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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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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最为著名的文献学家、“中国图书馆之父”缪荃孙致吴士鉴的论学书札，兼具研究和书法鉴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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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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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近现代书信丛刊”一种，收录杭州图书馆藏缪荃孙致吴士鉴书札59通（其中一小部分为附页），内容系统、完整，此前未曾公布，已出版的《艺风堂书札》也未能收入。这些书札的撰写时间基本上在1912-1919年缪荃孙寓沪期间，内容大多与《清史稿》之编纂相关，对于本书今后进一步考察《清史稿》的具体编纂过程、缪氏的学术思想和藏书史实等，以及民国初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具备独特之意义。同时，这些书札所使用的信笺颇有艺术性，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本书参考《艺风老人日记》、《艺风堂友朋书札》及相关资料，将这些书札依时间顺序排列，加以考释。本书采用书札原文点校文字及考释与书札原件高清扫描图片逐一对照之方式，全彩印刷，以便给广大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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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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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辉，浙江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文献学、清代学术史、浙江地方文献等。已出版《阮元与小学》《汉语史史料学》《清代学术与文化新论》《东亚文献与语言交流丛考》等专著7种，《卢文弨全集》等古籍4种，编著或主编《阮元研究文献目录》《历代文献学要籍研究论著目录》等工具书10种以及《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两浙艺文志辑刊》等大型古文献资料汇编1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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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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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风老人遗札》封面
3 第一通
5 第二通
8 第三通
10 第四通
12 第五通
15 第六通
17 第七通
19 第八通
22 第九通
28 第十通
34 第十一通
36 第十二通
38 第十三通
40 第十四通
45 第十五通
49 第十六通
54 第十七通
56 第十八通
61 第十九通
66 第二十通
70 第二十一通
75 第二十二通
……
199 第五十八通
204 第五十九通
209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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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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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缪荃孙（ 1844— 1919 ），字炎之， 一字筱珊（又作小山），晚 号艺风，自称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缪荃孙乃近代著名学者和藏书 家，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金石学、方志学等领域成就卓著， 并编刻了大量典籍，同时对中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庆坻（ 1848— 1924 ），字子修，又字敬彊（疆）、稼如，别号 悔余生、蕉廊、补松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曾参与《杭州府 志》《浙江通志》的纂修。
吴士鉴（ 1868— 1934 ），字絅斋（又作炯斋），号公詧，又号含 嘉，别署式溪居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吴振棫（ 1790— 1870 ） 曾孙，吴庆坻之子。近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和藏书家，精于金石学、 史学等。
缪荃孙与吴庆坻乃世交，故在吴士鉴致缪荃孙的书札中，吴士鉴 自称世侄，而称缪荃孙为世伯。缪荃孙与吴士鉴之交游，在缪氏晚年 交游中占有重要地位，《艺风堂友朋书札》所收录的吴士鉴致缪荃孙 书札就有42通（另有吴庆坻致缪荃孙书札25通）。然而张碧惠的《晚 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1] 第二章《缪荃孙重要交游》中未列吴士鉴，这可能是受了《艺风老人自订年谱》的影响，因为该年谱止于1911年，而缪、吴之交游则多在其后。
杭州图书馆收藏有缪荃孙致吴士鉴书札59通（其中一小部分为附 页）。该藏品采用经折装，将书札按页贴裱其上（部分书札左右无文 字的空白部分经过裁剪），分成上、下二册，书签题“艺风老人遗 札”，下有小字“庚申二月装于杭州。士鉴”，并钤“絅斋”阳文方印。
这批书札的撰写时间大多为1912— 1919年缪荃孙寓沪期间[1]，内 容多与《清史稿》之编纂相关。 1914年清史馆开馆后，缪荃孙被聘为 总纂，同年九月[2]进京审定《儒林》《文苑》诸传，定三品以下诸臣 目录，十月缪氏回沪，十一月开始修《清史》，并拟定了《清史稿凡 例》。因年老体弱，不便长期在北京，缪荃孙被特许在上海撰稿。吴 士鉴也被聘为纂修兼总纂[3] ，长年住在北京，但因其父吴庆坻住在家 乡杭州，故吴士鉴有时回杭州。吴士鉴也曾前往上海，多次与缪荃孙 晤面、同席。
缪荃孙于光绪八年（ 1882 ）充任国史馆协修，次年任国史五传 （即《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孝友传》《隐逸传》）纂 修。光绪十年（ 1884 ），缪荃孙出任国史馆总纂，负责《儒林》《文 苑》等汇传。因该五传原来是缪荃孙纂修，故清史馆成立后仍归缪氏 增订，后将《循吏传》转让他人，其余四传均在两年内完成，此外又 新纂了《土司传》和《明遗臣传》。尽管他未能等到《清史稿》刊行 即离世，但他已经完成了较为完整的《儒林》《文苑》等传，这些内 容成为《清史稿》相关部分的底本。王锺翰曾经提到：“民国三年，开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聘总纂、纂修、协修，先后百数十人，而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不计焉。 馆中执事者，有提调、收掌、校勘等职。是时遗老，有主张修史者， 有以为不当修者，卒之应聘者多。缪荃孙为国史馆总纂前辈，以史事 自任，巍然为之魁率。体例未定，建议蜂起。梁启超所言尤繁夥，然 多不中义例，卒从荃孙之议，而略加通变。”[1] 由此可见，缪荃孙在 《清史稿》的编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位甚高。
虽然缪荃孙编修的《清史稿?儒林传》等也存在一些欠缺，冯尔 康就曾指出了《清史稿?儒林传》的不足之处[2] ，但其总体价值仍然 值得我们重视。戚学民就充分肯定了《清史稿?儒林传》的重要价值 以及缪氏的重要贡献。 [3]
当然，由于缪荃孙不在北京就馆，而在上海家中从事纂修，还是 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一些不便，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导致他所编纂的稿 件与清史馆其他人员业已编纂的稿件重复甚多。当时担任清史馆总裁 （相当于主编）的赵尔巽在致缪荃孙的函中说：“两奉手示，如亲有 道，旋即奉到纂稿七本，极佩极感！所惜为传四十，而重者乃至廿人 之多，未免空费日力。若如鄙见，先将欲纂之人见示，则无此弊矣。 以后仍望先行抄示，馆中已纂者即当另录副呈阅。择要可，全录亦 难。其文字之纠正，篇幅之分合，听公择定，并祈转告 斋，取一致 之行动为要。”[4] “为传四十，而重者乃至廿人之多”，足见问题之 严重，因此赵尔巽不得不为此专门致函了。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这批书札中有一些内容与当时的上海书业 相关，如第九通书札提到：“弟新到松江看韩绿卿先生藏书，宋本见十五部（均未考），黄荛圃跋钞到卅八篇，可谓富矣。收书在道光中叶，与上海郁、金山钱同时，没于咸丰庚申，保守两代。今贤孙倩 曾揆一编书目，方知有此一大家。”又如第五通书札云：“此间佳本 旧书极多，张菊生、沈乙庵所得者略一寓目，自夸眼福而已，可胜浩 叹。”再如第十八通书札云：“书籍运京，到否？尚在续购。”
江南乃文化发达之地，虽然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受到严重破坏， 但民间毕竟还有很多古书，而民国初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并逐步成 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离古书资源丰富的苏州、南京、扬州、杭 州等地比较近，并且当时的上海集聚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 学者（包括大量清朝遗老遗少），因此整个城市对古书的需求十分旺 盛。同时，上海新书出版业的迅猛发展，也会带动旧书的销售。凡此 种种，都促进了上海古旧书业的繁荣。笔者认为，虽然总体上这一时 期的上海古旧书业还不如北京，但从缪荃孙函札中的“此间佳本旧书 极多”等语句可以看出，当时沪上古旧书业已经具备相当规模，有许 多书是北京买不到或不容易买到的，否则吴士鉴也不会托缪荃孙在上 海购置。另一方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杭州的旧书业不如上 海，否则吴士鉴托人从自己的家乡杭州购买应该更为方便一些。缪荃 孙曾经在北京居住二十载，对北京的书肆应该是相当了解的，因此他 一般不会在上海替吴士鉴购买在北京容易购到的古旧书。
由此可见， 一些论著关于当时上海古旧书业的论述不够全面，某 些观点值得商榷。徐雁的《中国旧书业百年》乃迄今为止关于近现代 中国古旧书业最为全面和最有价值的力作，但该书对民国初年上海古 书业的关注不够。该书在引用吴永贵的《冷摊负手对残书——近代上 海的旧书店》[1] 一文之相关内容后，指出：“北京书贾对于线装古书 追求的热情，同上海书商对于平装旧书搜集的重视，是近百年来中国 旧书业发展史上两道文化风景线，其流风余韵，至今还影响着京、沪两地的藏书风气。”[1] 就总体而言，这一表述基本符合事实，但它强调了民国时期北京、上海旧书业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国初 年上海古书业（此处指线装古籍）具备相当规模的事实。
徐雁的《中国旧书业百年》第296 页还引用了1910年12 月31 日于 右任在报纸上发表的谈及当时上海书业的文字：“上海木器店虽多， 最少者是书架，最多者是梳妆台。其销路为百与一之比例，上海之内 容可知矣。上海之另物摊虽多，最缺者是残书摊（与旧书铺不同）， 最多者是竹头木屑之洋货摊。以此之故，寒士多不便，而读书人之少 亦可推。”[2] 通过综合分析《于右任辛亥文集》中21篇《上海之百面 观》以及其他涉及上海之文字，再考虑于右任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 他对当时上海的许多评论都是负面的。因此笔者认为，他对当时现实 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某些评论的客观性，如引文中的“上海之内容 可知矣”。并且，于右任所云乃辛亥革命之前的1910年12 月31 日，跟 民国初年之情形并不相同。
可以为民国初年上海古书业具备相当规模的事实提供佐证的， 有俞子林的《上海古书业百年兴衰（上）》[3] 一文。该文第一部分为 《民国初年上海的古书业》，其中提到，辛亥革命之后，苏州的旧官 吏纷纷返回原籍， 一些富裕之家迁居上海，导致原先经营古书的来青 阁业务骤然下降，于是来青阁便谋划到上海开设分店。 1913年旧历正 月，来青阁沪店于福州路正式开业。来青阁沪店销售情况良好，然而 货源不足。因上海一般人家无书可售，而苏州多故旧之家，常有藏书 出售，同时苏州作为省城，还有各地来苏求售的商贩船户，因此货源 依靠苏店供应。这段文字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的上海有不少北京难以买 到的古书。此外，该文还提及六艺书局、古书流通处、食旧廛、蟫隐 庐等当时经营古书的上海书肆，其中的古书流通处后来还收购了缪荃孙艺风堂之藏书。
缪荃孙之书礼为我们重新审视民国初年沪上的古书业提供了珍贵 史料。今后，这方面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相关研究亦尚待进一步深入。
孙文阁曾经指出：“缪荃孙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众多，其学术观 点又多散见于他的著述、题跋、信礼之中，尚未得到全面的整理与总 结。”[1] 可喜的是，近年来关于缪荃孙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缪荃孙 著述的整理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的《缪荃孙全集》，已由凤凰出版社于2013—2014年陆续出版，其中的《艺 风堂书礼》[2] 收录缪氏致六十余位友人之尺牍千余通，为相关研究的 顺利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贡献甚大。另有国家图书馆编的《缪荃孙 诞辰170周年纪念会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 ，袁晓聪、曹辛华、缪剑 农主编的《缪荃孙文献辑刊》 [4]和《百年来缪荃孙研究论文选粹》 [5] 等 相继问世，值得关注和庆贺。
朱万章指出：“值得玩味的是，现在所见的吴、缪往还信礼，呈 现严重的不对等现象。吴庆抵致函至少有二十七通，而所见缪荃孙的 复函则仅有一通，可知缪氏信函当有不少散供。”[6]其实，不仅目前所知的吴庆坻、缪荃孙往还书礼之数量非常不平 衡，而且此前缪荃孙、吴士鉴往还书礼之数量也同样严重不对等。本 书终于弥补了这一缺憾，现在可以说他们二位往还书礼的数量大致对 等了。当然，除此之外，他们二位估计尚有待寻访之往还书礼。
杭州图书馆所藏缪荃孙致吴士鉴的59通书礼，内容系统、完整， 价值甚高，十分珍贵！并且此前未曾公布，知晓者甚少，因此《缪荃孙全集》中的《艺风堂书札》也未能收入。本书的出版，可以为其提供重要补充。另外，本书还可以为新编《缪荃孙年谱》，以及增订 《缪荃孙晚年书事系年要录》 [1] 等提供助益。
这批书札有不少可以在《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找到相对应的吴 士鉴致缪荃孙的书札，从而使得原来仅仅依据《艺风堂友朋书札》以 及《艺风老人日记》等不太明了的一些问题变得比较清楚了，并且可 以与其他相关资料互证。另外，《艺风堂友朋书札》中的信件均无系 年，因此本书的考察也对吴士鉴致缪荃孙诸札的系年有所帮助。
同时，这批书札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缪氏的学术思想、藏书 史实等，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清史稿》的具体编纂过程等颇有 助益。
再则，这批书札还兼及朝政时事、掌故逸闻等，内容丰富，史料 珍贵，对于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具备独特之意义。 此外，这批书札所使用的信笺颇有艺术性，具备较高的鉴赏价值，同 时也为我们考察民国初年的信笺用纸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此乃这批 书札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本书参考《艺风老人日记》[2]《艺风堂友朋书札》等相关资料， 将这批缪荃孙致吴士鉴书札依时间顺序排列[3] ，加以点校并考释。本 书采用书札原文点校文字及考释与书札原件高清扫描图片逐一对照之 方式，全彩印刷，以便给广大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陈东辉 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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