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T.考特莱特（David T. Courtwright），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酒精和毒品史学会前主席，著名成瘾研究专家，长期研究药物使用和药物政策史、社会文化史、政治史。著有《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黑暗乐园：美国鸦片成瘾史》《幸存的成瘾者：1923—1965年美国麻醉品使用口述史》等。
绪论
2010年夏天，我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做了一场报告。我讲完后，一位名叫丹尼尔·伯格的瑞典研究生找我探讨。在报告中，我随口提到了网络成瘾。伯格说，我刚刚提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书时，许多男同学都辍了学，住在临时公寓里，沉迷于《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不能自拔。他们说的游戏黑话中的英语比瑞典语还多。他们一直在进行团队作战，无止无休。
“他们觉得自己的境况怎么样呢？”我问道。
“他们感到十分焦虑。”伯格说。
“但他们还是打游戏？”
“还是继续打。”
这种行为看上去确实像上瘾，因为他们满怀悔恨却又无法自拔地追求着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的短暂快感。就游戏而言，瑞典男性付出的个人代价最高。伯格说：“现在我是经济史研究生中唯一的男生。”
在我的家乡佛罗里达州，我发现电子产品导致的注意力分散对学业的负面影响是普遍存在的，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教室里智能手机随处可见，女生和男生同样频繁地使用它们。当我把伯格的见闻告诉我的学生们时，他们立刻承认有那种人。一位学生承认，自己因为沉迷游戏耽误了一年时间。他说，自己正处在恢复期，不过从他的成绩来看，他的状态仍然不太稳定。另一位学生认识一些打游戏的人，他们会把瓶罐放在电脑旁，用它们节省上厕所的时间。
对我而言，电脑旁的瓶罐象征着成瘾含义的转变。直到20世纪70年代，“成瘾”一词几乎还只是指吸毒成癖。然而，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成瘾的概念却变宽泛了。回忆录作者们承认自己对赌博、性、购物、碳水化合物成瘾。德国性学专家称网络色情作品是“入门毒品”（gateway drug），诱使年轻人落入圈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社论称糖令人上瘾，“简直就像毒品一样”。新西兰有位拔光了牙齿的年轻妈妈每天喝10升可乐，最终死于冠心病引发的心律失常，登上了新闻头条。中国江苏一名19岁逃学学生为治疗自己的网瘾将左手砍了下来。中国官方判定该学生14%的同龄人都有类似的成瘾行为，随后建立了网瘾康复中心。韩国和日本纷纷效仿。中国台湾地区决定对放任孩子长时间上网的家长进行罚款，新增了禁止未成年人抽烟、喝酒、吸毒和嚼槟榔的规定。上述习惯中只有最后一个对美国人没什么吸引力。21世纪初的任何一年里都有47%的美国人表现出至少一种行为成瘾或物质成瘾的疾病症状。
通常他们表现出的症状不止一种。医学研究人员发现，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本质相似。它们能产生相似的大脑变化、耐受性模式以及从渴望到沉醉再到脱瘾的经历。它们表现出相似的演变趋势，最终形成相似的人格障碍和强迫行为。躁狂的赌徒和赌场酒吧的常客别无二致。2013年，新版精神病学“圣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描述赌博障碍和吸毒成瘾的用语并无差别。编辑将“网络游戏障碍”（internet gaming disorder）列入观察名单，称其“有待进一步研究”。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 “游戏障碍”纳入了修订版 《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之中。
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谈起成瘾。临床医生回避这个概念，担心它会打击患者信心或污名化患者。自由意志主义者将其视为缺乏纪律的借口，对其不屑一顾。社会科学家批评它，认为这是医学帝国主义。哲学家认为这是含糊其辞，即使用相同词语表述不同事物，误导大众。这些批评人士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在这里我会继续使用 “成瘾”这个概念。“成瘾”一词简洁易懂地表示了一种无法自拔、受环境影响、易于复发且有害的行为。本书旨在解释为什么这种有害的行为模式越来越引人注目且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回顾一下我们对成瘾的了解，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始。成瘾如未经计划的旅行一般开始，以一系列有害的消费行为告终。行程可能快，可能慢，有时还会被打断。偶然的放纵不一定会导致成瘾。成瘾后，这种状况也不一定是永久的。成瘾的人能够戒瘾，也确实会戒瘾，有人能终身戒掉，有人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克制欲望。过度消费也不一定都是成瘾。人们可能会经常赌博却不深陷其中，就像人们可能会增重，但不是食物成瘾一样。然而，重点在于规律性的大量消费有可能发展为成瘾，比如，如果一个经常喝酒的人对酒的渴望增加，就会突然成为彻头彻尾的酗酒者。瘾症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因为它十分强烈，占据思维，害己害人。至于会产生怎样的危害，则取决于对哪种物质或行为成瘾。无法自控的游戏玩家可能会毁掉自己的学业前程和婚姻大事，但他们的肝脏或肺不会遭到损害。
成瘾过程既是社会性的，也是生物性的。压力、朋辈行为等条件会诱使个人成瘾，不过成瘾过程最终是在个人的大脑里表现出来的。经常饮酒、使用毒品以及类似瘾品的行为会改变神经细胞，包括基因表达。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变化会发生在更多、更广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就像一滴滴颜料在拉紧的床单上晕开。这些变化很持久，尤其是对于尚在发育的大脑而言。儿童和青少年越早体验让人上瘾的物质或娱乐活动，就越有可能对曾经使自己感觉很好的行为保有强烈的情感记忆，即使是在戒断之后。
成瘾的本质对于销售习惯性产品的企业有很多影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充满诱惑。影响之一就是刺激早期消费和频繁消费。酒馆老板常说，好好招待小伙子，等他们成年了，你就可以拥有他们抽屉里的钱了。而且他们喝得越多，利润越多。如今，80%的酒类销量来自消费者中20%的重度饮酒者，这一模式适用于所有利用大脑奖赏机制的生意。超过半数的大麻进入了那些在绝大多数非睡眠时间吸得飘飘欲仙的人的肺里和胃里。大麻或其他瘾品通常主要在穷人、边缘群体、体质虚弱的人群中扩散开来，它们是不平等、不公正以及疾病的来源。然而成瘾与其前兆——大量消费仍然是各种全球商业必不可少的利润中心。
这些事实已经为成瘾研究团体和公共卫生团体所熟知。但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如何陷入了这般困境，尽管这些团体做出了极大努力，为什么事态还会越来越糟。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称作“边缘资本主义”（limbic capitalism）的概念。边缘资本主义指的是在技术层面上很先进，但在社会层面上却是一种倒退的商业体系，其中，全球产业通常会与政府和犯罪组织串通一气，在其帮助下刺激过量消费，造成成瘾。它们瞄准大脑中负责感觉和快速反应——有别于理性思考——的边缘系统。边缘系统中相互连接的神经元形成了通路，使得愉悦、动力、长时记忆和其他与情绪相关的重要生存功能成为可能。矛盾的是，这些神经环路也可能从有悖生存的活动中获利，商业已经使进化的杰作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边缘资本主义本身是文化进化的产物，是新奇乐趣以及与之相生相伴的恶习和成瘾加速传播的漫长历史进程的后期发展。与边缘资本主义关系最密切的乐趣、恶习和成瘾来自能够令人沉醉的事物。出于私人利润和国家收入的考虑，政府刺激了酒类和瘾品的消费，而后社会成本的上涨又迫使政府限制或禁止至少一部分瘾品。我在2001年出版的介绍酒类和毒品历史的 《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Forces of Habit：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中论证了这一点。然而，即便如此，我发现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常见的精神活性物质，它同样适用于边缘资本主义这一新兴体系下密切关联的所有乐趣、恶习和成瘾。
这个观点并不是首次提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们就将酒类和用于非医疗用途的毒品视为注定会招致灾祸的诸多恶习的一部分。的确，恶习是个难以明确的范畴。过去的一些中国人将嗅、吸女性小脚视为正常情趣，后来，传教士和主张现代化的人士才将缠足当作陋习。然而，尽管恶习在文化上具有可塑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还是认识到了它们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它们已经变成了大生意；第二，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妓院附近几乎不可能没有酒馆，鸦片馆附近也几乎不可能没有赌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还认为恶习与神经系统有关，具有先天或后天神经系统缺陷的人最可能染上恶习。
最后这个猜想一点也没错。一个世纪后，神经学家和遗传学家在细胞和分子层面上展现了这些联系的样貌。他们发现，不同的物质和活动能够产生类似的大脑奖赏和渴望。他们表示，成瘾者的大脑十分相似，因为奖赏信息会激活毒品成瘾和行为成瘾中相同的通路。研究人员开始使用“病理性学习”（pathological learning）这一术语，来描述成瘾物质或行为促进神经递质多巴胺释放的过程，这使得原本有益的过程变得病态。多巴胺在起始于边缘中脑区内或其附近的通路中发挥奖励和调节作用，边缘中脑区是调节情绪、快感和痛苦的关键区域。快感效果部分取决于多巴胺释放到突触后产生的信号的强度。在神经元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第一印象很重要。人们会一直做大脑告诉自己的能产生高奖赏的事情，即使这些事已经不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或对他们产生益处。成瘾者不再喜欢某个东西后，还会继续渴望它，即使他们明白这东西有害。“我恨这鬼东西，”一个瑞典海洛因成瘾者这样对医生说，“它没让我感觉多爽。只是，我好像不能没了它。”
研究人员发现了常见的风险因素。基因变异和生活环境会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易成瘾。其中，生活环境因素包括压力、社交失败、大脑发育关键时期遭到忽视或虐待。这些人无所适从、郁郁寡欢，直到发现了酒类、毒品、糖、赌博、电脑游戏或其他能够短暂消弭郁闷情绪的刺激行为。经常接触这些物质和行为会进一步损伤他们的神经控制系统，通常还会损伤大脑其他部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所称的恶习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各种自我毁灭的习惯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既使人堕落，又具有社会扩张性。恶习的星座中不断有新星升起。
“成瘾是一种记忆，是一种反射作用，”精神病学家查尔斯· P. 奥布赖恩总结说，“是用对你自身有害的东西训练你的大脑。”或者说，是让你的大脑接受训练。更深层的真相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名义上追求进步、健康、长寿的世界中，而事实上，我们却被鼓励着采取不进步、不健康、可能危及自己生命的消费方式。理解这种矛盾正是本书的要旨所在，为此，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神经科学、失调的神经元和有缺陷的基因。我们还需要了解新奇乐趣、商业化恶习、大众成瘾的历史和边缘资本主义日益强大的塑造人们习惯和欲望的能力。
这段历史总体上和科技史一样，是在漫长时期内的一个加速变化。边缘资本主义并不是突然之间就开始在现代历史的舞台上蓬勃发展的。相反，它起源于原始时期，是人类不断扩充享乐图鉴的结果。对快感的探寻先于文明，而且我想在书中展现的是，它促进了文明的形成。
文明反过来对享乐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它使得学习、音乐艺术、戏剧以及象棋等技巧性游戏这些高级乐趣成为可能。但同时，文明也使得沉醉越来越令人垂涎，恶习越来越诱惑人心，成瘾越来越容易发生，从而令数十亿人染上疾病，陷入贫穷，投降臣服。文明还孕育了技术，后者使全世界追求快感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中最重要的技术是农业的发展和扩张，长途贸易的扩张和货币化，城市、帝国和工业的崛起，以及不久之前数字通信的迅猛发展。
在这一进程中，还有一些小突破带来了大影响，例如吗啡和可卡因等植物瘾品生物碱被人们从植物中分离出来，摄影技术被应用于色情作品的拍摄，加工食品中糖类、脂肪和盐的混合，以及人们从一种消遣方式向另一种消遣方式的快速 （现在是虚拟的）转移。诸如此类的创新使企业和国家得以扩展和强化快感，助长恶习，增加了有害消费和形形色色的成瘾。
简而言之，文明的发明创造使享乐产品和消遣成为武器。它们产生的大脑奖赏越强烈，产生大脑奖赏的速度越快，就越有可能造成病理性学习和渴望的出现，对于那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具有基因缺陷的消费者而言尤其如此。同时，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这些诱惑人心的商品和服务更容易获得，更经济实惠，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有利于社会失范、广告满天飞的匿名环境中。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广告、匿名性和社会失范是大众成瘾的五大动因，它们最终在互联网这个悬浮的世界中找到了最激进的技术表现形式。
尽管互联网助力了边缘资本主义，但它并没有发明边缘资本主义。事实上，没有人发明边缘资本主义。它来自发现、提炼、混合新奇快感的古老探索中。新快感催生了新恶习，新恶习导致了新的成瘾行为——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是这样。我想再次强调，成瘾行为通常不是大多数人的行为。但是随着企业家将能让大脑启动奖赏机制的商品的贸易合理化，即令其更科学、更高效，此类行为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最终，这种合理化展现出了全球性经济政治体系的特征，因为它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在战略方面十分活跃。到了19世纪，企业家就不仅仅是出售偶然发现的和贸易扩大带来的随便哪种新的享乐产品了，他们开始用精心策划的旨在提高需求，使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来设计、生产、营销可能会使人成瘾的产品。他们学着采用强硬的政治手段。他们将所得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收买对手。他们发明了游说和公关技巧，以便在20世纪早期的改革大潮中生存下来。到了20世纪中期，他们已经飞黄腾达。这时，一些成瘾行为已被容许，另一些被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待，还有一些则仍被压制。冷战结束后，企业日益多样化、合法化、全球化。企业家们不仅仅创造了一个成瘾时代，更创造了一个“精心设计出的成瘾”时代。这个时代既是边缘资本主义的标志，又清晰地表明边缘资本主义颠覆了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使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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