几十年来，干预科学一直遵循一种主要的分析策略——综合征诊断策略——这造就了一个强大且不断进取的领域，但如今它却走向穷途末路。现在很少有人相信，研究者继续评估精神病征的心理社会干预方案和获批药物清单，就能形成合乎需要的循证治疗领域。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策略和前进的道路。那余下的惟一问题就是：“这个策略是什么？”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和《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ICD；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8）几十年来一直主导这个领域，但从其未来发展考虑，也为该领域在知识上遗留下问题。我们在这里将主要针对DSM讨论，但同样的争议也适用于ICD。
临床课程培训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让他们以测绘学的方式处理人类痛苦，这是基于生物医学观念，即综合征——体征（你所能看到的）和症状（人们所抱怨的）的集合——会对心理病理学有深刻的、功能性的理解。学生们被训练记住标准，如符合体征和症状“9项中的5项”或“7项中的4项”，然后从已获批准的、通过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检验的治疗方案列表中，选择一套正确、系统的技术。在许多人心目中，临床技能意味着坚持奉行循证方案中的技术。循证治疗是这种“综合征方案（protocols-for-syndromes）”策略的同义词。
现在所有这些正在迅速改变。第五版DSM（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的计划委员会（the planning committee），在回顾了30年来对综合征进行分类的努力后得出结论，这整个事业不太可能引导研究者识别出功能实体（entities）：“当前诊断范式的所有这些局限性表明，如果研究只专注于完善DSM所定义的综合征，可能永远无法成功揭示其潜在病因。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发生一种迄今未知的范式转变”（Kupfer，First，& Regier，2002，p. xix）。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提出的研究领域标准（Research Domain Criteria，RDoC）方案脱离了综合征分类的霸权（Insel etal.，2010），可能就是想实现这种“迄今未知的范式转变”。我们将在本书回顾RDoC的历史和现状。无论RDoC最终会产生什么，即使是非专业的旁观者也可以看到，曾经提出“综合征方案”策略的同一机构现在已经放弃这一策略，转向基于过程的方向。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们对循证治疗及其所依据的诊断系统，有了新的基于过程的审视。而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在某些方面，目前的变化看似回到了行为治疗的最初议题（Davison，2019）。循证治疗的基础是将原则拓展应用到对具体个体有用的的功能分析中。这些原则具有很高的精确性（例如，“强化物”的定义限制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和不可以使用这个术语）和很广的适用范围（例如，少量原则可以结合起来解释大量现象），并能促成许多应用方法的产生。
然而，这种历史上的相似多少有些误导性，因为行为疗法对形成有关变化过程的新知识几乎没有指导意义，它更强调对已经在动物实验室中得到确认的原则的应用。换句话说，开发一套更合乎需要的变化过程所需的步骤，最初并不是行为疗法领域的主要关注点。因为起初，相对于干预科学本身的雏形而言，有关心理改变原理的科学显得非常先进。
相反，早期的行为治疗师是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如何创建可复制的、适合个人的循证改变方法上。在已故的戈登·保罗（Gordon Paul）提出的循证治疗事项清单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什么治疗方法，由谁使用，在哪类情境下，对这个有特定问题的个体最有效，效果又是如何产生的？”（Paul，1969，p. 44）。这个“什么”的问题显然指的是技术（什么治疗方法），而主要的焦点是如何提供技术并使之适合于特定的人（由谁用，针对什么具体问题，以及在什么情境下）。关于变化过程的最后六个字（“……效果如何产生”）几乎是事后才想到的，之前两年首次提出时是被忽略的（Paul，1967）。保罗的意思不是“需要什么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效果？”他的意思是“我们如何根据已知的原理来解释这些结果？”
事实上，行为治疗同时被定义为经过经验检验的干预方法，其与“操作性定义的学习理论”相关联，并以此理论来解释（Franks & Wilson，1974，p. 7）。同样，有人说应用行为分析的决定性特征是，其清晰的技术与人们的重要社会需要相联系（Baer，Wolf，& Risley，1968）。而惟一需要的理论是坚持“行为原则”。
随后不久出现的、联邦资助的“综合征方案”时代，与这个以技术为重点的循证心理社会干预（psycho-social care）的世界相得益彰。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的研究者通过对照设计、时间序列设计，尤其是随机对照试验（RCTs）检验综合征治疗方案，在建立循证治疗方面特别成功（Thompson-Hollands，Sauer-Zavala，& Barlow，2014）。这些方法成为循证心理社会干预的主要形式（Hofmann，Asnaani，Vonk，Sawyer，& Fang，2012）。概念和理论对于描述和解释各种临床方法仍然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核心，例如，直到最近十年，中介分析在 CBT 中还很少见。
随着“综合征方案”时代的衰退，人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变化过程（processes of change）（Hayes & Hofmann，2018；Hofmann & Hayes，2019）。RDoC倡议和CBT中都有基于共识的过程（Klepac et al.，2012），这二者都表明干预科学的未来是基于过程的（process-based）。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如何探寻变化过程，以及如何将其组织到模型和理论中。
在本章中，我们将考虑研究者对“变化过程”的理解，以及这些过程需要显示哪些属性，才可以成为综合征诊断替代方案的基础。我们将探讨这种过程的模型或理论的内容，并将在演化科学的框架下提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变化过程
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将一套切实可行的改变的过程组建成简化模型，使从业者能够快速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这个咨询目标，应该针对这个来访者的什么核心生物心理社会过程，以及如何最有效率和最有效果地使其发生改变？”（Hofmann & Hayes，2019，p. 47）。我们将从变化过程的关键特征开始。
什么是变化过程？
治疗性的变化过程（Processes of therapeutic change）是基于理论的（theory-based）、动态的（dynamic）、渐进的（progressive）、受语境制约的（contextually bound）、可更改的（modifiable）、多层次（multilevel）的改变或机制，它们以可预测的、经实证确定的顺序发生，并通向理想结果（Hofmann & Hayes，2019，p. 38）。它们是：
基于理论的因为其与对事件之间关系的清晰表述相关联，并可引导出可检验的预测和影响方法；动态的因为过程可能涉及反馈回路和非线性改变；渐进的因为过程可能要按顺序排列，以达到治疗目标；受语境制约且可更改的以关注其对实际变化的影响，以及从业者可达到的干预核心；多层次的因为有些过程会取代或嵌套在其他过程中。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定义中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特征。如果我们要用过程来超越DSM，那么过程需要具备特殊的特征。
高水平的精度、广度和深度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行为原则，变化过程一样需要有精度和广度。特定的变化过程何时适用（精度）要是明确的，而且过程要适用于一系列现象（广度）。对精度的要求，可以避免将一般的启发式方法和不严密的隐喻当作变化过程。对广度的要求，则可避免将只是表述方式不同的技术当作变化过程，而支持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变化过程。产生大量只适用于狭窄领域的变化过程，既没有科学意义，也没有实际意义。
符合需要的变化过程要满足的第三个要求是：必须有深度。在一个统一的科学结构中，一个分析层次的概念，不能与其他分析层次的既定结论相矛盾。对于心理和行为健康这样的多学科领域来说，跨分析层次的一致性是特别重要的标准。心理学嵌入在其他分析层次中，如生理学、遗传学、社会过程和文化——仅举几例——它的概念需要在这些广泛的层次上发挥良好的作用。例如，来自情绪神经生物学的数据，不得与在心理学层面看来是成功的情绪变化过程相矛盾，如果存在矛盾，那么对变化过程的科学描述就是不充分的。我们不是说到还原论，因为每个分析层次都有自己要做的工作。相反，要永远牢记统一的科学结构的目标。
这种观点的一个含义是，临床科学的概念应该与可行的基础科学项目相联系，因为这就是检验概念具有高水平精度、广度和深度所需的准备工作所在。同样，在研究变化过程时，不要完全停留在临床层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在发展研究、自然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等研究中，找到它们所反映的核心变化过程。任何没有经过广泛审核的变化过程，都可能没有准备好成为基于过程的诊断系统的基石。
个体具体、独特的（Idiographic）过程
发展关于变化过程的普遍规律性知识很重要。因为只适用于少数人的知识，不是从业者可能花时间学习和使用的知识，所以在应用领域不关注“单个人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one“）。这是“广度”含义的一部分。变化过程需要在合理范围的人群、问题领域、设置和治疗的提供方法（delivery methods）中应用，这样知识才会有用。但是，能够更为普遍应用的知识，与一开始就基于集体分析层次获得的知识是有很大区别的。
行为和认知传统长期以来一直在应对这样的争论，即横断面的群体平均值与对个体的纵向考察是根本不同的分析层次（例如，Barlow，Hayes，& Nelson，1984；Sidman，1960；von Eye & Bergman，2003）。但该领域总体上未能理解这是多么深刻的事实。西方文化抱持“平均人（average person ）”这一经验上的错误观念已有近百年时间（Rose，2017 ），而西方科学也紧随其后。如果重要的是得到单一的结果，那么它就有一定意义。是的，实现目标的途径可能很重要，但如果10 个人中有4 个人（相比于另一情况下的10 个人中有 7 个人），在接受特定干预后，比如说，不再回避工作，那么关注这个集合可能不会造成太大危害。
然而，在变化过程的层面上，情况远没有那么乐观。当我们考虑多个变量及其在不同时间的轨迹和相互关系时，我们在群体层面的分析不再产生公认适用于个体的信息。我们可能在群体层面上识别出单个个体不会呈现出来的变化过程。这两个层面的分析也可能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
请思考打字速度与打字时出错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差不多召集的是任意一大群人，你会发现专家打字比看着键盘打字的人速度更快（而且错误更少）。在群体层面上，打字速度与错误呈负相关。然而，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专家，努力打得更快都会产生更多的错误。因此，对于群体来说，打字速度和打字错误呈负相关，但对于同一群体中的每个个体来说却是呈正相关。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例子，所以人们可以认为，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打字专长作为协变量加入进来，以排除这种混淆关系。问题是，在新领域，你无法事先说出如何捕获此类错误，以及要添加什么协变量。通常，当群体层面的分析与个体层面的分析出现差异时（例如，Fisher，Medaglia，& Jeronimus，2018；Turner & Hayes，1996），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原因，但我们确实知道从数学上来说的确如此，即当我们将群体层面的变化过程分析结果应用于特定个体时，我们不能假定这一变化过程将使个体受益（Fisher，2015）。
为什么我们能在数学上如此肯定地这么说呢？因为这种知识的应用违反了一个公认的数学证明，这个证明已经在物理科学领域建立了近90年，这个证明就是遍历定理（the ergodic theorem）。在上世纪初，物理学家想知道单个气体分子的运行，但他们只能测量大量气体，而不能测量单个分子。一位数学家发现，这两者的运行可能是相同的，但这只是在罕见且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如此（Birkhoff，1931），由此产生的证明被称为遍历定理。它被认为是物理科学中的定论，但在行为科学中却鲜为人知。该定理确实确定了集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反映其单元，那就是当分子相同并且不随时间改变的情况下。少数理想气体实际上是这样的（Volkovysskii & Sinai，1971），但心理学家和其他行为健康专家治疗的不是冷冻的克隆人，这种情况在行为科学中从来都不适用。
这有着显而易见的启示。基于个体间变异的统计方法，例如经典中介分析的系数交叉乘积法（the cross-product of the coefficients methods）（Preacher & Hayes，2008），不能正确模拟变化过程（Molenaar，2008a，2008b）。需要其他通向成功的方法。
这是方法学和统计方面的重大问题，我们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完全解决，但花时间研究复杂的网络和动态系统，将为该领域开辟一条更进步的前进道路（见第8章）。我们需要在个体层面上、在不同时间、不断反复地识别变化过程。然后，我们可以尝试汇集这些模式，概括出普遍规律（以亚人群或总体人群参数的形式），但前提是，普遍规律的陈述不能扭曲个体层面的具体发现。由于该研究传统在应用心理学中颇具广度和深度，在时间序列设计中识别或检验变化过程（Hayes，Barlow，& Nelson-Gray，1999），是目前特别重要的例子。我们已经有一些知识，在网络分析中也已经有一些可用的分析工具，可以在不将个体独特数据视为“错误”的情况下进行群体估计，例如群体迭代多重模型估计法（the Group Iterative Multiple Model Estimation method，GIMME；Gates & Molenaar，2012）。
可即刻和重复测量
前面的内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能够重复纵向评估的测量方法来评估变化过程，而且最好是能以相对较高的频率进行。在实际应用中，这些测量方法必须是成本低的，并且可以向从业者提供快速反馈。会谈中的行为观察是具有这些特性的测量方法的典型例子。文字记录分析（transcript analysis）和其他会谈中的测量方法也是很好的例子，它们为变化过程具有重要功能提供了证据（Hesser，Westin，Hayes，& Andersson，2009）。随着自然语言分析软件的改进，从业者即将有可能在几分钟后就收到有关来访者在会谈中的言语模式的反馈。另一个例子是，不断增长的基于智能手机的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测量方法和自动评估（automated assessment）测量方法，用这类方式评估变化过程的方法更胜一筹，部分原因是它们可以向从业者提供即时反馈。
比较麻烦的是使用自我报告量表作为证据的情况。即使是著名的自我报告量表，通常也没有经过高频重复使用的测试。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仅仅一小部分这样的量表就可能让来访者很快把精力或耐心耗尽。某些解决方案，例如选取并经常使用载荷最高的题目，也只是经验做法，本身并不是基于完善的测量逻辑。问题部分在于，心理测量学和经典测验理论也违反了遍历定理（Molenaar，2008a），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
当我们能证明自我报告工具适用于对个体进行高密度纵向分析时，我们才能将其视为可成功测量变化过程的工具。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测量的变化过程——例如，通过自我报告和行为观察——也更有可能是稳健的，并因而在构建DSM替代方案中更值得关注。
可改变的和与语境相关的
干预科学是应用科学的一种形式——因此，变化过程（可变的，并与我们可改变的语境特征相关联）比那些仅是因变量而与可操作事件没有明确和已知联系的过程，更受青睐。使用关于变化过程的信息，需要关注活动与其所处的可变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变的语境包括历史的、情境的和内部的语境。
变化过程是功能序列，而不是单纯的快照。识别结果变化的相关因素是很好的第一步，但作为识别变化过程的方法，这还远远不够。如果变化过程要作为DSM替代方案的一部分，这些过程必须能直接并成功指导治疗关键核心的选择和实施。因此，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从语境和历史角度理解的过程。
功能性的改变路径
具有重要功能的改变路径，并不是任何简单机械意义上的“原因”，因为总有可能存在第三个变量，而且改变不可能是线性的、单向的或单变量的。例如，将单纯说明接受过治疗的标志与治疗机制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来访者常常能学会对所接受的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侃侃而谈（talk the talk）”，如果干预是强有力的，那么对此的任何测量都可能产生暗示变化过程的分析性“雾件（vaporware）”。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谨慎。如果这个变化过程可以在实际行为的“行动（walk-the-walk）”测量中被规律地检测到，即使没有干预，那么它也可能更重要。在传统的中介分析中，是通过控制“b路径”中的治疗（结果路径的中介因素）来实现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控制条件下，也必须有从中介因素到结果的关系存在。在针对具体个体的网络分析中，更多是通过在未经治疗的参与者中寻找类似模式来实现的（Hayes etal.，2019）。
具有相干（Coherent）调节因素
如果说在综合征时代有得到一致揭示的发现的话，那就是常识性的调节因素很少是强有力的。例如，人口统计学因素，如年龄、宗教信仰等，通常不能预测可复现的差异反应。调节作用的知识像变化过程的知识一样需要理论模型，该模型要能够提供合乎逻辑的引导并对结果有意义，与此类调节因素相关联的变化过程是首选。
小结
对变化过程的关注，显然使研究者和从业者有机会跨越理论鸿沟而走到一起。很多时候，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存在着相似的概念。虽然在整体模型上达成一致往往很困难，但对变化过程有共同兴趣则是十分确定的。如果我们知道前文所述的特征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变化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将这些特征作为构建当前精神病学分类法的替代方案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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