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恩思，原名Bernard Upward，音译为伯纳德·厄普沃德，这里采用的中文名出于书中的一份护照。他是英国人，出生于1873年，1897年来到汉口，在中国至少生活了30年。 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乐梅），在其所著《中国革命记：1911—1912》中，注明有两章出于余恩思之手。
本书作者原名Bernard Upward，音译为伯纳德·厄普沃德，这里采用的中文名出于书中的一份护照。他的生平资料很少。我们目前只查到他是英国人，出生于1873年，1897年被英国伦敦会派来汉口传教。1907年4月号的《美国神学学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载有他参与撰写的一篇文章，注明他是汉口伦敦会传教士（vol. 11， no. 2， p. 185—216）。英国传教士、记者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乐梅，1881—1972），在他描写辛亥革命的《中国革命记：1911—1912》（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中，注明有两章是出于余恩思之手（第十三章“袁世凯”和第十五章“导致革命爆发的一些因素”），书中的许多照片也是他提供的。《武汉地方志·武汉市志（1840—1985）》上有简略的一条，说他“1926年受汉口协和医院院长纪立生派遣，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之子刘西满联系获得13亩赠地，使该院得以建成”。由此可见，他在中国至少生活了近30年。
作者在“前言”中说到本书的缘起、读者对象和目的：受英国伦敦总会之邀，写给英国青少年看，希望能以此吸引他们加入或支持海外传教事业。因此，本书不像一般的传教士著作那样充斥着似是而非的政局分析、枯燥乏味的宗教说教 或对中国事物的一知半解，而是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包括兴学启蒙、行医救人，以及中国人的性格习惯、文化风俗、日常生活，特别是儿童和女子的状况。上述种种，加上所附的大量照片（74张），虽然历时已久，不够清晰，仍十分难得地为我们保留了一些100多年前武汉地区的社会资料。
也因为本书的性质，除了学术界可用它作研究资料以外，一般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也可以把它当前朝故事来读。作者写这本书时（1907年），清朝已到末路。此后百年，政权几度更迭，思潮来来往往，人世纷纷扰扰，中华走向了共和国。今昔对比，读者或能从本书所描写的看出我们的社会风俗、民族性格、教育方式、医食住行，到底有多少进步。当然，余恩思是个传教士，写作本书时念念不忘的是他的传教事业。对于由此而生的荒谬之处，读者自可会心一笑而置之。如能敞开胸怀，或许也能自本书拾得吉光片羽。本书底本是英国伦敦会1908年版的The Sons of Han: Stories of Chinese Life and Mission Work。译文是三人合作的成果。具体而言，邹秀英译了第1—6和第11—12章，徐鸿译了第7—10章，本人译了正文目录、插图目录和作者前言，并审校了全稿。两位女士尽管是第一次为《亲历中国》丛书翻译，译稿都既忠于原文，又生动流畅，所以并不需我做多少改动，不敢掠美；如果有错，其责还是在我，亦不敢推卸，特此说明。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