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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调查性报道的采访为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视角对调查性报道活动中的策划、准备、采访等进行民族志式的分析与考察，以第一人称视角解析调查性报道采访中的主体性问题、人际沟通问题、社会伦理和社会责任问题等。对于调查性报道采访，本书试图勾勒出一条简单的“选题—定题—准备—采访”的新闻活动线条。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在“取灯大讲堂”中精选的调查性报道案例作为前文叙述的内容延伸。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适合高校新闻采编实务师生及媒体行业中的从业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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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成良，新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鲁东大学首批人才引领工程计划鲁大学者，国家一流专业传播学专业负责人，国家一流本科课程“纪录片创作”课程负责人。主要学术成果和奖励：在《现代传播》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融媒体传播论》（科学出版社，2019）等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7项。
孔非，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高级记者，海南省学位委员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中国新闻史、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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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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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调查性报道的采访
第一节调查性报道概述
第二节调查性报道的时代性变迁
第三节调查性报道的采访实践
第二章万里淘金话选题
第一节建立选题关系圈
第二节从报道里淘选题
第三章准备是个慢功夫
第一节接触爆料人
第二节检索背景信息
第三节调查采访前的准备
第四章扎根采访点
第一节确定采访路线原则
第二节熟悉调查环境
第三节调查采访中的交流
第五章采访中的变与不变
第一节采访流程与现场把握
第二节采访中的议程先行
第三节把握采访中的变量
第四节确保证据链条的完整性
第六章功夫还在采访外
第一节“蹲”出来的新闻
第二节做好极致的采访安排
第三节细节决定成败
第七章调查性报道采访的困境与坚守
第一节调查性报道采访中的陷阱
第二节调查性报道伦理的“向善性”吁求
第三节调查性报道采访伦理与风险问题规避
附录1取灯大讲堂第一讲卧底记者的生死时速
附录2取灯大讲堂第二讲孤身夜走屠宰场
附录3取灯大讲堂第三讲废矿区里闻呼声
附录4取灯大讲堂第四讲麻将馆里有秘密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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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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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调查性报道时代的媒体传播特点
随着新媒体的介入，调查性报道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以明星媒体为风向标的调查性报道方式已经远离人们视线，而媒体间经过整合后形成的新阵线突出彰显了媒体的理性。在后调查性报道时代，理性引导的媒体揭露性报道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健。
（一）媒体调查性报道回归理性
从媒体自身发展来看，调查性报道是媒体提高影响力的不错选择，所以10年前，各种媒体几乎是一哄而上，打造自己的调查性报道平台。但是，新闻影响力并不代表媒体的公信力，专靠调查性报道的媒体容易形成习惯性立场，为了调查性报道的监督权力而监督，为了引起关注而调查。就像人们评价早期的《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禹建强：《媒介战略管理案例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正因为面临种种发展问题，《南方周末》在改版后，把“爱心、正义、良知”变为后来的“正心、积健、高远”，通过自身调整，突出理性的思考成分。美国《财富》杂志对此也颇有心得，他们认为，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不断增加，收益反而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媒体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孙燕君等：《期刊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
具有理性思考的媒体是负责任的媒体，理性的调查性报道也是打造媒体品牌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调查性报道类节目的改版和结构调整，昭示了媒体调查性报道的理性回归，也是社会大环境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新媒体参与突破地方行政保护障碍
由于受到地方保护等诸多因素影响，传统媒体在面对当地重大新闻事件时，常常出现缺位的情况。中央与外省媒体虽然可以补位，但是这种补位不得不面临着新闻封锁和缺乏核心调查信息等困难。
在网络新媒体这个调查性报道新形态出现后，地方调查性报道的封锁出现了松动。往往是新闻事件中的当事者现身或以“神秘人”的身份出现，把调查性报道议题引到网络上，通过网络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形成第一轮舆论冲击。前文提到的“彭水诗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当地主流媒体受限无法参与报道的情况下，网络媒体形成的民间舆论迅速传播，形成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在另一起“徐工并购案”中，博客作为新载体成为新闻传播的第一出口和主战场，并由此引来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
因为网络的大众传播属性，地方保护对网络舆论无法施加压力，这种“信息衍射”形成特有的舆论反射弧，绕过了区域内的行政障碍，在外围形成舆论波动。而随着舆论关注的持续升温，一些中央和其他外省媒体接力关注并介入报道，形成新的报道语境。新媒体的参与，突破了原有的地方行政干预，形成了更为广泛的新闻舆论空间。
（三）媒体间合作形成新闻调查性报道合力
在后调查性报道时代，调查性报道中的“明星媒体”已不复存在。多极共存，理性协同是目前调查性报道的现状。媒体在调查性报道中相互配合，形成了泛媒体间合作的舆论联盟。
实践证明，在一些重大的典型调查性报道事例中，新闻单位相互联手，协同作战，对扩大调查性报道影响，加大调查性报道力度，推动调查性报道事例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9年，珠海市为了以调查性报道推动经济发展，各媒体记者组成了一个“特别报道组”，从报道实践看，他们采用媒体联动的方式，协同作战，扬长补短，形成了调查性报道的强大合力和立体攻势。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特大事故的真相披露，也是媒体协同作战的结果。如山西繁峙的矿难事故报道过程中，《中国青年报》、陕西省的《华商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在迷雾重重中相互配合，在荒野中找到了矿方焚烧、掩埋矿工尸体的罪恶铁证，从而揭开了矿难被瞒报的真相。再如“西安彩票案”和“潼关事件”等，这些调查性报道背后都能看到媒体合力报道的身影。
眼下，调查性报道虽然没有了三十多年前的热闹喧嚣，但是经过沉淀，如今，新旧媒体正以产业发展的眼光寻求构建理性和谐的调查性报道环境。目前的这一阶段，注定要成为后调查性报道时代全面发展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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