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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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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系统评述汉武帝及其时代的著作，深入剖析了汉武帝刘彻的生平事业及其精神世界，兼具扎实、硬核的内容和流畅易读的文风，是了解汉武帝时代的入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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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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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关于汉武帝的传记著作，侧重从汉武帝的思想及其实践的角度，对汉武帝时代的内外政策和历史走向作了深入的剖析。以贾谊《治安策》提出的九大问题开篇，分析了汉朝到武帝时代由“无为之治”转变为“有为政治”的必然性，接着叙述和分析了汉武帝复兴儒学，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实行“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以及征战匈奴和西域等，最后剖析了汉武帝大一统皇权主义的内涵和影响。本书史料扎实，见解新颖，论证严谨，可读性高，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通识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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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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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春波(1950—2001)，山东潍坊人，历史学者，济南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汉武帝评传》、《济南简史》(合著)、《古史钩沉》(先秦秦汉史论文集)、《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齐名臣》、《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参编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秦汉卷》第十四章，撰写《兵制》篇。2000年被评为济南市科学技术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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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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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景之治”与刘彻精神的孕育期
一、“汉武帝时代”的预言者和见证人
二、皇帝家族与皇权结构
三、景帝朝的嗣君之争
四、太子傅育制度和教育内容
五、儒道互黜，两度交锋
六、“文景之治”的遗产
第二章 崇论闳议 复兴儒学
一、初登大宝，神道设教，新政蒙受挫折
二、察举士子，穷微阐奥，悉延百端之学
三、开科设策，讲论大道，卓然尊崇儒术
四、移风易俗，尊经兴学，教化天下万民
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
第三章 化隆闳博 改弦更张
一、“元朔更化”，与民更始
二、以中御外的内朝机构
三、完善察举制度，健全官僚体制
四、强干弱枝，削弱诸侯王国势力
五、“援礼入法”，重用“酷吏”
六、设置刺史监郡体制，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第四章 反击匈奴 拓边置郡
一、欲北先南，经略三越、西南夷
二、对匈奴战略方针的转变
三、全面改革军事体制
四、对匈奴的全面战略反攻
五、朔方、河西置郡，修建汉长城
六、设置南北边郡，恢复疆域一统
第五章 强本弱末、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
一、汉初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
二、利出一孔的“轻重”理论
三、强本弱末，保护农业生产
四、加强国家对工商产业的管理
五、“新经济政策”的宏观后果
第六章 神秘主义的发轫与转轨
一、受惑方士，耽迷巫术
二、皇权崇拜
三、精神生活的重大转折
四、神秘主义泛滥学术
五、汉武帝与中山李氏事略
第七章 远征西域 再伐匈奴
一、西域与早期沙漠草原“丝绸之路”
二、伐匈奴、征西域的决策过程
三、伐大宛与马政之关系
四、汉对西域的远征
五、再次远征匈奴，李广利丧师辱国
第八章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一、晚年战略决策的失误
二、政局动荡的多事之秋
三、刘彻晚年何以易太子
四、“巫蛊之祸”真相大白
五、降“哀痛之诏”以罪己
第九章 汉武帝时代的终结
一、刘彻之死及遗留问题
二、刘彻身后的政治格局
三、昭帝失政与宣帝中兴
四、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第十章 汉武帝时代的科技文化艺术
一、生产工具和工程技术的发展
二、刘彻对科技事业的支持
三、刘彻对艺术文化的影响
四、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
第十一章 论刘彻的大一统皇权主义
一、刘彻主体结构的基本特征
二、先王与后王——两类王权的基础
三、“皇帝”名号与“霸王道杂之”
四、君道观的来源和组成部分
五、大一统皇权主义的思维方式
六、“大一统”与“子学时代”的终结
七、刘彻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附录
刘彻年谱
武帝朝建年号表
主要参考论著
原版后记
寄往天国的邮件
——代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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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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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及其时代的精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真正可供研究刘彻思想的直接记录不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刘彻同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了。《史记》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通过《史记》能照观刘彻。李长之先生说：
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当为希罗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这不啻是说，司马迁和《史记》是汉武帝时代和刘彻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
人们常以班马并称。班固《汉书》补充了不少《史记》未刊史料，很有价值，但就历史观和精神境界而言，班马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史记》写刘彻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第一位的史料价值；司马迁崇儒，但不排斥百家，他是“子学时代”具有独立人格、学风和文风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与被关进经学和皇权主义笼子的班固大不相同；《史记》未被皇权主义同化，司马迁与刘彻有过思想碰撞和交锋，《史记》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用“正统”观念看司马迁和《史记》的班氏父子所反对的“异端”。
班彪论司马迁：
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班固论司马迁：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学术的“醇—杂”是御用文士们裁量文章的正统标准。“大敝伤道”“谤书”，是历代醇儒贬抑《史记》诛心史迁的主要罪状。“谤”最初不过是原始民主主义的一种民众议政形式。王权异化，暴君专政，佞臣“弥谤”。故所谓“谤书”说实不必为史公讳，反而是他反对精神专制和坚持独立人格的重要资证。刘彻乃一代伟人，司马迁亦一代伟人。对他们两人不能用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的简单化二值判断。这是历史人物评价之悖论的典型案例。刘彻本人有才，也爱奇才。但是，他的人格又相当复杂，有其阴暗的一面。面对司马迁，他有一种潜意识的自卑和忌妒。刘彻雅好“文学”，为之倾注了不少心血。中国素有唐诗、宋词、汉文章之说，汉文章中又有“文章两司马”之说。刘彻欲让自己的精神笼罩天下，侍臣司马相如已在刘彻精神笼罩之下，但刘彻深知自己的精神远不足以笼罩另一个司马，充其量他只能把司马迁的肉躯关进精神“大一统”的铁笼。汉魏之际王肃说：
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司马迁公然揭橥汉家秘不示人的“南面之术”，实为皇家之大忌。刘彻既加司马迁以腐刑，还想继续用他。这种办法只有刘彻才使得出来：他既爱司马迁之旷世奇才，又要断其“灵根”，使之无望继“统”——现代人对这种心态恐怕很难理解。司马迁之足以为刘彻置鉴以耀后世者，正是他身可阉而史不可阉的精神。刘彻之删削景、武《本纪》，使这面历史之镜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班固修《汉书》，补写大量资料，不乏整齐修订之功，但他讥讽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足见已失《史记》之精神；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己意取舍褒贬，使刘彻的面目更加朦胧了。尽管如此，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毕竟仍是刘彻及其时代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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