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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发展心理学泰斗凯根教授毕生投入儿童认知发展及气质形成相关研究的力作，是其60年研究精华的呈现。
·孩子的认知和情绪有一套发展规律。本书系统揭示影响孩子认知和行为发展的因素，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提供科学的教养参考，帮助养育者了解孩子的成长节奏，让孩子获得更加科学、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发展心理学学科领域的先驱对学术生涯理念与追求进行回望和提炼，强调科学、细致、专业和严谨的学术追求，对从事心理学研究，尤其是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专业研究者，具有非常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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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孩子的天性》是发展心理学泰斗杰罗姆· 凯根教授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在书中，他总结性回顾了自己60年职业生涯中的重点研究，梳理了儿童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影响气质形成的先天因素及后天因素。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凯根教授提出，根据儿童早期的心理行为特征，并不能完全预测出其成年后的表现；生物学层面的因素会影响命运，但不会决定命运。他通过对儿童各项能力和心理特征的发展阶段及水平进行跟踪研究，揭示了遗传倾向对气质的影响，以及文化环境、社会阶层、父母教育水平、性别强化等外在因素对儿童气质倾向的重塑。
每个孩子生来不同，差异往往就是天赋所在。本书提供基于儿童发展心理学实证研究的行动依据，指导教养者通过优化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掌握更加科学有效的育儿方法，在尊重孩子天性特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环境对孩子积极成长的塑造力，引导孩子朝着更健康、更全面、更适应社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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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杰罗姆·凯根
哈佛大学心理学院荣休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脑行为系主任。被视为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是mei guo艺术与科学院院士、mei guo科学促进会会士和mei guo国家医学院院士。2001年，mei guo心理学期刊《普通心理学评论》评选“20世纪百位最杰出心理学家”，凯根排名第22位。
凯根教授获得了众多杰出奖项，包括mei guo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家奖（1987）。曾在mei guo国家科学院、mei guo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mei guo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mei guo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和mei guo国家研究委员会等多个机构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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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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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V
tui jian序 VII
序言 XI
第一章 孩子的哪些早期特征得以保留
依恋的概念 004
早期心理与行为特征并非永恒不变 007
特征保留系数的稳定性 009
研究的样本和设计 010
影响特征保留的因素 012
性别刻板印象 014
男女心理差异的生物学分析 014
性别差异的影响 017
个体对学术成就的追求差异 018
关于社会阶层的讨论 019
“相似图形匹配测试”的发现 020
结论 022
第二章 孩子行为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儿童出生后的头两年 028
差异原则 029
注意力持续时间和年龄的关系 030
儿童出生后半年出现的新阶段 031
工作记忆的增强 032
儿童出生后的第二年 034
语言习得 034
对 1～2 岁儿童的纵向调查 037
孩子的推理能力与道德感 037
孩子的自我意识 041
人的道德感 042
将道德规范置于文化背景中 043
个人良知的重要性 045
儿童 2 岁之后的几年 046
认知天赋出现的时间点取决于环境 048
儿童大脑的成长 051
未来对气质倾向的研究 052
第三章 孩子发展过程中的行为抑制
日托研究 055
气质概念的发展过程 057
气质的定义 060
问卷调查的局限性 061
连续变量或分类变量 063
抑制型和非抑制型儿童 064
气质倾向的稳定性 068
儿童 13 岁时的评估 070
抑制型和非抑制型的生物学特征 071
第四章 高反应性和低反应性婴儿
婴儿的行为结果 082
儿童 11 岁时的评估 085
高反应性婴儿性格特征的分布变化 086
大脑左右半球激活的不对称性 086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088
心血管系统的指标 089
事件相关电位与时间敏感性 090
惊跳反射和皱眉肌 092
气质倾向是多种影响因素的结合 094
儿童 15 岁时的评估 097
对高反应性和低反应性个体的生物学测量 099
对儿童的最后一次评估 101
生活环境对成年人表面特征的影响 103
第五章 对研究的追问
检验测量模式之间的关系 109
收集观察结果时的环境 114
考虑地点和时间 119
自我概念的影响 120
结论的有效性 121
国家价值观 123
苦难的升级 124
社会阶层创造环境 127
统计的把戏 131
考虑语言的特性——易扭曲性 133
类别术语和特指个体 134
意象和词语 135
点状事件和渐进事件 138
描述大脑状态的词汇 139
科学实证破解迷思 141
译者后记 143
参考文献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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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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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天性》tui jian序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苏彦捷
作为心理学研究者，我始终相信，真正伟大的学术著作不仅能为学科注入新的生命力，更能跨越学术的藩篱，为教育者、家长乃至整个社会提供深刻的启示。
《孩子的天性》正是这样一部兼具科学严谨性与人文关怀的杰作。凯根教授以半个世纪的追踪研究为针，以跨文化的田野调查为线，将人类发展的奥秘编织成一幅既理性又诗意的长卷。他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儿童成长中“天性”与“环境”的复杂互动，其洞见之深邃、视角之广阔，令人叹服。
凯根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通过费尔斯研究所的纵向研究，首次指出气质这一先天倾向在儿童行为中的核心作用。书中对“高反应性”与“低反应性”婴儿的追踪研究，揭示了杏仁核兴奋性、神经化学差异等生物学基础如何与后天环境共同作用，最终塑造个体的行为模式。这种对先天禀赋的重视，更为教育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教育者需尊重其内在特质，而非强加统一的标准。这种理性与人文并重的立场，为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平衡之道。
凯根教授的学术视野并未局限于西方社会。他对危地马拉玛雅村庄的田野调查，堪称跨文化研究的典范。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儿童虽早期经历受限，却仍能通过成熟过程重新获得认知能力。这一发现打破了“早期逆境必然导致终身缺陷”的悲观论调，彰显了人类发展潜能的弹性。书中对比古希腊与中国哲学对“实体”与“过程”的不同理解，更揭示了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科学范式的选择。这种跨文化视角提醒我们，儿童发展的普适规律与本土实践需有机融合。
《孩子的天性》绝非一本晦涩的学术专著。凯根教授将复杂理论融入鲜活案例——从胆怯的幼儿成长为依赖型成人的追踪，到日托研究中种族差异的意外发现，再到青春期少年对焦虑的克服——每个故事都可以看到科学与人性的交织。对于教育者，本书是理解“因材施教”的生物学密码；对于父母，它是放下育儿焦虑、接纳孩子本真的指南；对于心理学研究者，它更是一部方法论指南，给研究者带来新的思路。凯根教授以耄耋智者的胸怀，对心理学研究本身展开深刻反思。这些反思不仅是方法论的革新，更是一种科学伦理的召唤：研究者需以谦逊之心面对自然界的“奇特”，在证据与想象间保持张力。
作为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孩子的天性》超越时代。在教育内卷加剧的今天，我们更能体会凯根教授的深远预见：唯有承认天性的力量，方能真正解放教育的可能。这本书提醒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带着与生俱来的生命密码；我们的使命，不是扭曲其生长的方向，而是倾听其内在的节奏，为每一株幼苗找到绽放的土壤。
序言
作为一名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学生，我认为在我漫长而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三项实证研究成果，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因为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持有一些指导他们研究的预设前提，所以阐明我的信念，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我提出的研究问题，以及我和我的学生收集的研究证据。
我的一些信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新泽西州中部一个拥有2万居民的城市里，我在一个普通中产阶层家庭的童年经历。这种环境使我敏锐地意识到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和宗教差异相关的心理特征。因此，我一直在检验我的数据，以了解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
我的一些高中同学曾因我的犹太身份贬低我，这使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局外人，但这种自我认知的好处是，我更容易勇于追问社会现象，并提出可能不太受欢迎的研究假设。许多年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采访了由建筑师同事提名的最具创意的建筑师，并随机抽样出成功但缺乏创意的建筑师控制组。创意组建筑师更经常感到被同龄人排斥，他们解释说，这些被排斥的经历让他们的脸皮变厚，从而能够承受同事的批评。
当代心理学家常用的策略是检验一个假设和一个结果之间的关系，但我的习惯是收集尽可能多的测量数据。我很难具体说明这种与众不同的习惯的起源。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每个证据来源都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中的一部分是该研究过程所特有的，还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信念。玻尔洞察到：任何推论都不能超越其证据来源。这意味着，将多个来源的数据结合起来，有望提供更有效力的结论。
我一直对抽象的、先验的概念不太信任，这些概念反映了研究人员对自然界应该如何组织的个人偏好。每次读到关于人类细胞的内容和功能的文章，我都会想起霍尔丹的观点，即大自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奇特。我的大部分实证工作都是由一个令人费解的观察结果推动的，这些观察结果似乎是一个重要问题的标志。我很幸运耶鲁大学的比较心理学家弗兰克·比奇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他研究了不同物种的性行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培根主义者，经常来到我的小办公室问：“我们今天会发现什么？”
最后一个信念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的产物，即理解我们物种的心理特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属于两个群体之一。其中一个群体人数较多，他们希望解开一个谜团，该谜团符合彼得·梅达沃的建议，即能够解决一个有理论意义与可测量性的问题，具体的现象无关紧要。如果1950年找到的天花的病因符合这些标准，克里克和沃森可能会选择这个问题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这一群体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另外一个群体则人数较少，他们想了解一个特定的物种、现象或实体，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阐明某一现象，但仍保留其大部分的神秘感。他们满足于在黑暗的森林里点燃蜡烛，一些人对雪豹感兴趣，另一些人对火山感兴趣。我选择心理学而不是生物化学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人类思想和信念的发展是我必须了解的奥秘。希望了解人类偏见存在的基础是我选择这一目标进行开创性探索的原因之一。
选择心理学作为研究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很流行。那时候并没有大流行病，也很少有人关注气候变化、新能源或者陆地和海洋污染。相反，一些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预防犯罪和精神障碍，以及儿童为什么会发展出不同的个性。对许多大学四年级学生来说，心理学家，尤其是那些研究儿童的心理学家，显然希望解开这些谜团。如果1950年mei guo禁止了在实验室环境中对婴儿和儿童进行研究，那么我不确定我会选择哪条职业道路。
本书概况
这本书的前四章描述了我提出的三个问题及其推论，这些推论可以阐明一些科学家和公众感兴趣的现象，最后一章包含了我在过去60年里总结的经验教训。
从生命早期到晚期，心理特征的稳定程度一直是那些来自西欧或北美的研究个体发展的学者的主要关注点，亚洲科学家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要少得多。产生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古希腊人把事物作为所有可观察现象的基础，古代中国人则认为阴阳互补的力量比实体更重要。也许中国比欧洲更频繁的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让中国人不得不关注产生如此显著后果的无形能量。一条流淌的河流，是中华文明最普遍的象征，意味着不断的变化。相比之下，孤鹰是mei guo的象征。汉语中有20个用来描述一个物体可以被如何持有或携带的动词，而英语中只有少数几个。
中国的哲学家提出的观点比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早了2000年：观察到的事件是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具有固定属性的有界实体。中国古代思想认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西方科学家的传统是把主体与客体、真与假、善与恶区分开，中国学者则融合了这些对立的观点。
欧洲人将事物看作基本实体的信念，导致他们认为心灵的模型应该像在石板上刻着的永恒记号。18世纪的新教牧师定期告诉他们的信徒，母亲与自己婴儿的互动会赋予孩子永恒的特征。18世纪的一位mei guo专家说：“如果人类能够追溯到每一个结果的原因，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个人的道德或邪恶，一个家庭的幸福或痛苦，以及一个国家的荣耀或耻辱，都源于摇篮时期，由护士或母亲的偏见所主导。”（Smith，1965）这一观点在当代具体体现在有关安全型与不安全型婴儿依恋关系的文章中。
20世纪20年代，几家mei guo私人基金会资助了不同机构的纵向研究。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镇的费尔斯研究所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安迪亚克学院（Antioch College）院长亚瑟·摩根说服了塞缪尔·费尔斯：相比于费尔斯基金会总部所在地费城的家庭，俄亥俄州西南部的家庭更不可能迁走。摩根的论证是成功的，1929年，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开始为一个纵向项目招募育有婴儿的志愿家庭，幸运的是，该项目收集了大量关于儿童在家庭和研究所附属托儿所中的行为描述。该研究所于1956年收到了来自mei guo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资金支持，该研究旨在研究儿童在生命早期表现出的行为是否与其30多岁时的特征有关联。
该研究所的所长莱斯特·桑塔格曾邀请两位不同的心理学家指导这项研究，但都被拒绝了，这令他感到沮丧。幸运的是，他记得1954年春天在我导师弗兰克·比奇的办公室里与我的短暂会面。这次偶然相遇是许多小概率事件之一，但这些事件共同塑造了我的研究生涯。
1957年12月，桑塔格给我打电话，我正在纽约西点军校的mei guo陆军医院工作（1955年我应征入伍后就被分配到那家医院）。他给我提供的这份工作是其他心理学家曾拒绝的，而我当时还有2个月就会退伍，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我一直在为我的职业生涯而苦恼。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来到耶洛斯普林斯镇研究儿童的行为数据。在看到每个儿童从婴儿期到14岁的大量数据后，我认识到我有机会得出重大发现，但我发现研究无果的风险同样很高。我的导师弗兰克·比奇曾告诫我，如果我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选择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镇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研究环境，我的学术生涯很可能会默默无闻。我意识到了风险，但还是接受了桑塔格的邀请，因为直觉告诉我，数据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些关于心理特征和信念如何保留的问题，这是我想解决的谜题之一。第一章总结了我的同事霍华德·莫斯和我的成果，这些成果验证了我之前的假设。
只有极小的可能性能够从儿童出生后前六年的行为预测其成年后的特征，这是一个意外的结果，也是促使我1964年加入哈佛大学后不久就对婴儿进行后续纵向研究的原因。对费尔斯研究所的项目数据进行分析的第二个意外结果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详细描述，这一成果为20年后的气质研究做出了贡献。一小部分两三岁的非常胆小的儿童，在面临最轻微的风险环境时会不断退缩，他们长大后会变得异常依赖他人。由于这一群体与样本中的其他人在家庭环境、阶层或性别方面并没有差异，莫斯和我就提出了这样的研究假设，即儿童生来就有自己的气质倾向。然而，直到1979年，当其他观察结果支持这种假设时，我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个假设。
有关儿童在出生头两年对熟悉和不熟悉事件的注意力研究发现：婴儿对人脸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U形函数来表示，该函数的最低点在6~8个月之间。这一结果表明，在出生半年后，婴儿出现了一种新的认知功能。根据皮亚杰关于婴儿客体永久性、避开视崖、对陌生人和分离的恐惧的数据，这些现象都出现在婴儿7~9个月时，所以我假设这些现象都是工作记忆增强的结果，工作记忆增强使得年龄较大的婴儿能够提取过去事件的图式，并与现在事件进行比较。如果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的尝试失败了，会引起一些婴儿的持续注意或痛苦。这就是为什么许多6个月或7个月以上的婴儿会在面对不熟悉的成年人或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主要看护人突然离开时会哭闹。
这些数据表明，针对儿童出生后的第二年进行纵向研究是明智的，有望发现尚未被发现的行为模式。在以约翰·华生、B.F.斯金纳和尼尔·米勒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主导了mei guo心理学家的实证研究之前，心理特征的发展是一个流行的研究话题。行为主义还认为语言和道德感的出现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一直压抑着这一领域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少数研究人员报告了婴儿行为似乎依赖于大脑有规律的发展，例如工作记忆增强、能够表达的句子长度增加，以及模仿能力和与同伴玩耍质量提高。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早期的观点，即推理、语言、道德感和自我意识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出现。在第二章里我介绍了得出这些推论的证据。
第三章和第四章总结了对两种儿童气质倾向的研究，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观察结果。我经常思考费尔斯研究项目数据中的那一小群胆小的3岁儿童，为什么他们变成了过度依赖他人的成年人？一项旨在评估日托对婴儿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原因，该研究是由理查德·基尔斯利和菲利普·泽拉佐共同完成的。
20世纪7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职场母亲对白天照顾婴儿的日托中心产生了需求，当时的尼克松政府正在考虑一项用政府资金建立日托中心的提案。但是在1970年，大多数mei guo人担心失去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母亲的照护，会对孩子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显然需要对此类照护的后果进行评估。我们研究了同等数量的白人和华裔婴儿，他们中的一部分在3~29个月大时参加我们的日托中心（中心组），另一部分只在家中抚养（家庭组）。令我们惊讶的是，日托的出现对儿童的一系列发展指标几乎没有影响。然而，种族的差异产生了影响。与欧洲血统的婴儿相比，在家庭组和中心组的华裔婴儿更安静、更不活跃、更胆小。这一结果与费尔斯研究项目的观察结果相结合，使得对婴儿气质的研究提上日程。
第三章介绍了我们对儿童大胆或回避风格的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个体在童年时期接近或回避陌生但不带来威胁的物体、人或环境的倾向是比较稳定的。这一观察结果引发了我们对婴幼儿这些习惯来源的探索。第四章介绍了这项研究的细节。证据表明，4个月大的婴儿对不熟悉事件的反应定义了两种气质倾向，我称之为高反应性和低反应性。
最后一章总结了我在持续阅读并对所有三项研究的结果进行思考后，逐渐产生的三个新信念：检验测量指标模式的重要性，承认环境对数据收集的影响，以及使用语言来描述观察和推断的困境。这三个观点在我晚年变得更加清楚明确。
每个作者在撰写手稿时都会假想手稿的读者。心理学研究生、年轻的心理学研究人员，以及对心理学好奇的自然科学家，构成了我的假想读者。
我希望一些读者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想法，正如我能在其他人的书中找到同样有趣的想法。另外，当在书中提到一个人时，我将随机使用“她”和“他”，以避免写成“她/他”。
我要感谢罗伯特·凯根、马歇尔·黑思和珍妮特·凯根对本书初稿提出的富有学识的建议。
第一章 什么被保留了？
1960年以后出生的读者可能会难以理解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mei guo心理学家对儿童发展的假设。那时候，大多数心理学系的高级研究人员都在研究迷宫和笼子里的啮齿类动物如何学习新习惯。这种对学习的关注主要源于平等主义精神。平等主义精神一直是mei guo身份认同的核心。在1750年至1920年间有3500多万欧洲yi min抵达mei guo，mei guo必须同化这些yi min，并教育他们的子女。这种同化yi min的负担迫使他们否认生物学上的差异，并对一种信念深信不疑，即相信在儿童发展早期通过干预获得的那些想法、技能和价值观可以无限期地保留下来。
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杰弗里·戈尔毫不尴尬地宣称：“早期养成的习惯会影响后续所有的学习。因此，幼儿时期的经历至关重要。”（Gorer，1955）30年前，一位心理学家也写道：“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带他们的小婴儿去看电影……他们可能没有出现任何不安的迹象……也没有出现立即显现的症状，但总有一天结果会显现——可能在20年甚至40年后结果才会全部显现，但最终会全部显现的。”（Fenton，1925）
这种认为习惯、信仰和情感可以无限期被保留的信念，与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信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反映了一种分歧。分歧双方围绕着儿童特质能否保持稳定，当前环境能否改变儿童特质，以及儿童能否在稳定和变化之间保持平衡展开争论。比如，许多长期逆反的4岁儿童最后成了守法的成年人。
依恋的概念
华兹华斯的“少年时代可决定一人之未来”的观点，在很多作品中出现。这些作品同样讨论了婴儿对生母的依恋关系质量对其成年期人格特征的影响。英国精神科医生约翰·鲍尔比确信，婴儿对看护人的感情和行为会对其成年期人格产生持久的影响。鲍尔比接受了圣依纳爵·罗耀拉的主张，圣依纳爵生活在16世纪，作为牧师，他创立了耶稣会。他曾写下一句话，在350年后被行为主义者约翰·华生借用：“给我一个7岁的孩子，我就能知道他成年的样子。”
鲍尔比这一信念的一个主要来源是那些独自住在伦敦一家医院病房的2岁儿童的痛哭，尽管那些在医院收集数据并向他报告这一观察结果的同事也告诉他，非常小的婴儿和3岁以上的儿童在同样的条件下并不会哭。
几年后，鲍尔比观察了在威斯康星大学哈里·哈洛实验室的恒河猴的异常行为。这些恒河猴在出生时就与母亲分离，并被一个铁筒“饲养”。但是鲍尔比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用毛巾覆盖在铁筒上饲养猴子，或者如果这只猴子是和更小的猴子一起被养大，那么这只猴子的行为就比较正常了。鲍尔比确信，个体在第一年与母亲的关系奠定了终身的情绪状态。于是他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依恋的书，其中的第一本是在1969年出版的（Bowlby，1969）。
这本书之后，埃里克·埃里克森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童年与社会》，他在书中宣布，婴儿期与父母相处的经历决定了其成为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后是否会信任他人（Erikson，1963）。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鲍尔比和埃里克森的说法，但只要公众愿意相信这些说法的有效性就足够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和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7岁前都被父母送去由朋友或祖父母抚养，如果鲍尔比和埃里克森得知这个消息应该都不会开心。尽管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对与父母分居的事感到不满，但两人都没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都原谅了自己的父母（Backhouse，2017）。
鲍尔比意识到需要为他推测的假设找到实证支持。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前学生玛丽·安斯沃思负责这一项目。她的学生观察了少量居住在巴尔的摩的母亲的育儿实践。安斯沃思需要一个程序来评估每个婴儿对母亲的依恋质量。因为孩子在离开主要看护人时的反应是评估依恋关系的主要特征，所以她发明了陌生情境实验。实验流程是让母亲将婴儿暂时留在一个陌生的房间两次，一次是和陌生人在一起，第一次是婴儿独自一人。
因为婴儿直到出生半年后才会对这种刺激感到不安，所以安斯沃思对1岁的孩子进行了测试。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来到大学里一个陌生的房间，在实验中母亲多次起身离开房间，并在3分钟后回来。如果她的孩子哭了，她会设法安抚不安的孩子。大多数婴儿哭了，但他们的母亲很容易让他们安静下来；有一小部分婴儿从未哭过，还有同样数量的一小部分婴儿非常痛苦，无法被安抚。
安斯沃思和她的学生需要判定哪种婴儿的反应模式反映了安全型的依恋，哪种反应模式反映了不安全型的依恋。他们认为，母亲回来时正在哭泣但很容易被安抚的婴儿拥有最安全型的依恋；那些不哭的婴儿或者那些痛苦到母亲无法安抚的婴儿，被认为拥有不安全型的依恋。安斯沃思从未考虑过婴儿的气质倾向也许可以解释他们获得的实验结果，尽管安斯沃思几年前在乌干达观察婴儿时就发现了这种可能。此外，众所周知，一些婴儿被单独留在一个陌生的房间时，特别容易感到痛苦（Arsenian，1943）。
当安斯沃思的研究结果于1978年发表时（Ainsworthetal.，1978），数百名年轻心理学家开始观察一岁儿童在陌生情境中的反应，他们相信自己拥有了可以灵敏地测试婴儿与父母依恋关系的工具。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项评估了母亲在家中与婴儿的互动，也没有评估婴儿成年后的特征，用以揭示婴儿在陌生情境中的行为是否确实有助于有效预测这些婴儿未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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