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费索利中文版序
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新看法必须以一种新的有关认识论差异的知识为前提条件。这就是埃米尔·涂尔干的经典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所强调的根本之处。
这本著作致力于对社会中的那些不稳定的、飘忽的、不完美的生命进行分析。所有这些不稳定的、飘忽的、不完美的东西都在强调，社会学与将人的活动进行结构的那些激情、想象有关，而我们既是其中的行动者，又是观察者。这样的问题值得被着意对待，难道不正是出于这样的着意，我们的社会学之父才施展了他的雄心：对作为社会中所有生命之基础的沟通行为进行解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因此强调了有关全体的先决条件。一切皆是“社会的”！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方法，也即涂尔干所提供的“路径支持”，有利于使我们得出社会生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不同面向。从某种角度上说，本书致力于揭示社会形式在不同历史“面貌”中的那些固有的东西，我们从其中可以发现人的义务。本着这个目标，制度、文
化事实等的构建和演化需要在此时此地（hic et nunc）被以一种无可否认的方式加以考虑。涂尔干在另一本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E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中着重讨论的信仰和幻象的机制都指出了，这些重要因素都深深植根于人类的长久记忆之中。
我们所能从涂尔干那里获得的所有教益，或许就在于其对整体论（holisme）这一概念的坚持， 他本人就是这个概念的第一批使用者之一，而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了社会事实的独特之处：社会事实不能被还原为有关个体事实的普遍化过程。这一强调意味着，不能将社会学分析建立在对于个体属性的叠加之上。确实，个体的本质正在于关注其内在，而内在一词包含着其所有指向的意义。从“内在的良心”到意识（或同样还有无意识），也不要忽略个人层面的那些东西，内在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一种我们可能实现的整全状态下的全面。然后，整全的个体人可以相互按照契约去协作，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去组成群体，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还是个体意愿，它还是寄生在人们的共同行动中。而强调“一切皆是社会的”则将优先性归于个体基础之上的群体形式，这就意味着承认个体意识是群体的产物，而不是相反。从这一点出发，涂尔干毫不犹豫地宣称：“部分的形式取决于总体的形式。”
涂尔干的星罗棋布的“整体论”的观点让我们去考虑理解人类事实时结构效果（l’effet de structure）的重要意义。在我们这样一个目睹着有机功能的再涌现的时代，涂尔干的观点并不缺少其现实意义。可以确定的是，整体相对于部分所具有的先决意义无时无刻不在无质量的生活中作为根本力量出现，从而造成了社会悲剧。而在个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外，或说，虽然伴有个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却还存在着诸存在物本身的交织，它用力表达着自己，从而突破了各种藩篱，打破了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秩序所造成的阻碍。
“在一起”，我们可以经验性观察到的那种“在一起”就成了某种推力，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自我彰显的机会。即便在最为中立的场合，即便面对最稳固的聚合物，我们也还是能看到群体性的再适应过程（réappropriation），它要么是以沸腾的方式，要么是以隐秘的方式，正在逐渐构筑着地基。如上就是对《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概括。正是归功于本书，我们才能更好地在当下去理解诸如体育运动、音乐表演或政治聚会中的聚集，从而去理解我们城市中的那些“噪音和谣言”、所有类型的节庆，以及所有强调着“整体先决”的力量的因素。还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力量还提示了一种可称为“迷乱”的事实，其中，个体主义的那些
特征让位于有机构型（organicité），让位于整体之构造（architectonique）。
正是后者让我们去把握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同样，这本著作指出，只有对社会中的所有生命的全部形式进行把握，而不是去把握个体事实的形式，才会出现真正的社会学方法。这种方法在揭示结构和发展过程的同时，还致力于允许个别事实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吗？我们并不以它们是否符合我们自认为的所谓“应然”去评价它们，不以我们认为它们如何做会变得更好去评价它们；我们对其的接受，正是对其在其自身的不完整性上的接受，这样的接受正是对其部分性和转瞬性的接受。因此，看似矛盾的是，涂尔干
提出的“一切皆是社会的”的态度恰好是对于存在本身的平实性的尊重，是对大众表现的尊重，也是对每日的生活中闪现的微小创造的尊重。涂尔干的这种态度并不给定意义，它不身处于某种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之中，也不提供范畴上的强制划分；这种态度只是以
其自身的方式述说着时间，它身处于一种复调的话语之中，而社会也在这种复调的话语之中自我形成。
无论具体情形为何，只要存在着结构效果，只要个体最终只是群体的有机构型的一个先导，那么对这个有机构型的结构形式进行考虑要依照什么方法来进行，这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至少，它需要满足基本的确认真相的功能。而这正意味着要知晓，无论真相的烈
度和准确性如何，社会激情或政治沸腾、斗争和冲突、吸引和排斥，等等，这些都会发生。我们在今天更为强调，那些将个体整合在一个无尽的链条上的具有聚合功能的伟大图示的再临，正是在这“一切皆社会”之上，我们重新开始评价这些图示的效果。正是涂尔干所说的
“预设社会是其所是这一感受”造成了“在一起”的持续可能。
看起来就必须承认，涂尔干指示的这种方法虽然立足于揭示效果，却同时尊重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总之，这种范式经验上固有的往复特征，或说全体意义上的共情特征，都指出在物与人之间、在自然与文化之间处处存在的有机构型。那么，在其富有生命力的多样性之上对其进行轮廓描画就足够了。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使普遍与分属社会性（sociétal）的多样性紧紧相连。有鉴于社会现实对于单一参照系所造成的无情打击所表现出的碎片化，具有重要性的就是社会学家要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发掘整体的扎根及效率。涂尔干在其所有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正是这种清晰性，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著作恰好又是这种清晰性的完美总结。
马费索利
索邦大学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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