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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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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历史深处理解今天美国政治的乱象——从新闻看美国看到的是民主政治的诸多乱象，从历史深处看美国方能看到美国政治的基本结构与民主制度的韧性。自美国建国伊始，它就是在各种纷乱的思潮中寻求理性、现实的道路，而政党政治在夸大各种分歧的同时，也形成相互妥协的传统。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特殊之处，是以“地位政治”补充“利益政治”论述的不足，从政治中的象征层面入手，勾勒出美国政治中一个绵延不绝的传统，即所谓“偏执狂风格”的政治思想与修辞传统，它既存在早期反共济会、反天主教的运动，也存在于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中，而在今天特朗普的MAGA运动中尤为突出。就此而言，本书虽然出版于1960年代，却几乎就像是在分析当代美国。对“偏执狂风格”的分析具有普世性——本书虽然以美国右翼为例来说明这种“偏执狂风格”，但它既不限于右翼，也不限于美国，而是适用于各国的各种政治派系。这种偏执狂风格以阴谋论为基础，用末世论的语言来鼓动人们进行善与恶的最终对决。人们都受困于历史，但偏执狂人士不仅受到现实世界的折磨，还被他的幻想所折磨。通过对“偏执狂风格”的分析，作者意在提醒我们，在坚持政治原则和目标时如何保持理性与尺度，这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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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美国历史的杰作，堪称《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姊妹篇。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他以美国右翼为例，剖析了一种他称之为“偏执狂风格”的政治思想与修辞——代表绝对恶的敌对势力正在实施惊天阴谋，意欲摧毁绝对的善，自己一方在这场二元对决中扮演着真理的化身，万不可妥协，因为失败意味着末日来临。受迫害感是偏执狂风格的核心，其代言人常具有阴谋家心态，并试图用末世论的语言来描述阴谋论的最终结果。人们都受困于历史，但偏执狂人士不仅受到现实世界的折磨，还被他的幻想所折磨。
但本书所谓的“偏执狂风格”，既不限于右派，也不限于美国，而是适用于各国的各种政治派系。作者研究的虽然是美国的历史，论旨却照亮了今天的现实。政治不仅为利益所左右，也深受人们对它的感知和理解的方式的影响。
虽然写于上世纪60年代，但对于理解美国政治传统中的非理性一面和当下日趋极化的政治，本书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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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
出生于纽约布法罗市，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中期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56年、1964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奖。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主要作品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改革年代》（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963）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1964）等。
陶小路
社科译者，自由撰稿人，曾任《东方历史评论》编辑。译著有《事实改变之后》《日瓦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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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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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 美国右翼研究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
伪保守主义的反抗运动——1954
伪保守主义问题重谈——1965
戈德华特与伪保守主义政治
第二部 现代美国问题
古巴，菲律宾和天命论
反垄断运动发生了什么？
自由银币和“硬币”哈维的思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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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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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部文集的作者面临的最为棘手微妙的任务，乃是撰写一篇导言，以期各篇文章在内容和论点上看起来更为统一，远甚于当初写成它们的时候。将文章集结成书的最好理由，其实仅仅是让它们更容易被读到，也能让其更持久地存在。如果说任何此类文集存在某种统一，那只能是一种个人的、非正式的统一，也许正因为这样，很少有人诉之于此：这些文章毕竟是同一个头脑的产物，都有某种特定的印记；它们至少在思想风格和关注的问题上，由某种潜在的思想意旨所统一。
本书收入的文章是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写成的，在此期间，对于一般性的历史和政治问题或者本书讨论的一些具体事件，我并不总是抱有同样的看法。毫无疑问，一些没有解决的矛盾之处还保留在书中。把这些文章统一起来的，并非某个一以贯之的论点，而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关切点和方法。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两组：一组关注导致1950年代和1960年代极右势力崛起的条件；另一组涉及早期现代的某些典型问题的起源，当时美国人刚开始面对工业主义和自身成为世界强权的事实。所有文章都在探讨公众对于危急形势或持久困境的反应，无论是巨型企业对竞争构成的突然威胁，还是1890年代的恐慌及其带来的长期货币争端和宗派仇恨、我们新生的帝国主义的道德冲击，抑或基要主义复兴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冷战对公众意识的影响。
这些研究关乎我们整个政治文化的风格，以及这一风格之下某些特殊的思想和修辞风格，因此，它们更多地述及我们的政治环境（milieu），而非政治结构（structure）。与制度的形成和权力的分配相比，它们更集中地关注政治的象征性方面。它们聚焦于广大公众如何对公民议题（civic issues）做出反应，如何将其化为自己的议题，并用之于全国性问题的探讨，以及如何以独特的修辞风格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鉴于我的关注点在这个意义上显得有些片面，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的意图正是在这一点上更容易被误解——我强调环境而非结构，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环境更重要。我持一种温和得多的观点。除了我乐于分析思想风格之外，我的观点还建立在两个信念上：首先，直到最近，我们的政治和历史写作都倾向于强调结构，其代价则是严重忽视了环境；其次，理解政治风格和政治的象征性方面，是在公共议题中定位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有价值的方式。
在旧有的观念中，政治所处理的乃是这样的问题：谁得到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得到？政治被看作一个竞技场，人们在这个竞技场里尽可能理性地界定自己的利益，并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竭力实现这些利益。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便将这些问题用作自己关于政治本质的一部名作的副标题，但他也是本国最早对这个问题的理性主义假设感到不满，遂转而研究政治生活中的情感和象征性方面的学者之一。在旧观念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观念变得重要：谁在感知和理解哪些公共议题，以何种方式，出于什么原因？对当今一代历史和政治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人们不仅在政治中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且在政治中表达自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定义自己；政治生活为人们表达身份认同、价值观、恐惧和愿望提供了发声平台——以上种种，都将在对政治环境的研究中浮现出来。
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其中一些尤为可怕、骇人，无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促使社会的研究者不懈探索，寻找新的理解方法。但其他领域的学者的研究，也使当今一代历史学家意识到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将人类行为的一些重要方面考虑进来，而前代历史学家却对之不太重视。哲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人类心灵在象征性和神话制造方面愈加强烈的兴趣，也影响到了历史写作，历史学者也因之对文本分析的可能性越来越敏感。在政治领域运用深层心理学虽然很冒险，但至少让我们敏锐地意识到，政治是人们投射自己感情和冲动的舞台，而这些感情和冲动与摆在桌面上的议题没有多少直接关系。民意调查的发现让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自信地认为，公众会对议题本身做出回应，而是更多地意识到，大概只有当这些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象征性法案或者令人难忘的宣言关注的对象，或者被有象征性吸引力的公众人物提出的时候，公众才会对之做出回应。我们对政治的非理性一面不断加深的了解，动摇了过去一系列有关选民行为的自信论断。
简言之，人们会对公共舞台上的大戏做出反应。但是，这出戏，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的感知和理解中，和那些涉及物质利益和权力掌控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即使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也免不了受到这种大戏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被迫与群众的情感生活打交道，这是他们无法完全创造或操纵，却必须应对的东西。政治竞赛本身就深受人们对它的感知、理解和感受的方式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对政治中物质利益的考虑可以被心理学化，或者被简化为思想史上的一些事件。以上论述只想说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在研究工作中总是带着某些心理学上的假设，不管这些假设是隐藏在背后还是被明确提出；研究者需要对这些假设有更清楚的认知；最后，这些假设应当足够精致，从而能够充分考虑政治行动的复杂性。我没有兴趣否认金钱和权力问题的现实性，哪怕是首要性，我只想将注意力转向人文环境（human context），以此来界定金钱和权力问题的现实，因为，它们毕竟是从人文环境中产生，最终也必须在其中得到解决。
接受新观念，并不是要放弃旧的政治史观念中有价值的部分；新观念是对旧观念的补充，它大大强化了我们对政治生活的认知，让我们看到政治活动的多样性。弗洛伊德、韦伯、卡西尔和曼海姆等学者所激起的知识潮流，已经开始让美国的历史写作变得更具实验性。在对知识和修辞风格、象征性姿态的分析，以及对人口中各种亚群体特有的精神气质的分析上，已经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作品。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运用此类分析方法，讨论作为神话和符号的边疆，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用之讨论本土和移民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精神气质。除此以外，大卫·波特（David Potter）对美国财富的文化效应的讨论，李·本森（Lee Benson）、马文·梅尔斯（Marvin Meyers）和约翰·威廉·沃德（John William Ward）对杰克逊式民主的讨论，大卫·B. 戴维斯（David B. Davis）对19世纪中叶美国社会政治的讨论，大卫·唐纳德（David Donald）和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对奴隶制问题的讨论，埃里克·麦基特里克（Eric McKitrick）对重建的讨论，C.万恩·伍德（C. Vann Wood）和W. J.卡什（W. J. Cash）对南方身份问题的讨论，欧文·翁格尔（Irwin Unger）对货币改革者及其反对者截然不同的心理的讨论，都运用了此类分析方法。
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涵盖了我长久以来关注的几个相近的主题。多年来，我一直对《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一文中描述的阴谋论心态感兴趣。如今，这种心态在极右翼——我称其中一些人为伪保守派（pseudo-conservatives）——中表现得很明显，他们相信我们被一个巨大的阴谋所控制，而且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但这并不是右翼独有的思想风格。它也存在于今日以及过往的左翼中，虽然表现方式会有不同；它在从反共济会到平民主义的民主运动中反复出现。“硬币”哈维用阴谋论的思路解释美国历史，这与约翰·伯奇协会创始人小罗伯特·W. 韦尔奇（Robert W. Welch， Jr.）的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尽管前者为被压迫者的利益发声，后者则迷恋于坚韧、强硬的个人主义。
“硬币”哈维的思想展现了我们政治中的另一种倾向，我在本书各篇文章中都对这种倾向有所讨论：将宗教衍生的世界观世俗化，用基督教的比喻用语谈论政治议题，并用基督教传统的黑暗符号扭曲它们。“硬币”哈维对世俗世界的期望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社会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晚年的哈维非常直白地表达这一看法。他对摩尼教式二元论（Manicheanism）达到近乎迷信的程度，认为如果不尽快遏制恶带来的影响，美国社会将会迎来一场末日浩劫——这与今天的极右翼群体流行的看法并无二致。（不幸的是，在当今时代，极右翼的观点更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国际银行家集团作为曾经的恶之最集中体现的地位，如今已经被世界共产主义取代——虽然比较起前者，后者的确是一个远为庞大的存在。但我想说的是，“硬币”哈维和今天的极右翼在解释世界时都同样地夸大其词，有着同样的十字军征战心态，都认为我们所有的弊端可以追溯到一个单一的中心，因此可以通过某种战胜邪恶根源的最终行动来消除。如果那些判断出阴谋的中心为何的人所发出的警告没有尽快得到重视，我们就完了——世界将会面临《启示录》中预示的世界末日。
福音派精神对我们思考政治的影响不止有摩尼教式二元论和末世论。现代“保守主义”依然充满新教的禁欲精神——认为经济生活应当像宗教生活一样，成为砥砺性格的方式。如我对反托拉斯运动、伪保守主义和戈德华特运动的研究中所试图表明的，我们国家的许多焦虑可以追溯到这样一种恐惧，即企业竞争的衰落将会摧毁我们的民族性格；或者说，我们的享乐主义大众文化和道德松懈会带来同样的效果，而这种松懈是随着我们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想氛围而滋长起来的。
我们的种族仇恨的历史是我关注的另外一个主题，我在本书另外几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讨论。在美国，种族仇恨有时几乎是阶级斗争的替代品，而且总是会影响阶级斗争的性质。今天，我们又一次强烈地意识到种族正义这个紧迫的问题。但是，美国黑人的生存处境这个特别令人心痛的问题，只是我们的多族群人口所产生的一系列族群问题中最大以及最困难的一个。我们的种族混杂给我们的阶级结构强加了一个特殊的、复杂的地位体系，让获致一个完整的美国身份成为一个经常性的困难，由此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我们所说的 “二等公民身份 ”的诅咒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
最后，还有一篇文章论述了公众的人道义愤和侵略欲望如何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决定。1890年代，美国公众就对古巴和菲律宾的政策进行辩论，这件事让人们看到，美国的使命感是如何在上一秒具有侵略性，而到了下一秒又表现出善意。在讨论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时，我试图写明，我国当代外交政策中对于终极方案的渴望与本国的历史经验有关，特别是与我们从一个在西半球或多或少拥有完整霸权的大陆性大国向一个目前来说其愿望超出其范围的世界性大国的独特转变相关。
由于本书大量篇幅涉及当代右翼及其背景，可能有必要对此做出澄清。与右翼相关的内容在本书占据突出地位，显示出我在撰写当代事件的历史背景时的某种持久的兴趣。但这并非由于我有意夸大右翼狂热分子的人数或代表性。我希望我的这些研究不止一次地表明，美国右翼只代表美国公众的一小部分人。如果有人在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做出观察之后，仍然对此判断抱有怀疑，那么他可以将典型的右翼在一些公共问题上持有的态度、提出的政策列一份清单，再与民意调查中民众对相关问题的回答作比较，以此检验这一判断。当然，民意调查并非万无一失，但它们所展现的结果，像许多其他情况一样，可以用其他方式来验证——例如，研究一下近年被选民赶下台的诸多右翼参议员和其他有着相近政治观点的政客的名单。无可否认，从麦卡锡主义到戈德华特主义，右翼已经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其存在。它对美国政治形成的影响无疑部分仰仗于巨大的热情、充裕的金钱和激烈的行动，以及越来越完备的组织。但我认为，它也仰赖于国内生活和外交政策上的实际问题，还有那些在美国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的观念、冲动。我正是试图在这一更大的背景下阐明与美国右翼相关的一些主题。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196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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