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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面梳理日军的毒气战史，揭秘二战战场上最隐秘的战争罪行。
日本的毒气武器开发，其实早有预谋。一战战场上毒气武器的运用，严重震慑了作为参战方的日方军队，于是在战争还处在白热化的阶段，日本陆军省迅即将毒气武器研究工作提上日程，自此一种恐怖的、致人性命的战争烟雾飘向了整个二战战场，给中国乃至亚洲军民带来深重灾难。
★完整披露残忍的人体实验细节，还原极度恐怖的毒气武器实验现场。
无辜的民众是日本毒气武器研究最直接的受害者。日军（包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罔顾普通中国民众的生命，残忍地将活人（“圆木”）作为实验对象，借此测试各种毒气武器的效力。作者深挖日本军方史料，完整还原了人体毒气实验的残忍场景，让人震撼。
★为躲避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日本如何掩盖毒气战的罪行？
二战结束后，日军为逃避国际军事法庭的罪责，紧急对毒气武器进行了处理，与毒气武器相关的文件、记录也被焚烧殆尽。这些致命的毒气武器，要么被丢弃，要么被掩埋，还有一些被盟军没收。作者专辟章节，用确切的日期、详细的数据、清晰的照片，对上述毒气武器销毁、丢弃、掩埋等工作进行了梳理展示。
★毒气武器处理不彻底，将给当地民众带来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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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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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研究日军对华发动毒气战的专著，完整披露了日本从一战后准备毒气战，到九一八事变后进行毒气实验，抗战全面爆发后正式使用毒气，再到二战结束后遮掩隐瞒毒气战历史的所有真相。同时，介绍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毒气作战的历史，并探讨了二战后日军对毒气武器的处理，以及日军使用毒气作战的战争责任等问题。作为日本左翼历史学家的代表，吉见义明教授深入调查、多方取证，凭借丰富可信的史料，全面揭露了日军使用毒气武器作战的战争暴行，并展示了日军使用毒气对中国乃至他国军民造成的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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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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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见义明，日本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慰安妇”问题及日军细菌战、毒气战研究的集大成者，最早对“慰安妇”概念进行阐释的日本学者，日军毒气战暴行的研究的奠基者。他最先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发现了从事细菌战研究的陆军大佐井本熊男的《井本熊男业务日志》，从而开始其享誉世界的细菌战、毒气战研究。他与粟屋宪太郎、松野诚也等日本学者编选了日军毒气战的基础性史料，详细地展示了日军毒气战的罪恶历史。代表作有《日军的毒气战》《毒气战相关资料》《毒气战相关资料Ⅱ》《从军“慰安妇”》《日军“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从军“慰安妇”资料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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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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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一 再塑从全球视野揭露日本罪行的“典范之作” 1
丛书总序二 全球视野下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研究方兴未艾 4
序 7
引言 1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1915—1930） 7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与毒气问题（1931—1936） 35
第三章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与正式开始使用毒气（1937—1938） 49
第四章 常态化的毒气战（1938—1941） 79
第五章 逐步升级的战事（1939—1941） 105
第六章 毒气的生产 137
第七章 受到抑制的毒气战——东南亚、太平洋战线（1941—1945） 159
第八章 “三光战”与歼灭战中的毒气战——中国战线（1942—1944） 185
第九章 美国的毒气战计划与日本（1941—1945） 219
第十章 战败、免责、遗弃、掩埋——遗留的负面遗产 249
结语 277
后记 285
出版说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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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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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化学武器是指利用化学毒剂的毒害作用杀伤、疲惫敌人有生力量，迟滞、困扰其军事行动的各种武器和器材的总称。毒气武器是化学武器的一种，它特指使用毒气（如氯气、光气等）作为杀伤手段的武器。毒气可以通过吸入、接触、误食等多种途径导致人员中毒。众所周知，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时期开展了毒气战，给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至 21世纪初，日军遗留在中国的毒气武器以及其他化学武器仍然为祸一方，自然资源和城乡环境受到毒气污染、人员中毒的新闻屡见于报端。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所著《日军的毒气战》一书对该课题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扎实的研究。因此，把该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中国读者了解近代日军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暨毒气武器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类大规模地使用毒气武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与其他常规武器相比，毒气武器的威力巨大，且只杀伤人员而不损坏装备，在很多战役中是扭转战局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毒气武器的开发应用，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与化工技术水平。因此，尽管毒气武器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某种条件下能有效帮助军事实力弱的一方“以弱胜强”，但在一段时期内，毒气武器仍然是由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所垄断、控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避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总体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国联等国际组织与各主要国家开始考虑限制包括毒气武器在内的各种新式武器的使用与扩散。使用毒气武器，被视为一种不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战争罪行”。鉴于化学武器的危害性，1993年1月，184个缔约国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并于1997年生效。
受限于工业能力与科技发展水平，日本在一战期间对于毒气武器的了解与掌握都不很充分，更谈不上制作和装备毒气武器。日本为了避免自身毒气战能力不足而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极力推动禁止使用毒气武器等相关协议或条约的签署。然而，另一方面，在明知使用包括毒气在内的化学武器是确凿无疑的战争罪行的前提下，日本仍然蠢蠢欲动，只是无法从欧美国家合法地获取包括毒气在内的化学武器。此一时期，由于毒气战能力不足，令日军感到极大的惶恐。因此，一战结束后，日本迅速启动毒气研究相关计划。从1916年起，日本陆军技术部门开始着手对一战中各国的毒气战情况进行调查，并于1917年正式启动毒气武器研究工作。之后，日军又于1918年正式成立了领导毒气武器研究暨毒气战法研究的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正式着手开发氯气等化学武器。20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是“宇垣裁军”之后，日军将节省下来的预算大量投入包括毒气武器在内的现代化武器开发活动中。日军的毒气战能力得到了极快的提升。到1929年，光气、芥子气等毒气逐渐成为日军的制式化武器，这标志着日军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化学战能力。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不顾相关国际法规定，开始在中国战场大规模使用毒气，催泪瓦斯、呕吐性毒气以及糜烂性毒气被广泛应用于南京战役、徐州会战、武汉战役等关键战役。毒气武器的使用弥补了日本军队人数规模不足，常规武器效能较低等劣势，在打破战场僵局，压制中国军队抵抗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38年之后，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的讨伐战与警备战中把毒气战作为一种“常规”作战手段，使用毒气武器杀害了华北、华中等地大量无辜的中国平民，犯下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
相较于日军在二战中所犯的其他罪行，日军对于毒气武器的使用更有预谋，更有计划，且更成规模，但同时也更为隐蔽。为了逃避罪责，以及使用毒气武器理应遭到“正当”的报复，日军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都在极力掩盖使用毒气武器及其他化学武器的事实。在战争期间，日军高层多次明确下达命令，不允许日军在有欧美人士居住的中国主要城市使用毒气武器，避免毒气伤害到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拥有更强毒气战能力的国家的公民，以免招致毒气武器的“报复”。在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武器时，日军往往也要指示前线作战人员隐藏或销毁使用后的毒气武器弹药，以免落入中国军民手中，成为日军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证”。
日本战败后，日军将大量毒气弹药遗弃在中国战场。包括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吉林敦化、辽宁大连、山东青岛等地，都曾发现日军遗留毒气武器的相关证据。此外，在日本国内，日军也在平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采用秘密投弃的方式，将大量毒气弹药弃置于广岛县、千叶县、福冈县等地的沿海港口及河流。这些毒气武器遗毒深远，甚至到21世纪初，仍在威胁和影响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除了二战后对毒气武器的遗弃之外，日本军方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在刻意回避曾经在二战中使用毒气武器的事实。具体而言，日本防卫厅在1967—1980年间编辑出版的共计百余卷的二战战史资料中完全剔除了日军使用毒气武器的相关内容，打造了一个日军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没有犯下使用毒气武器罪行的虚假形象。1972年，日本政府在舆论压力之下，计划对全国范围内的毒气武器遗弃、掩埋情况进行调查，但实际上只调查了 8处遗弃地点，且未公开详细调查内容。至于日军在中国等地遗弃、掩埋毒气武器的情况，日本政府直到21世纪初仍在推脱、回避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也从未就相关问题向遭受毒气武器伤害的中国军民及其家属做出应有的道歉与赔偿。日本政府对毒气战真相的隐瞒与回避，正是日军的罪行长期不为人所周知的重要原因。
那么，日本学术界如何应对日军毒气战这一敏感问题呢？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粟屋宪太郎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已经开始挖掘史料，搜集证据，对相关问题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日本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以大量一手资料以及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新发现的有关日军毒气战的重要史料为基础，对相关问题展开了严肃、认真的实证研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吉见义明教授真实地还原了日军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使用毒气战罪行的全貌，体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
作为《日军的毒气战》一书的作者，吉见义明教授是日本著名近代史专家，长期关注日本战争责任、日本的战时社会等相关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吉见义明教授就搜集了大量有关日军“慰安妇”的资料，并于1992年在媒体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吉见义明教授明确指出，“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与国家对个人的赔偿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不但要道歉，还应当积极对个人进行赔偿”。值得关注的是，吉见义明教授发表的研究报告及其观点引发了日韩两国媒体对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正式承认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但在此之后，日本的历届政府大多在日军“慰安妇”问题上含糊其词、敷衍塞责；安倍晋三执政时，甚至一度称“慰安妇”为“人口贩卖受害者”。而吉见义明教授一直坚持其客观、公正的立场，始终强调“慰安妇”是由日本军方绑架、诱拐而来，日本政府不能逃避“慰安妇”问题中的法律及道义责任。
除了在“慰安妇”问题上持续不断地开展研究之外，早在1984年，吉见义明教授就在日军战史资料中发现了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撰写的《攻占武汉战役中的化学战实施报告》。之后，吉见义明教授又与粟屋宪太郎教授共同执笔撰写了《毒气战的真相》一文。自此，遂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其长达近40年之久对日军毒气战的研究工作。而这本《日军的毒气战》正是吉见义明教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呕心之作。
吉见义明教授的研究时间跨度极长，研究范围亦很广，涵盖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军对毒气武器的认识和研发，以及对当时限制毒气武器相关条约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俄国革命时期，日军对毒气武器认识及态度的转变；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生产与装备；1930年“雾社事件”中尝试毒气武器的实战；在二战中的中国战场广泛使用毒气武器，开展人体毒气武器试验的事实；战败后对毒气武器的遗弃、销毁；对毒气战罪行的掩盖、推脱等，不一而足。客观而言，吉见义明教授的《日军的毒气战》就是一本史料翔实、论述充分、结论可靠的日军毒气战“全史”。
阅读该书可知，吉见义明教授从一战之后国际社会如何形成有关毒气武器共识这一问题入手，揭示了日军在充分认识和了解毒气武器危害的前提下，是如何一方面支持限制欧洲国家对毒气武器的开发使用，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取当时先进的毒气制作工艺，发展日本毒气武器的伎俩。日军高层在禁止毒气武器与开发毒气武器“二选一”之间的犹豫不决，以及在讨论限制毒气武器相关条约时的“慷慨陈词”，充分揭示了日军对于毒气武器的危害有着清晰的认知。然而，也正是因为清楚明确地了解毒气武器的“威力”，才令军国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日军不惮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加紧研发毒气武器，并固执地将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投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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