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T一学就会：实操技能培训手册 ACT、接纳承诺疗法、心理治疗、治疗框架、行为改变、ACT就这么简单》 - [美]斯蒂芬·霍夫曼[美]史蒂文·海斯 [奥]戴维·洛尔沙伊 -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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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PBT一学就会：实操技能培训手册 ACT、接纳承诺疗法、心理治疗、治疗框架、行为改变、ACT就这么简单

書城自編碼： 413966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心理學→心理百科
作者： [美]斯蒂芬·霍夫曼[美]史蒂文·海斯 [奥]戴维·洛尔沙伊
國際書號(ISBN)： 9787807685203
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5-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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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创新融合了基于过程的治疗方法（PBT）与实用有效的临床技能和工具，为心理健康从业者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治疗框架。
本书系统介绍了PBT如何通过提升心理灵活性的干预策略，帮助来访者从根本上解决心理问题，实现有效的行为改变。作者不仅详细介绍了PBT的理论基础，还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和实操步骤，展示了如何将PBT应用于不同问题情境的个案中。此外，还采用了跨学科的整合视角，融合了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为治疗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从业者，本书都能提供宝贵的指导和启示！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斯蒂芬·霍夫曼（Stefan G. Hofmann）
哲学博士，美国波士顿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系的心理学教授，曾担任多个专业协会的会长，《认知治疗与研究》主编，已发表超过500篇科学论文及撰写多部著作。

史蒂文·海斯（Steven C. Hayes）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的创始人和共同开发者，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心理学系行为分析项目内华达基金会教授，曾任行为与认知疗法协会（ABCT）及语境行为科学协会（ACBS）主席等多个职务，获得ABCT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戴维·洛尔沙伊德（David N. Lorscheid）
心理教练和科学作家。在荷兰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完成心理学理学学士学位后，专攻帮助自尊心低和社会焦虑的人。其创立的公司Feel Confidence运用基于证据的心理治疗技术，以有趣和轻松的方式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变得更加自信。

【译者简介】
祝卓宏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国际语境行为科学协会会士
国际语境行为科学协会中国分会（CACBS）首任理事长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CBT专委会ACT学组组长

王红旭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硕士
中科院心理所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高级研修班学员
央企国际化培训部教师
翻译多本ACT书籍

第一章
重新思考临床科学与实践 / 001
第二章
网络方法 / 014
第三章
扩展进化元模型 / 027
第四章
认知、情感和注意力维度 / 042
第五章
自我、动机和行动维度 / 065
第六章
生物生理和社会文化层级 / 085
第七章
语境敏感性和保留 / 106
第八章
对过程的深入了解 / 125
第九章
扰动系统 / 143
第十章
治疗核心程序 / 157
第十一章
疗程 / 176
第十二章
从问题到繁荣：维持并扩展获益 / 195
第十三章
在实践中使用 PBT 工具 / 205
后记 / 213

內容試閱：

比尔是一位30岁的男士，最近刚刚和女朋友分手。比尔时常感到沮丧，刚刚经历的分手增加了他思维反刍的频率，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他因此来寻求治疗。他的治疗师名叫萨拉，是一位很有共情能力的年轻女士。萨拉刚刚结束实习，学习了一种治疗抑郁症的、流行的认知行为疗法（CBT）的治疗方案。
萨拉根据抑郁症的结构化治疗手册，熟练进行每一次会谈。初步评估和心理教育后，她从认知、情绪和生理维度，介绍了心境的三要素模型。她通过监控表来记录比尔的行为、想法和感受，然后进一步聚焦在比尔的功能失调的想法和适应不良的行为上面。正如治疗手册中描述的那样，萨拉把比尔的思维反刍倾向作为主要目标。
经过12次会谈后，萨拉使用贝克抑郁量表（BDI）对比尔的抑郁进行了评估。该量表显示比尔的抑郁出现了适度但是明显的下降，两人对结果都相当满意。根据比尔的改善程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比尔相当于临床试验中的“有效反应者”。最后一次会谈中，萨拉决定是时候停止治疗了。她告知比尔可以结束治疗回家了，同时给出了一些指导，让比尔持续练习在治疗中学会的技巧，包括行为激活练习，以及针对思维反刍和其他认知错误的一些技巧。
比尔离开萨拉的办公室时，向萨拉表示了感谢。然而，回家的路上，比尔开始感到不安。虽然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抑郁情绪程度有所下降，但是他意识到在自己想要达到的情绪目标和生活总目标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他还是感到分手引起的孤独隔绝的感觉。最后比尔还是决定放弃，因为他想到治疗不是万能的，而且觉得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注定不能拥有确定的恋爱关系。不安的感觉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不知道当下应该怎么办。
萨拉对这个个案感觉良好。她遵循了一套经过充分验证的抑郁症治疗方案，而且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肯定。根据传统的结果量表，这个个案显然是成功的，她在个案记录里也是这么写的。她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了其他个案和来访者身上，比尔渐渐地成了记忆。
比尔在结束最后一次会谈离开之时，感受仍然是不安和脆弱的，这一点萨拉永远也不会发现。几个月后，比尔的孤独感成了他生活中的全部焦点，他又一次陷入抑郁的深渊，甚至出现了自杀的念头，而这一点萨拉也永远不会知道。
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不能确定比尔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成功解决，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其中有几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萨拉并没有把比尔问题的某些方面列为治疗目标，如孤独感、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隔绝和郁郁寡欢的感觉。比尔经常思考上述问题，很想知道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又为什么一直持续存在。而萨拉只是简略地涉及了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入。她认为只要解决了比尔的思维反刍倾向、抑郁情绪和行为，这些问题会自然而然迎刃而解。在萨拉熟练掌握的结构化治疗手册中，人际关系问题并不是主要内容。她认为既然自己已经成功地用一套循证方法治愈了抑郁症，这就足够了。
除非，以上的工作还不够。
综合征方案的博弈
比尔确实患上了所谓“抑郁症”的疾病吗？如何定义抑郁症？这些问题听起来似乎显而易见，容易回答，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书写这些文字之时，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正在蔓延全球，许多人感染病毒而丧生。感染的人中，有些症状很轻，有些无症状。在识别病毒感染者方面，测量体温是一种快速的方法，但是会有很多遗漏。更为准确的测试方法是寻找抗体，或者寻找病毒本身的RNA片段。这些生物学标记的存在明确定义了这种疾病。
针对抑郁、焦虑或者精神分裂症，或者其他任何心理障碍，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准确测试。一种都没有。目前也没有疫苗能够让人们免疫，不会患上某种特定的精神疾病。但是几十年来，精神病学却一直坚持一种医学病理模型，假设心理障碍的症状是潜在疾病的表现。《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和《国际疾病分类》（ICD）就是实现这种医学病理模型的工具。早期版本的DSM和ICD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假设精神障碍是深层冲突的结果。现代版本指出，生物、心理和发育过程中的功能失调是主要原因。尤其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精神病学学术界一直希望能识别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标志，例如在基因或大脑回路中找到生物标志物。
这项探索一直没有取得成功，而且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要达成这一期待已久的结果似乎变得更加遥遥无期。例如，对近50万人进行的完整基因组分析，未能支持任何经常研究的基因与常见精神疾病的相关性（如Border et al.， 2019）。看起来，遗传因素似乎可以相互作用，并与一个人的成长史和环境相互作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产生心理痛苦。
探索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该潜在疾病模型却一直没有被放弃。可以说，最普遍的观点是，精神障碍是由某些神经递质失衡引起的。因此，制药公司开发、测试和销售能够改变这种神经递质系统的药物，尤其是血清素（五羟色胺，5-HT）、多巴胺、GABA和谷氨酸。这些药物在安慰剂随机对照试验中进行了检验。一些研究报告称，这些药物对假定疾病的一些症状有些许影响（但许多其他研究没有发现有影响）。一些大胆创新的心理学研究人员，开始将这些药物的疗效与心理干预进行比较。这些心理干预主要是CBT，但也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循证治疗。为了使心理治疗集中于症状，并充分进行试验，也需要制定治疗方案。
研究结果震撼了整个心理学领域。试验结果经常在高级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并常常引发大量争议。好消息是，这些试验结果经常显示，与最有效的物理药物相比，尤其是CBT具有相同甚至更好的疗效。然而，坏消息是，CBT开始逐渐失去其理论基础，成为一种以症状为中心、基于流程的干预手段，其目标关注的是各种障碍，而不是治疗来访者。如今，CBT被认为是一种主流的、金标准的心理治疗方法，即使是最强调以生物学为导向的精神科医生也承认和认可CBT。
这一成果的科研和社会成本高昂。尽管各种形式的循证治疗的临床试验和元分析，有助于收集大量的知识，但是这些研究结果在解释表现和治疗反应方面的重要个体差异，或在促进理解治疗改变机制方面，尤其是当这些类型的差异在组间平均时，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在使用中心结果测量（如临床总体印象量表），比较不同干预措施中参与者的抑郁水平的随机临床试验中，参与者之间的反应差异，仅仅被评估为外部因素和测量误差。因此，研究中就会丢失那些关于个体改善或恶化的独特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和表现、背景和治疗之间关系的信息。在这项研究中，大部分内容是探讨治疗对某种诊断是否有效，而不是对能够描述个体特征的过程、环境和症状是否有效。
与此同时，整整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认为经历精神痛苦就意味着有特定的基于生物学的大脑功能障碍。这种观点可能带来商业利益，但是在科学上并不正确。但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无论研究数据显示如何，消费者对心理治疗都不感兴趣。从1998年到2007年（有良好数据的距今最近的十年），仅使用心理改变方法的人数下降了近50%，使用心理方法合并药物的人数下降了约30%。而仅使用药物治疗的人数大幅激增。目前有近2/3的心理问题来访者仅接受药物干预（Olfson&Marcus，2010）。
“综合征方案”博弈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识别功能性疾病实体，或者至少看到由综合征方案提供的高度特异性治疗效果。如果两者都没有出现，走向循证治疗的成熟形式的科学道路，就变成了一种蛮力经验主义，主张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应该与各种综合征或亚综合征中的几乎所有因素进行比较。即使新的干预方法和综合征实体的数量可以神奇地保持在目前的数量上不会增长（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研究方法的数学算法也使其无法组织进行。
综合征时代的方案在其科学和公共卫生战略中建立了一套连贯的关键假设。但现在，每一个假设都受到了公开的质疑，有些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替代战略议程正在逐渐兴起，呼应了早期行为研究的一些基于过程和个别性的假设，以及基于假设的治疗。
这一替代议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足够的关注，因为潜在疾病模型还造成了其他不良影响。一方面，在潜在疾病模型的影响下，治疗开发者常常对于正常心理过程在行为结果中的作用视而不见。此外，来访者更为看重的是实际结果，而潜在疾病模型忽略了这一事实，优先考虑了症状和体征列表。在潜在疾病模型的视角下，人类痛苦被简化为假设的大脑异常和生物功能障碍，个人及其文化和生物心理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也被降低了。DSM和ICD的批评者认为，障碍是一种武断的标签，描述的是被认为异常的、典型的人类体验。一个例证就是，不同的国家对什么是正常的标准有不同的期望和看法。一个自称可以和鬼魂对话的人，在一种文化中可能被看作精神分裂症来访者，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被视为圣人。
分类的最终目的是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但DSM/ICD方法却无限期地搁置了诊断和评估效用，好像治疗效果是治疗过后才需要考虑的。DSM/ICD缺乏治疗效用这一点，被视为是一种既定现象，而不是一个预示着失败的、令人震惊的迹象。
为了回应所有这些批评，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建立了研究领域标准（RDoC）框架，旨在根据可观察行为和神经生物学测量的维度对精神障碍进行分类（Insel et al.， 2010）。RDoC框架提出，潜在的心理生物学异常会导致在各种心理病理学中重叠的可观察模式。此外，RDoC框架还使用了不同层级的分析，包括分子、脑回路、症状水平和行为，来定义被认为是精神障碍核心症状的结构。
尽管RDoC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潜在过程，但在实施过程中，几乎完全专注于生物过程，并将精神疾病与大脑疾病等同起来（Hofmann&Hayes，2019）。DSM/ICD和RDoC都认为心理困扰是由潜在疾病引起的。不过，在DSM/ICD中，人们相信潜在结构是通过临床印象和症状报告来衡量的，而RDoC则认为潜在疾病可以通过生物和行为测试来衡量。然而，如果潜在疾病模型本身是错误的，RDoC在过程方向上迈出的步子太小。我们需要面对潜在疾病模型本身缺乏证据的问题，从而使从业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变化过程上：导致个体发生改变的机制，与环境中的个体相关的机制，提供增强的治疗效用和干预指导，以及简化人类复杂性的机制。
与此同时，在RDoC框架建立后，世界许多地方的从业者、政府实体和公众仍然不相信循证心理护理的价值。治疗方案有时很难执行，而且由于缺乏已知的组成部分和改变的过程，因此很难适应个人及其复杂性。大多数接受心理社会治疗的来访者都没有得到循证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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