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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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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奏折到日记，走进晚清名臣的真实精神世界。摒弃后世对曾、李、张三人“卫道士”“卖国者”等类似的简化标签，还原历史转型期三位重要人物的复杂心绪与徊徨人生，并以三人入手，揭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晚清改革背后的结构性困局——那些试图修补传统秩序的人如何成为加速其崩塌的力量？重审近代化的历史悖论，反映变局—危局—残局的晚清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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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面对西方世界磅礴东来，一路摧折，曾国藩以理学名臣之姿开启洋务运动，成为一代精神领袖；李鸿章以事功为目的倾力洋务，却缺乏道德立身的境界；张之洞则由清流转入洋务，不懈地为斯文一脉延命。在取新卫旧的共有旨义下，前后相连的三人徊徨于义理与事功之间、卫道者与革新者之间，也徊徨于中西两个历史过程之间。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此次新版汇集了近代史家杨国强绵延三十年的史学思考，增加张之洞两篇专文——《世路跌宕中的“先人而新”和“后人而旧”》和《张之洞与晚清国运》。以传神精湛的文字和力透纸背的论史之功，带领读者在纷繁的奏章、日记、信件中洞察人心，进入曾、李、张真实的精神世界。进而透过三人的徊徨人生，述说内外交困下儒学中人的忧患困惑与国家权力的下移、传统政治秩序的变迁，剖开晚清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悖论，深思近代中国何以在中与西、新与旧的撕扯中走向支离破碎，经历了由变局入危局，又由危局至残局的曲折五十年。
曾国藩晚年心苦，李鸿章晚年心苦，张之洞晚年也心苦。四十余年之间，这些人身在历史漩涡之中备尝艰难，而力行不息以造时势，又在力行不息之后饱受困蹇而为时势所扼，留下漫天的惆怅沮愤。从同治到光宣，他们在世路变迁里各苦其苦，而因果蝉联，其各苦其苦所衬映的，则都是中国人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新旧之争中的重重曲折和起伏多难。
——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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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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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 1948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尤重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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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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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 理势交困之下的人随时走和心长力绌
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曾国藩论（二）：从经世之学到西学东渐
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
读史断想：庚申与甲午之间的中国社会
世路跌宕中的“先人而新”和“后人而旧”
张之洞与晚清国运
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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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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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 理势交困之下的人随时走和心长力绌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集论文成书，出版于2008年。十七年之后再版，增加了两篇关于张之洞的文字。其中《张之洞与晚清国运》应陆灏先生之约而作，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世路跌宕中的“先人而新”和“后人而旧”》是陆胤教授《政教存续和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一书的序文之一，曾刊于《读书》杂志，文字略有删节。再版有此增改，所以书名也不能不稍作变动。
以时序论先后，曾国藩、李鸿章名列中兴名臣，同他们相比，张之洞只能算是另一代人。但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张之洞又以其名位、志度和规模可观的事功而成为实际上与曾国藩、李鸿章最相近似而可以比拟的人。所以后人通观而论这一段历史，三者常被置于前后承接而并提并举之中。然而从同治朝到光绪朝，从光绪朝到宣统朝，五十年之间，作为身在剧变迫来之中，又直面一变再变，而不得不一路仓惶，以变以应的历史人物，三者各当其时，各成一局，已是李鸿章已不同于曾国藩，张之洞又不同于曾国藩和李鸿章。
久在张之洞幕府，曾“粤鄂相随二十余年”的辜鸿铭曾归清末新政于张之洞名，并倒溯由来，以人随时变叙述次第，在其身后为之作概括而论说：
那场外国人所知的中国改革运动（清末新政），其真正的发起人是他（张之洞），而不是袁世凯。这场改革运动，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发展实业即实业化为目标，张之洞在广东形成了这一思想，并在武昌付诸实施。第二阶段开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目标是振兴军事即军事化，改革军事体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张之洞编练了一支由德国军官培训的中国模范军队。改革运动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其直接目标是实现教育的西化。
其中“发展实业”一段，犹是沿曾国藩、李鸿章“师夷智以造船制炮”而来的已成之轨踵而行之，廓而大之。但甲午乙未之后的编练新军已经轶出了旧日湘军和淮军的规制；而庚子与辛丑之后立“教育的西化”为目标，则尤其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想象之中。两者都由张之洞发端，因此，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岁月里，两者留下的历史影响都非常鲜明地有着张之洞的个人印记。
编练新军是对甲午战争一败再败的回应，教育西化则促生于庚子国变“祸变之速，劫运之惨，千古所无”的家国之哀。对于张之洞来说，都是斯世斯时的不得不然。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持“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立说，以此为借法自强作诠释，为中体西用开先河；既说明当此西潮迫来而不可回避之日，中国人应时而变的理由；也为这个过程里的可变者和不可变者划出了厘然分明的界线。这种理由和界线表达了那一代人共有的取彼之长，以新卫旧的愿想和限度，因此，在后来的岁月里，同一个意思又一遍一遍地再见于追求自强的人物笔下，又沿此取向而施为事功。但时至90年代，梁启超眼中所见的“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已是人心随世局而变。三十年来，本与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相为表里的中体西用，此日成为论时务的“流行语”，说明这个因中西交冲而产生的命题正在越出洋务的范围。但同是中体西用，在冯桂芬那个时代，其旨义是与借法连在一起的，到了张之洞的时代则重心已经移到了变法一面。由借法到变法，与之对应而来的，是前者界定的可变和不可变一定会被后者抉破，由此一路演化，最终会使体和用都变得今时不同往昔，从而是体和用都不再具有足够的确定性。因此，与中体西用之成为“流行语”同时发生的，又是中体西用正在变得抽象和模糊。这个过程发生于甲午战争的一败再败之后，又盛涨于庚子国变“劫运之惨，千古所无”的冲击之下，因此这个过程里只有急迫而没有从容。辜鸿铭旁观张之洞，说他为势所迫，“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具见其意态仓迫的顾此失彼而不能计及长远。中体西用之变得抽象和模糊正由此而来，并与之相为表里。而后是“舍理而言势”的变法既促成了那个时候新旧嬗递的深度和广度，又以其顾此失彼而一往无前，在中体和西用之间留下了深刻的矛盾和明显的断裂。作为一段具体的历史，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张之洞的用心所在和期望所在，俱以编练新军和“教育的西化”为大端。然而时当清朝最后十年，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社会变迁和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社会淆乱相伴而来，抽象和模糊的中体西用在两头交相裹挟之下，已很容易地变成了无体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本旨在于御外的新军化为枪口向内的造反派，而立意于作育人材的学堂则造就了一群一群的革命党。因此，曾在前朝官居总督的陈夔龙，民国初年追述庚子之后朝廷集资重修毁于战乱的正阳门的旧事，由此牵沿而及力当日倡兴学的张之洞，仍意不能平而言之忿忿，说是：“南省某督素负盛名，至谓如此巨款，可惜从事工作，何不移作兴学之用，较有实际。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生造成。弃礼蔑义，无君无父，恐非某督九京之下所能预料者耳”。他说的是张之洞力倡兴学，而以中体管不住西用为了局。曾国藩晚年远望来日，心中之深忧发为“且看他国运如何”的叹息。以陈夔龙的话相映照，张之洞的晚年其实无可远望而更加落寞。
但与之相对比，同一个时间里章太炎论张之洞，则以“之洞死二年，武昌兵起，诸吏寺解舍多被焚，独奉之洞画像者置之”为其身后之犹有“遗泽”。而李肖聃说梁鼎芬受张之洞之命主持湖北学务，并提调两湖学堂，鼎革之后，以旧朝老臣任“梁格庄守护大臣”，为光绪帝陵墓种树。“两湖诸生，多为新邦佐命，修礼往谒，梁对之涕泣不已也”。比之“遗泽”，这种遗老和“新邦佐命”的师生重聚场面，尤其直观地写照了曾经各立一方的局中人，历经天崩地坼之后的百感交集。前一个情节出自造反的新军，后一个情节出自革命的学生，两者也都不是张之洞在“九京之下所能预料”的，但两者各以自己的人情物理作表达，正说明了近代化变迁中既不能以事功之成败相计量，又没有被新旧之争所截断的另一面历史内容。读史至此，常感慨系之。
二〇二五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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