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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出版人周刊》《洞穴与喀斯特研究杂志》联袂推荐
讲述北京人化石发掘和发现的精彩故事
讲述中国第一代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杨钟健、裴文中和贾兰坡等人对中国考古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内容涵盖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气候学、古地理学、古生态学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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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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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龙骨山，是我国资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之一。《龙骨山》一书，通过严谨而细致的资料引用，生动而有趣的故事讲述，兼顾科学性与学术性，不仅为我们娓娓道来北京人化石发掘和发现的精彩故事，讲述了中国第一代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杨钟健、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对中国考古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对直立人的进化地位、文化适应乃至绝灭原因等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科学解释。龙骨山发掘是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起点和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它的成功和深远影响至今仍是科学史上的成功典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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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诺埃尔·T.博阿兹(Noel T.Boaz) 美国诺福克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1977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主要从事古人类学和人类进化研究，长期在东非从事早期人类化石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拉塞尔·L.乔昆（Russell L.Ciochon) 美国爱荷华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86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主要从事古人类学、灵长类进化、亚洲人类进化、牙齿解剖学、灵长类骨骼功能解剖学、亚洲上新世和更新世遗址地质年代学以及东南亚考古学研究。
译者简介：
陈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1982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师从贾兰坡院士。后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留学，1992年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考古学理论、文明与国家起源、农业起源研究。
陈虹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2003年学士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2007-2009年被复旦大学派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进行联合培养，2010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和旧石器微痕研究。
沈辛成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2007年学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0年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13年硕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2019年博士毕业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技术史专业。主要从事技术社会史与博物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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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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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龙骨山之骨
第二章 复归龙身
第四章 第三功能：北京人神秘头骨的假说
第五章 准人类的适应行为
第六章 直立人的年代与气候
第七章 龙骨山人类的性质：大脑、语言、用火和食人之风
第八章 始与终：解答直立人出现与消失的根本问题
第九章 检验新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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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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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合著者相识于 1973 年，是时我们同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克拉克·豪厄尔（Clark Howell）实验室的古人类学研究生。尽管当时实验室主要致力于非洲以及豪厄尔对埃塞俄比亚奥莫河谷的研究探寻项目，不过中国已开始向全新的国际古人类学研究开放。豪厄尔是197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人类学代表团的成员，他带回了具有巨大研究潜力的新闻。乔昆之后很快就开始了他自己在亚洲的研究项目，1977 年始于缅甸，之后的 25 年拓展至印度、中国、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另一方面，博阿兹继续非洲的古人类学研究，在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然而，大约十年前，我们的兴趣交会于周口店遗址，也被称为“龙骨山”。1993年，博阿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时的一节研究生讨论课上，结识了邵象清教授，一位来自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的体质人类学访问学者。邵象清对周口店最新田野研究的介绍引发了博阿兹的兴趣，在他们同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数度通信往来之后，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开始成型。随之达成的协议促成了博阿兹和乔昆与中国同行对龙骨山遗址国际性的多机构研究，这也是构成本书的基础。邵象清教授后来也曾协助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艾利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教授在周口店设立了考古田野学校，后者却不幸于1999年在华盛顿亡故。我们对邵象清教授推动中美科学合作和国际古人类学研究致以衷心的谢意。
我们在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同事、前周口店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徐钦琦教授及刘金毅先生，是此项研究多篇专业论文的合著者。他们在规划我们的合作研究、勾画周口店的发掘地图以及对北京和周口店博物馆内所藏的大量周口店遗存的埋藏学合作研究方面助益良多。1999年1月，与他们一起在周口店的逗留令我们难忘，因为那足以向我们证明北京人在冰河时代的华北过着多么寒冷的日子，而周口店招待所的温暖与好客所带来的惬意是多么令我们感激。我们感谢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吴新智教授、董为教授、侯亚梅教授、黄慰文教授、黄万波教授和顾玉珉教授等——感谢他们在我们中国之旅期间的善意与好客。
我们欠史蒂夫·韦纳（Steve Weiner）教授一个人情，他是以色列雷霍瓦特（Rehovat）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环境科学系主任，1993年至1994年间博阿兹在那里做迈耶霍夫（Meyerhoff）访问教授。将韦纳的研究方法——此前成功地阐明了以色列哈约尼姆（Hayonim）洞穴用火迹象的地球化学问题——应用于周口店的用火问题，似乎颇为完美。正是在韦纳博士的主动邀请下，徐博士得以赴以色列学习沉积物的X 射线分析技术，这才为韦纳、保罗·戈德堡（Paul Goldberg）和奥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usef）一行的中国之旅创造了条件，他们的野外工作，启发了我们对龙骨山用火和沉积历史的了解。因为允许我们利用馆藏并对亚洲直立人的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愉快探讨之故，我们感谢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 埃 里 克· 德 尔 森（Eric Delson）、 肯· 莫 布 雷（Ken Mowbray）和加里·索耶（Gary Sawyer），还有我们印度尼西亚的同行扎曼（Y. Zaim）和阿齐兹（F. Aziz）。过去数年间，我们与孔尼华（G. H. R. von Koenigswald）、克拉克·豪厄尔、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菲利普·托拜厄斯（Phillip Tobias）、艾伦·沃克（Alan Walker）、杰夫·波普（Geoff Pope）、约翰·奥尔森（John Olsen）、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菲利普·赖特迈尔（Philip Rightmire）、 克里斯·斯廷杰（Chris Stringer）、约翰·弗利格尔（John Fleagle）、 艾利森·布鲁克斯、里克·波茨（Rick Potts）、 杰克· 克 罗宁（Jack Cronin）、 艾伦· 阿尔姆奎斯特（Alan Almquist）、 约尔· 拉克（Yoel Rak）以及罗伯特·弗朗西斯克斯（Robert Franciscus）的讨论对本书的观点多有 助益。1991年，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在法兰克福森根堡自然博物馆（Senckenberg Museum）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研讨会上的论文对我们有关直立人头盖骨增厚的思考极具启发。华盛顿州立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的克里斯·戴维特（Chris Davett）协助我们完成了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感谢桑迪·马丁（Sandy Martin）和琳内特·尼尔恩（Lynette Nearn）对我们头骨增厚研究的极大帮助。克里斯托弗·贾纳斯（Christopher Janus）、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和马丁·塔什德简（Martin Taschdjian）提供了对北京人化石失踪搜寻历史
极具价值的见地。
我们感谢以下诸位在本项目档案和图书馆研究方面提供的帮助：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的葆拉·威利（Paula Willey）、位于纽约州“沉睡谷”（Sleepy Hollow）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的肯·罗斯（Ken Rose）、明迪·戈登（Mindy Gordon）、达尔文·斯特普尔顿（Darwin Stapleton）和汤姆·罗森鲍姆（Tom Rosenbaum）。我们要特别感谢艾奥瓦大学图书馆（尤其是馆际互借部门）、罗斯大学医学院、老道明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华盛顿州立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俄勒冈州波特兰公立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敦大学［沃尔特·葛兰阶（Walter Granger）和露西尔·斯旺（Lucille Swan）藏品］以及史密森研究院［弗兰克·韦布（Frank Webb）藏品］的所有员工。
约翰·奥尔森、米尔福德·沃尔波夫和罗伯特·弗朗西斯克斯审阅了初稿，我感谢他们提供的许多宝贵的评论和建议。鲁宾·尤里布（Ruben Uribe）、 内森·托滕（Nathan Totten）、迈克尔·泽默曼（Michael Zemmerman）和埃琳·谢巴利（Erin Schembari）参与了电脑制图。董为热心扫描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馆藏中的周口店早期照片。医学博士尹爱娣（译音 Yin Aidi）和顾耀明（译音 Gu Yaoming）协助我们翻译中文。杰茜卡·怀特（Jessica White）为编辑事宜出谋划策。林赛·伊夫斯—约翰逊（Lindsay Eaves-Johnson）帮助编辑文本和校对参考文献。我们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柯克·詹森（Kirk Jensen）和克利福德·米尔斯（Clifford Mills），感谢他们的耐心和帮助。其他帮助我们形成想法并付诸文字的人有布鲁斯·尼科尔斯（Bruce Nichols）、帕卡德（Le Anh Tu Packard）和维多里欧·梅斯特罗（Vittorio Maestro）。我们还感谢帕卡德对最终稿的宝贵意见。我们也要感谢苏珊·雷宾纳（Susan Rabiner）专员对该项目的推动，还有比尔·麦卡贝尔（Bill McCampbell）对该项目的推动。最后，感谢梅莱莎·麦克唐奈（Meleisa McDonell）、莉迪娅·博阿兹（Lydia Boaz）、彼得·博阿兹（Peter Boaz）、亚历山大·博阿兹（Alexander Boaz）和池田典子，感谢他们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的耐心和容忍。博阿兹的资助来自人类进化研究国际基金会和罗斯大学医学院。乔昆的经费来自艾奥瓦大学文学与科学学院院长基金以及艾奥瓦大学基金会人类进化研究基金。
当步达生看到裴文中放在他面前的完整（尚未修理）化石时，他不禁欣喜万分。这位年轻的中国同事则满怀喜悦，笑容满面，在交出了这 件宝贝之后如释重负。裴文中把步达生从科学的深渊边缘救了回来，确保了他在古人类领域中的崇高地位。而步达生也深知这一点，他毫不吝惜自己的夸奖，也完全明白这一发现需要怎样的技巧和运气。他保证，以后中国地质学会在为这项发现给他颁发勋章的时候，也会给裴文中发一块。步达生还安排地质调查所在其《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刊登裴文中本人对这项发现的陈述。
步达生用老练的解剖学目光，反复端详着头骨古老低平的弧线和原始突出的眉脊，甚至他的政治头脑也开始兴奋地酝酿怎么写寄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他海外同事的信。他冒险但深思熟虑地为北京中国猿人命名替他赢得了基金会两年的资助，现在一切都得到了回报。他迫不及待要着手研究这件标本。它是那么美丽而原始，让人怦然心动。 在裴文中仔细完成了标本的清洗和加固之后，步达生开始了研究。 他把每块骨片分开，确保破损的边缘不带有黏着物，小心翼翼地把每块 骨片重新拼合成一个整体。他工作了三个月，在修复的每个阶段都制作了头骨的模型复本。步达生的原始模型至今仍在北京，其背面的石膏上有他的签字，现存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甚至在他工作完成之前，他就已经于 1930年完成了三篇关于头骨的初步论文。他有关北京人头骨的主要论文于次年发表。不过那时，第二块较为破碎的龙骨山古人类头骨已在1930年的发掘中出土，步达生也将这件标本写入了他的报告。
1929年，后来北京人化石术语称之为“Ⅲ号头骨”的发现，标志着周口店遗址和步达生职业生涯的巨大转折。此后，重大发现源源不断。1930年，许多牙齿和另一具头骨出土。1931年，周口店在石器和用火证据上有了重大发现。1932年，一件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下颌骨出土。 这件标本是步达生研究的最后一块周口店古人类化石。
详究工作的进度和深度的话，步达生所有的梦想都已成真了。他旋风般地巡游中东和印度，返回故乡加拿大，然后前往伦敦，在他刚刚受邀加入的皇家学会上做报告，并于1933年秋回到中国。尽管已是筋 疲力尽，但他仍于1933年发掘收尾时前往周口店。他曾在洞穴中晕倒，但仍继续考察。回北平后，他秘密就医，医生确诊他患有轻度心脏病。他隐瞒了病情，甚至没有告诉妻子。但是到1934年2月份，他在北平住了三星期医院。鉴于他父亲49岁就死于心脏病（当时步达生离49岁生日只差 4个月），而且他的预后被诊断为“严重”，他似乎已经注定要死在工作台上了。1934年3月15日下午五点左右，步达生如往常那样进入实验室，打算通宵工作，这是他出院后第一次这样做。据说，工作之前，他与系里的同事相谈甚欢。杨钟健博士是他的最后一位访客，他回忆道：“他坐在桌前，那个他年复一年进行科学研究的地方。他谈到了他的焦虑，担心他为新生代研究实验室制定的计划能否顺利进行。”这些焦虑的念头与步达生的死难脱干系。约半小时后，当解剖学副教授保罗·史蒂文森（Paul Stephenson）进屋时，步达生已经倒在了他的桌前，身上仍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他戏剧性地倒在了两项最伟大的发现——中国猿人Ⅲ号头骨和周口店山顶洞的智人头骨旁。步达生的最后一篇论文是他在伦敦皇家学会的演讲，原本要在当年晚些时候发表，现在竟成了他留给化石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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