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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家事》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以人物侧写的方式，把晚清实业家、水师提督、清华教授、共和国出版人的家族故事，串联起来。官场上的宦海沉浮、外交中的刀光剑影、书斋里的理想情怀、激情年代的奇遇人生，都在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不为尊者讳的前提下，纪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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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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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家事》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以人物侧写的方式，把晚清实业家、水师提督、清华教授、共和国出版人的家族故事，串联起来。官场上的宦海沉浮、外交中的刀光剑影、书斋里的理想情怀、激情年代的奇遇人生，都在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不为尊者讳的前提下，纪实呈现。纵贯四代人的一百年，横跨三世纪的光影线索，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让读者对时代的离合、家庭的悲欢、命运的跌宕，产生近距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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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昕，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园。初中毕业后作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县下乡。恢复高考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社长助理。1996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2005年奉调回北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2010年任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特约出版策划人。
从事编辑工作40余年，是国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著有编辑学演讲录《做书：感悟与理念》《今天我们怎样做书》，随笔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做书的故事》《那些年，那些人和书》《翻书忆往正思君》，回忆录《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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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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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直陈磨难，信史可期 郭世佑
序二：家族史与集体记忆 雷颐
自序
我的曾祖父李征庸
第一次广州起义中的李征庸
李准人生中的两个焦点
附录：有关李准的几个疑问
冤家恩公——李准与岑春煊的恩恩怨怨
李准与汪精卫
我的祖母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记我的父亲李相崇
吊诡人生——我的癌症故事
我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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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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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四川省邻水县这个地名，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是既熟悉又陌生。说是熟悉，因为我从小被父亲告知，在各种履历表“籍贯”一栏，要填上它，我甚至在看不懂地图、不知它的方位时就已经熟知这个名称；说是陌生，因为我对它没有一点感性认知，直到2007年55岁时，我得知这个县城距离重庆只有一百多公里，才借着参加重庆书展的机会，找了一辆便车去了一趟。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里作为我的“籍贯”。我问父亲，这是你的出生地吗？父亲说也不是，他出生在他的伯父、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旧宅里，地点在广州的东园。他说邻水是我祖父的出生地，因而就是我的祖籍。但后来我查了李准自编年谱，得知他说的都不对，我父亲李相崇1914年出生于辛亥革命发生后李准在香港购置的罗便臣道23号寓所，而我祖父李涛1894年出生在我曾祖父李征庸担任知县的广东揭阳县（今揭阳市）县衙内。说起来，邻水只是我曾祖父李征庸和伯祖父李准的出生地。
我们李家本是江宁府（今南京）上元县李家村人，先祖李诣元在康熙年间朝廷拔贡[1]获选为四川顺庆府邻水县教喻[2]，从而落业于邻水龙安镇河堰坝，后迁居邻水柑子镇李家坝，至我曾祖父李征庸是第九世，我伯祖父李准和祖父李涛是第十世。曾祖父有两房夫人，育有两儿两女，年龄相差得十分悬殊。李准1871年出生，比1894年出生的弟弟李涛年长23岁。曾祖父李征庸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钦点刑部贵州司主事，第二年因高祖突然病逝，返乡守孝，本应丁忧三年，但他此间在邻水开矿建厂多家，上了操办实业的瘾，八年乐而忘归。后因遭到乡人嫉妒，才返京候命，1887年获选广东河源县（今河源市）知县。此后他将一家人带出了邻水，本人再也不曾回乡。他在广东各地任职，在河源、香山、揭阳、南海等地当过知县，全家人也跟着他四处迁徙。他去世前两年曾被授三品卿衔，任四川矿物商务大臣，准予专折奏事，但他在此任上也没有到过邻水，甚至是否回过四川，都很难说。他1901年病逝于广州，停灵于广州郊外，灵柩直到1905年才被李准护送归葬故里。至于李准，因为就在这一年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也便带着家人（包括我祖父一家）长居广州，辛亥后虽是挂冠而去，却也是定居香港和天津，再没有机会重回四川的。
所以2007年我回邻水寻根，发现五服内的族人，与我同曾祖的已经没有了，同高祖的都不认识、无联系。这些族人带我祭拜了高祖墓，参观了曾祖父当年开设学堂的破旧砖瓦房。族人们很以我曾祖父、伯祖父为荣，因为这是当地李家走出的两位高官，特别是李准，在保卫南海问题上还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说，当地正在打造李准文化品牌，把他和广安地区（邻水县属于广安地区）的另外两位名人一起宣传，我问另外两位名人是谁，他们回答说是邓小平和双枪老太婆。我听了很有一些惊讶。
其实也不能说李征庸在邻水绝对没有后人。1887年，有人在山上竹林中捡到一个弃婴交给李准母亲抚养，取名李澂，人称“竹林君”。此时李征庸在外任职不知此事，孩子是夫人私自收养的。不想这孩子生性顽劣，不成器，李准母亲伤透脑筋，总是担心自己教养失职犯了大错。几年后，在她去世之前，把李准叫到面前，嘱咐李准一定要把他调教成才，方才闭眼。此后这位“竹林君”也长期跟随李准，他比我祖父李涛大七岁，根据李家大排行，李准称他七弟，称我祖父八弟，待他亦如手足。1901—1902年，李准曾请在广州番禺中了案首[3]的汪兆铭[4]来给自家的孩子做家教，学生有多人，包括李准的长子李相枚和八弟李涛，也有李澂。1903年汪兆铭赴日本留学，当时李澂16岁，李准把他托付给汪兆铭带到日本。谁知此人一身恶习不改，到了日本即退学，成了流民，李准千呼百唤而不归。直到两年后派人将其送回国内，关在铁屋中。为“收其野心”，李准为其娶妻，后令其返回邻水定居。
李准对这个收养而来的弟弟没有出息深感自责，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感叹：“陷此弟于不肖，我之过也。”当然他也不能信任此人。李澂在邻水，但李准从不提起他。李征庸当年在邻水办实业，是有家族企业的，这些企业由李准继承，但李准宁可托几位侄子管理，也不找李澂。但侄子们也不得力，不过是享受李家企业带来的利益罢了。李准晚年，生活贫困，需要老家经济支持，但这些子侄竟然不肯援手，他在回忆录里多次慨叹：“家中款项亦难接济，屡电催之，亦不应。”“自宅子侄均不可恃。”“川中仍不来一钱，穷困达于极点。”[5]至于李澂，其人回乡后即成为恶霸地主，1951年在土改中被镇压。据了解，李氏族人对其人之死并无惋惜和同情。令人遗憾的倒是历史上曾经为邻水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征庸，因与其有养父子关系，土改时被殃及。李征庸的灵柩被挖地三尺刨出，遗体被弃置乡野，可叹。
虽然李准终其一生未能回乡，但我祖父李涛确是动过回邻水养老的念头的。他在天津一直仰仗李准，本人没做过什么官，不过是天津市政府的文秘，工资低微，而他花钱大手大脚，总要依赖李准接济。李涛也有两房夫人，正房是我祖母，姓周，是曾任晚清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周馥的七孙女，两人于1912年在青岛结婚，生下我父亲李相崇和二叔李相璟，又于1916年纳妾卢氏，生下我的三叔李相尹和四叔李相博。祖父一家长期跟随李准生活，四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李准取的。在望子成龙观念下，李准选了四个古代贤相（即姚崇、宋璟、伊尹、文彦博）的名字为他们命名，这也和他自己的名字相对应，因为李准的“准”字来源于寇准。李准在世时，一直是家庭的大家长，万事由他说了算。
李准去世后，李涛失去依靠，坐食山空。1946年，他52岁，要考虑养老了，因为天津消费高，他觉得回乡安居才是上策。但我祖母周氏不同意。祖父在自己的一妻一妾中，历来宠幸卢氏而疏远周氏，此时便决定带着卢氏及其两个儿子，即我的三叔和四叔一同回乡。到底是破落的旧贵族家庭，又变卖了房产，攒够了在农村一辈子吃喝的银钱，他们携带了16只大箱子，千里迢迢回到邻水，颇有衣锦还乡的味道。谁想到，乡间族人眼红之下，将他们带去的财物抢劫一空。做这事的，就是那些李准抱怨的子侄辈人物，据悉李澂也是指使和参与者之一。
祖父自此被驱离邻水，带着一家人流落重庆。他懂英文，曾从香港圣约翰中学毕业，在香港大学也读过一年书，有些文化，很快找到一家中学教书。这样混了两年。待三叔李相尹在黑龙江鹤岗市一间煤矿入职，就把他和一家人都接到鹤岗。新中国成立初期，划定阶级成分时，考虑到他家产被抢后一贫如洗的状况，将他这个旧官僚、破落贵族家庭的公子哥定为“城市贫民”，倒也算因祸得福。他此后在政治上没有挨过整，也没有再享到什么福，1954年因病逝于鹤岗。
祖父离开家乡后，一直到2007年我回乡寻根，60年中，李氏家族中李征庸一脉，再没有人踏足过邻水。邻水对我们这些李家后人，变得极其遥远了。但需要承认，它终归是家族的根脉所在，而李准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因为我的祖父、父亲，都是李准抚养长大成人的（曾祖父去世时，祖父才七岁）。我父亲一家直到1936年李准逝世，始终寄居于李准的大家庭内，父亲直到高中毕业的学费，都是李准出资。可以说，李准对我父亲的影响，超过祖父。当然，50年代以后，在阶级论至上的年代，父亲和我们一家对于出身在李准这个封建官僚家庭，是需要表态划清界限的。特别是李准作为前清军队高官，曾多次参与镇压“民变”，其中包括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被认为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这样的家庭“黑历史”令父亲和我们都抬不起头，羞于提起。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海主权问题因为中越西沙之战而升温，李准巡视西沙保卫海疆的事迹又被报刊广为宣传，特别是近些年来他还被誉为“百年来维护南海主权第一人”，父亲和我们作为李准后人，又似乎与有荣焉。总之，无论是褒是贬，李准在我们李家被关注的位置，无可取代。
因此，今天我编选《百年家事》，便是以李准的故事为中心，向上、向下延展。有关李准的文章三篇，前面是关于曾祖父的两篇，后面是关于祖母的一篇，关于父亲的一篇，关于我本人的两篇。每篇文章都是人物侧写，只写人物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的故事。所选的故事，都有一定代表性。我以为，这些文章连缀起来，大体上把邻水李家百年来的经历勾勒出一条线索。遗憾的是关于我祖父着墨不多，只在《我的祖母》一文少有涉及，还有写李准辛亥起义时，提到年仅17岁的他三次被派往香港和同盟会胡汉民谈判（其实说开了，是李准以他作为人质，以表弃暗投明决心），我觉得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多的史料，难以下笔再写什么。当然，我还知道他因为曾在香港读书，很洋派，会跳国标交谊舞，20世纪20年代，就可以在舞厅拉场子、做教练；他也很传统，能和李准一样演练书法，当京剧票友。他京胡拉得不错，是可以上台给张君秋、金月梅等名角伴奏的。这些都是我从别处了解到的。父亲轻易不会谈到他。我没有见过他，甚至没有看过他的照片。直到最近，我才从四叔的儿子、我的堂弟李放那里找来他的一张半身照，一看吓了一跳：他的相貌与我父亲酷肖，父亲简直就是他的克隆版！但是父亲在感情上似乎排斥他，家庭相册中连他的照片都未保留，这是因为，他1946年遗弃了我祖母。父亲坚定地站在祖母一边，和祖母、二叔一起，与他几乎算是脱离了关系，多年不通音问。50年代中期他去世时三叔曾告知消息，但父亲甚至都没有前往鹤岗奔丧。我想，既然父亲与他如此疏远，那么对他的专文，我只能付之阙如了。
关于这本书，有几点我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我的家族史，即使对于邻水李家中李征庸后人这一支脉来说，它也是极不完整的。我只是写了这个家族中四代人的几位代表人物，而这个家族的后人，据我了解，现在总有上百人吧。其中不少人各有成就，值得被真正的家族史记录。而我这本书作为“史”，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所以我只把这本书叫做家庭纪实文章集。
其次，我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我只想纪实，纪实的基本要求是客观、真实。不仅要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而且要不为尊者讳。我尊敬自己的前辈，但也需实事求是。我家前辈李征庸、李准，都是功过相兼的历史人物。尽管李征庸曾被孙中山认为有维新思想，在戊戌政变时本能地倾向于主张变法的改良派，尽管李准在辛亥年洞察时局，最终率兵反正起义，使广州未废一枪一弹实现和平光复，但这父子俩终究都是清廷的忠臣，李征庸也参与过镇压1895年同盟会领导的广州起义，李准在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一直到1935和1936年，他还两次到长春觐见已然当了“满洲国”皇帝的溥仪。虽然溥仪留他在长春做官，他以年老体衰婉辞，守住了不当汉奸的底线，但此事终归表明，他对前清的旧君主是有几分愚忠的。这些事实显示李征庸和李准的另一侧面，说明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纪实性作品，只有把这些和盘托出，才可以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同样，书中写祖母、父亲和我本人，我们生活在当代社会的特定阶段，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在每个阶段的规定性和局限性。我想，家庭是奔腾的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它可以出折射时代的晴与阴，光和影。如果本书中的四代人，他们的经历和性格，正好可以透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这100年的时代变迁，那么，我的写作目的就达到了。
再次，这本书不是我的专著，没有经过整体策划，它只是我的家庭纪实文章的结集。由于各篇文章当初都是独立写作、独立发表，需要照顾文章自身叙事的完整性，所以编辑在一起时，涉及李征庸、李准的，乃至我父亲的个别故事时，细节或有少许重复。这一点希望读者谅解。
[1] 即从国子监贡生中选拔人才。
[2] 正八品官员，相当于县教育局长。
[3] 即秀才考试的第一名。
[4] 即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又做了汉奸的汪精卫。
[5]《李准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2页。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第十节（P227-231）
反右运动开始了。按理说，父亲不至于在运动中挨整。他信奉马列主义，真心拥护共产党，一直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虽然有群众说他搞翻译是走“白专”道路，但是他知过就改，这方面的意见已经平息了。他和党员干部相处得也很好，教研室里的党员，对他都很尊重，他也不会像有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是因为对个别党员有看法，发牢骚惹祸。他一直在争取入党，主观上希望向党靠拢，哪有那么多意见可提呢？尽管入党始终不能如愿，也是因为自己不够条件，怪不得人的。
他仍然说了错话。并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具体工作问题的是是非非，而是因为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和人较真。
教研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那时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需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改造世界观。理论依据是，毛主席讲过，知识分子是附在资本主义的“皮”上的“毛”，新中国成立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这个观点，已经是那几年的流行说法了。当会上有人继续发挥这个观点时，父亲开口了，谈了一点不同意见。他说现在这个说法可以变一变了，因为经过1949年以后几年的改造，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了。其实他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他平时很注意政治学习，清楚地记得，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做了报告，其中谈到，“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许，是他没有直接引述周恩来的原话，而只是说出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或许，是他的发挥直接针对了伟大领袖的一个著名论断，结果引起一片哗然。当场他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拒绝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不过，这个错误并没有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毕竟周恩来说过类似的话。他的问题，没有被扣上政治帽子，只是被定性为认识错误。但是，另外一次讨论，让他无论如何也难逃其咎了。
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但党内整风依然继续。父亲作为教研室主任，仍然主持各种有关整风的会议。一天，教研室的上级主管单位基础课教学部党总支副书记对他说，匈牙利事件中，发生了很多共产党员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的事。现在清华里面，也有别的系在讨论，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中国，如果清华的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会不会亡国亡党？副书记希望他组织开会讨论。父亲照办了。
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好不热闹。很多人在联想，如果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那说明反革命活动很猖獗，被吊起来的肯定不是蒋校长一个人，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当然就要亡国亡党了！这个观点最终成为讨论会的主流看法。
父亲做总结，他是做了冷静思考的。他说：“蒋校长和革命事业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所以‘蒋校长上树’和亡国亡党根本联系不起来。”
他没想到，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当时散会，大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在他们办公楼前，有一个篮球场大的空场，平时大家都在这空场的四周贴大字报。第二天，父亲去上班时，忽然发现，大字报区的所有大字报都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还有人贴出标志，这里叫做“李相崇的西瓜园”。
他顿时就觉得，这件事背后是有人组织的。他落到陷阱里了。他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但是大字报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如果光看大字报，不听他自己解释的话，那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的制造者，杀气腾腾地要把蒋校长吊在树上！
事后多年，父亲无数次地反思自己这一天的说法，是不是有什么失误，也多次和我们讨论这件事。我大姐夫是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父亲比较信服他的意见。但大姐夫说，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拿出来讨论，是无法回答的。蒋校长被吊在树上，你说没关系肯定不行；但是你说就真的亡国亡党了，恐怕也不对，因为毛主席、周总理毕竟还在呀。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次测试，测试父亲，当然也是测试大家对于蒋校长的忠诚度。
父亲显然没有通过测试。领导上对他失望了。他被大会小会批判了几次。好在此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该戴帽子的右派都戴过了，他没有当上右派，只是被插了“白旗”。
他的群众威信扫地，主任当不下去了。他提出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辞职就会被免职。他的教研室有两位党员副主任，一位名叫马迅，另一位名叫李宗福，都是1949年前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力保父亲继续当主任，到上级党委据理力争，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受到批评。
紧接着，学校党委开会，各系各教研室领导参加。主持工作的党委第一副书记谈到近期思想斗争动向，提到父亲的名字，说“李相崇是没戴帽子的右派”。马迅和李宗福都在场，他们当场站起来和这位副书记辩论，批评他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只有戴帽子才是右派，“没戴帽子就不是右派”。弄得副书记一时很尴尬。事后，党委做出组织处理，马迅和李宗福都被撤职，并受到党内处分。他们两个人和父亲，被定性为“三人小集团”。
为了自己的事情，牵连了马、李，父亲一直心存歉疚，但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救人？马、李二人，自知在清华难以翻身，不久之后，两人都相继调出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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