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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观点新颖、立论别致的大众哲学读物。我们对动物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植物呢？我们能够脱离人类中心主义和动物沙文主义来理解生命吗？本书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视角、一幅迷人的图景。行文流畅生动，可读性超高。作者科恰对干瘪、僵硬的学术写作深恶痛绝，本书行文宛若散文诗，译者傅小敏尽最大努力保留了原文的质感与魅力。篇幅适中，讨论深入浅出，较少高度专业化的哲学术语，几乎无压力地获得思想的滋养。当代植物艺术家苏家喜专门为本书绘制了封面，读者揭开书衣即可见到画作全貌。本书已被翻译成英、德、日、西等13种语言，在全世界形成讨论风潮，科恰的后续几种著作也在筹备中。
编辑推荐
我一直想攒一套新世纪大众哲学的丛书，想达到的效果是每读完一本都能增加一条感知世界的触角（好像有点克系了……），《植物生命》就是这套东西的第一本。如标题所示，这是一本从形而上学角度理解植物的书。想象一下你从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挣脱出来，一半的身体努力向地里钻，去感受地球的脉搏，另一半的身体拥抱着太阳、从这个大火球当中汲取能量。你立于大地之上，把自己暴露给一切，在你身边有无数奔跑、跳跃、飞翔、遨游的生命，它们都在贪婪地吞吐者你的气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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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们很少谈论植物，也忘记了它们的名字。哲学总是忽视它们，甚至生物学也认为它们是生命之树的简单装饰。然而，植物赋予地球生命：它们创造了环绕我们的大气层，它们是我们赖以维生的氧气的源头。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植物体现了生命所能与世界建立的最为密切和基本的联系。从叶、根和花的视角来看，世界不是一种简单的物的集合，或包含一切的普遍空间，而是总体的大气、气候，是一种真正的混合形而上学之所在。
不同于讨论自然和宇宙的思想惯例，科恰将无限小与无限大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阐释了植物的哲学意涵，进而重新定义了人类在生命领域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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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埃马努埃莱·科恰（Emanuele Coccia），意大利哲学家，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时尚与生态学，著有《蜕变》《感性生命》等。
译者
傅小敏，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巴黎第一大学，主要从事当代艺术的理论研究与策展实践，著有《巡礼之年：从巴黎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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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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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001
前言 005
Ⅰ.序幕
1.论植物，或我们世界的起源 003
2.生命领域的延展 006
3.论植物，或有灵的生命 011
4.走向一种自然哲学 016
Ⅱ.叶的理论：世界的大气
5.叶 025
6.提塔利克鱼 030
7.暴露于空气：大气的本体论 037
8.世界的呼吸 058
9.万物寓于万物之中 071
Ⅲ.根的理论：星辰的生命
10.根 081
11.深处，即是星辰 092
Ⅳ.花的理论：理性的形式
12.花 107
13.性即理性 113
Ⅴ.终曲
14.论思辨性自养 123
15.像大气一样 129
注释 133
译后记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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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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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四岁到十九岁期间，我就读于意大利中部乡下的一所农业高中，我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学习了一门“真正的手艺”。所以，我没有像我所有的朋友那样，潜心钻研古典语言、文学、历史和数学，而是在青少年时期就翻遍了植物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化学、市场园艺和昆虫学方面的书籍。在这所学校里，植物，及其需求和疾病是全部学业的重点。每天，我都要长时间接触这些从生命之初就与我相去甚远的存在者，这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此书试图重新唤醒我在那五年内的思考：关于植物的本质、它们的沉默，以及它们对所谓“文化”的显而易见的疏离。
译后记
混合与共生：科恰的植物哲学
植物在人类认知历程中始终面临着矛盾处境。一方面，它是维系生命连续性的物质基底，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它却长期被剥夺主体资格，沦为沉默的客体。传统分类学以标本思维将生命简化为一系列静态解剖学特征，进化论则将植物的生存策略还原为环境选择的被动产物，这些都强化了植物在哲学中的定位：作为无灵魂或低级灵魂的存在。当代的科学革命正有力地冲击着这种格局，植物神经生物学发现的钙信号网络决策机制、光周期感知系统以及菌根网络构建的地下信息交换系统，都表明生物学范式正在发生某种转型。科学发现引起的震荡也迅速波及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的“植物灵魂”（threptikon）被重新诠释为环境的主动塑造者，斯多葛学派的“种子理性”（logos spermatikos）在植物形态发生理论中得到了支持，传统哲学设定的智能等级制度受到无声的挑战。植物展现出的另类存在模式，持续动摇着诸如“主体性”“智能”“能动性”等概念，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与客体之间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边界，在植物根系穿透岩层、枝叶伸向天空的过程中缓慢崩解。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西方形而上学暴露出一种深层的“植物恐惧症”（phytophobia），即对缺乏中枢神经系统但能重塑环境的生命形式的系统性排斥。埃马努埃莱·科恰的哲学研究便是由此切入，他试图将植物从认知边缘地带推向舞台中心，揭示其作为大气建筑师和地质工程师的本质。由于植物的光合作用，生命的呼吸本身成为一种
跨物种的共生实践，介于环境与介质之间的大气，也因此被赋予了超越生态学意义的哲学深度。
1.植物研究的范式转换
在探讨植物引起的认知转变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它在传统观念中的定位。长期以来，植物被视为缺乏主体性的生命形式，只是生态系统的被动组成部分。18世纪林奈的分类体系奠定了现代生物分类的基础，却将植物简化为生殖器官的形态特征组合。这种静态形象源于中世纪“自然之书”的隐喻：自然被预设为上帝书写的固定文本，植物则是其中的字符，必须服从语法规则般的分类逻辑。标本柜中的符号取代了植物生命真实的时间性（如生长、衰亡、变异）和空间性（如生态互动、地理分布），抹去了植物的能动性，将其降格为形式结构的样本。19世纪进化论表面上为植物研究注入了时间维度，但根本上仍未脱离被动的叙事框架。达尔文将植物形态和功能解释为环境压力下自然选择的产物，这种观点仅将静态的形式主义转变为动态的功能主义，却未能真正打破植物作为被动客体的认识局限。
然而，20世纪的植物研究松动了这些束缚。阿格尼丝·阿尔伯的《植物形态的自然哲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她批评林奈式分类对植物形态的碎片化，提出“形态发生场”概念，强调植物生长是一个拓扑连续体在时空中的自我展开过程，植物形态不再是固定特征的集合，而是能量流动与物质重组的发生轨迹。这种观念转变使植物学摆脱了标本采集的博物学传统，更关注生命形式自身的生成逻辑。进一步地，戴维·比尔林指出，植物不仅被动适应环境，更是地球系统的主动建构者。从寒武纪的氧气革命到现代碳循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与矿化作用不断重塑大气与地质结构。生态位构建理论更是直接挑战自然选择观念，认为生物通过代谢、行为和选择主动改变环境，构建适合自身的生态位，为自己创造进化条件。植物由此从进化游戏的参与者变为规则制定者，进化也变为生物与环境的共同演化。此外，人们逐渐发现植物展现出不同于动物的另类智能。丹尼尔·查莫维茨系统阐释了植物所具有的复杂的感知机制，包括光周期感知、重力感应与化学信号识别。斯特凡诺·曼库索与亚历山德拉·维奥拉研究发现植物能通过化学分子、电气甚至可能的声学信号彼此交流，并提出了“植物神经生物学”概念，认为植物的信息处理依靠分布式网络，而非集中式大脑。这种网络位于根系中，数以亿计的根尖分别处理局部信息，并集体决策如何优化资源分配和生长方向。这种类似群体智能的形式，颠覆了以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为基础的传统智能模式，不再以动物或人类认知为参照，而建立在植物自身的生命逻辑之上。
科学革命延伸至哲学领域，动摇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根基。在哲学史中，植物既是理解自然的隐喻载体，又长期被视为沉默的“他者”。从古希腊到当代，植物的哲学地位经历了从被动客体到生成性主体的转变。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植物灵魂”的概念，将植物纳入哲学
视野，但仅将其视为灵魂三阶论（营养、感觉、理性）中的最底层，植物仅负责营养、生长、繁殖等基本生命功能。这种观点在斯多葛学派中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出“种子理性”概念，认为植物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自然秩序和万物生成的内在动力，虽然仍未超越人类中心
主义，却为后世重新理解植物能动性提供了思想基础。到了启蒙时期，歌德《植物变形记》中的“原型植物”（Urpflanze）打破了静态植物观念。他认为植物的形态变化体现了生命的内在创造力，叶片向花瓣的转化并非机械过程，而是植物持续自我表达的诗意活动。这种观点挑战了当时主流的机械论和分类学框架，不仅重新定义了形态学的哲学内涵，也启发了后来的现象学方法，使植物得以从观察对象转变为独立的生命存在，促使哲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进入21世纪，植物哲学对传统认知范式进行全面解构。马修·霍尔从哲学与植物学角度，倡导重新评估植物主体性和伦理地位，批判将植物视为无意识、无感觉生命的观点，强调应尊重植物生命的独立性和尊严。在植物哲学方面，更具代表性的迈克尔·马尔德，提出把“植物性”（vegetality）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他认为植物不仅是哲学思考的对象，更是思考的主体，因为植物具备分散式、非中心化的智能，这种“无脑思考”虽不同于人类的理性或意识驱动的思维，却展现出独特的生命智慧。马尔德批判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哲学家视植物为低等生命、忽视植物特殊的存在模式：不同于封闭的个体概念，植物因持续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而边界模糊，又因其为固着生物，它们更需要打开边界、保持开放才能与邻近生物形成互惠合作关系。杰弗里·尼伦则以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批判植物被当作动物研究中的“背景生命”，主张植物的能动性应纳入生命政治的讨论，他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对植物的剥削，比如现代农业通过单一作物种植、基因改造和农药使用，将植物简化为高产经济工具，剥夺其生态多样性。因此对当代植物哲学而言，在理论层面开启“植物转向”显得势在必行，在植物身上，生命并非争夺主权的战场，而是多元共生的网络。植物也不再只是人类认知的客体，而是指导人类如何“像植物一样存在”的老师。在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聆听植物智慧或许是超越文明危机的重要出路。
在上述思想转向中，人类学无疑为变革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支持。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不仅拓展了生物学研究视野，也为哲学思考注入新鲜活力。在尝试解释跨物种纠缠现象时，“自然—文化”二元论率先在人类学领域失效，并逐渐被人类与非人类存在者混杂共生的观念取代。爱德华多·科恩在厄瓜多尔雨林中发现了一种跨物种的符号交流网络：树枝的剧烈晃动与倒伏向猴子发出危险信号，美洲豹则把与自己对视的其他生物视为另一种“自我”，鲁纳人则通过观察蛇与蛙的行为预测蚁群的起飞时间。这种跨越物种界限的生命交流有力撼动了人类对“思考”的独占权，证明文化和思维并非人类专属，也不必然依赖语言媒介。在自然世界中，不同物种早已通过多模态符号建立了自身的等级与生存法则。另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则是罗安清对松茸的全球追踪调查，从美国俄勒冈森林到东京的拍卖场，她揭示松茸如何在核辐射区、战乱地带与工业废墟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这种真菌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工业化生产体系的抵抗，因为松茸无法被人工栽培，只有依靠与其他物种的广泛交染（contamination）才能生存。罗安清的研究同样证明松茸的存在取消了自然与文化之间被人为设定的界限：采摘者的传统知识、跨国资本的定价策略、森林火灾的生态记忆等异质元素，共同构成了松茸独特的“行动者网络”，这个网络既是物质交换系统，更是跨物种协商的政治场域。
植物研究的范式转换昭示了非人类生命的能动性与复杂性，打破了传统认识论的局限。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科学本身，也推动了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革新。植物逐渐从边缘走向前台，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与智能的垄断定义，为后人类时代的自然伦理提供了崭新
的思想路径。生命各以独特的方式书写世界，人类的视角不过是这宏大叙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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