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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新文化史大家达恩顿 口传文化研究野心尝试
1749年7月，巴黎拉丁区，索邦大学医学生博尼斯坐上了警察的马车，本以为是去面见元帅，不料却消失在巴士底狱，罪名是“散播恶意诽谤国王的诗歌”。
一时风波骤起，14位平民先后被捕流放。然而，沸腾的民意并未就此平息。
秘闻变身诗歌盘旋于街巷，被朗诵、改编、传唱。《亚琛条约》带来了耻辱，流亡者赢得了民心，庆典群舞演变成示威，新税制激起游行……
“公众先生”（Monsieur le Public）已经现身！
来自街头、源于情感，既不理性也不抽象，他是社会的混血儿。
识歌寻踪，探破启蒙与革命的迷思
词曲互证，揭示公共舆论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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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749年7月，索邦大学医学院学生弗朗索瓦?博尼斯坐上了巴黎警察的马车，本以为是去面见元帅，不想却消失在巴士底狱深处，罪名是“散播恶意诽谤国王的诗歌”。在这场史称“十四人事件”的风波中，半个月内有14位平民如博尼斯一般被诱骗逮捕，接受秘密审讯：从哪里听来的诗歌，是什么内容，用什么方式告诉了谁……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十四人事件” 由时任战争部长兼巴黎总长达让松伯爵亲自督办，书业监察官戴梅里、巴黎警察总长贝里耶亲审，留下了极为丰富细致的文书材料。为什么此事会受到如此重视？其背后牵涉哪些政治事件与权力斗争？这些诗歌中隐藏了什么时政信息和民意反馈？诗歌的流转又标识出怎样的信息传播网络？《诗歌与警察》正是从这一微观事件出发，对18世纪中期巴黎信息传播与公共舆论的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大胆尝试描绘书面文字之外、极难把握却无处不在的历史上的民众之声。警察档案和传世歌集是他最重要的史料来源。通过对收缴残片、回忆录、书信、歌词集等口传诗歌载体的追踪，达恩顿拼出了巴黎信息交流网络的地图；通过歌词版本与曲调的巧妙对应，他听到了18世纪法国民众与日俱增的嘲讽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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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著名新文化史专家、书籍史权威，哈佛大学图书馆荣誉馆长、哈佛大学Carl H. Pforzheimer荣誉教授。1939年生于纽约，196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6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99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7年任哈佛大学教授，兼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
代表著作有《屠猫狂欢》（获美国历史学会Leo Gershoy奖）、《启蒙运动的?意》、《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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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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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第一章 追缴诗歌
第二章 难题
第三章 交流网络
第四章 意识形态危机？
第五章 宫廷政治
第六章 罪行与惩罚
第七章 消失的部分
第八章 时代背景
第九章 诗歌与政治
第十章 歌曲
第十一章 音乐
第十二章 歌曲集
第十三章 反响
第十四章 诊断
第十五章 公共舆论
总 结
附录一 十四人事件涉及的乐曲及诗歌
附录二 “一个娼妓的私生子” 版本比较
附录三 诗歌与莫勒帕的倒台
附录四 十四人事件的踪迹
附录五 流行的曲调
附录六 由埃莱娜?德拉沃演唱的卡巴莱电子音乐：巴黎街头歌曲，1748—1750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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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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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大多数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交流信息上，其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发短信、发推文、上传下载文件、加密解码或者打电话。交流已成为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它决定着政治、经济以及日常娱乐。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似乎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和时代都是崭新的，是前所未有的，并将之称为“ 信息社会”，仿佛在暗指此前的社会不怎么关注信息。那么请想象一下，在前信息社会，当男人在田间劳作了一天之后，或者，当女人偶尔在镇上的取水处聚会时，他们会交流些什么呢？
显然，认为前信息社会没有信息流动只是一种幻想。自从人类学
会交换信号以来，每一个社会阶段都会有信息交流。现代通信技术的奇迹让人们对过去产生了误解，甚至让我们误以为交流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代，除非我们将银版摄影法和电报时代也纳入交流的历史谱系之中，否则思考交流就毫无意义。
确实，没有人会轻视活字印刷术的重要性。自古登堡时代以来，
印刷术不断展现其影响力，学者们对此已有了解。书籍史现在被认为是“ 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人文和社科重叠的领域）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然而，古登堡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大多数男人和女人（ 尤其是女人）仍然不识字。虽然他们经常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交流，但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口语是交流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一缺失的元素找回，那么交流的完整历史将无法呈现。
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少数情况下，口头交流会留下存在证据，因为它们具有冒犯性。这些话语要么侮辱了要人名流，要么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要么暗中威胁到了君主的权威。更少见的情况是，国家或教会甚至会对这种冒犯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并将大量与之相关的卷宗保存在档案馆中。本书附录部分的档案材料便是来自一次警察行动，此次行动涉及的范围是我在文献研究中见到的最广的一次。1749年，警察们试图在巴黎全境追查六首诗的下落。彼时正值政治危机，人们朗诵着、背诵着、修改着、吟唱着，并在纸上潦草地写下这六首诗，其中夹杂的各种书面或口头信息也纷呈而来。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十四人事件”（L’Affaire des Quatorze）开始的标志是警察逮捕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罪名是他背诵了一首抨击路易十五的诗。在巴士底狱接受审讯期间，这名学生交代了他是从谁手中获得这首诗的。被他供出的人随即被捕。第二个人被捕后也招供了他获得这首诗的来源。逮捕仍在继续，直到警察往巴士底狱的牢房里塞了十四名同谋者，罪名是背诵了未经官方许可的诗歌。镇压恶言非议政府的人是警察的职责所在。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逮捕这十四个人呢？这十四个巴黎人不仅十分普通、毫无威胁，而且还远离凡尔赛的权力斗争。由此警察的调查行动引起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凡尔赛和巴黎的当权者那么热衷于追缴这些诗歌？这个问题也引出了许多其他疑惑。通过追问这些问题，并沿着警方在逮捕一个又一个人时所追寻的线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复杂的信息交流网络，研究信息在半文盲社会中传播的方式。
这当中涉及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好几种。这十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
法官助理和教士，他们精通书面文字，在碎纸片上誊抄了上述的诗歌。多亏警察在搜身时没收了它们，其中一些纸片才得以保存在巴士底狱的档案中。审讯过程中，这十四个人中有人透露，他们还互相朗诵并背诵了这些诗。比如，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便凭借记忆背出了其中一首80行之长的诗。记忆的艺术在旧制度的信息传播系统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最有效的记忆方法则是音乐。“ 十四人事件”涉及的六首诗中，有两首被谱成了曲，可以按照人们熟悉的曲调演唱。在当时的歌曲收藏著作（ 通常被称为“ 歌集”[chansonniers]）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两首诗歌的踪迹。此外，歌集中还有另外一些歌曲和其他形式的口头交流，比如笑话、谜语、谣言和俏皮话（bons mots）。
巴黎人一直在给老曲子撰写新歌词。诗歌经常谈及时事，随着事
件的发展，匿名的“ 才子”又写出了新的歌词。因此，这些歌曲同时也是对公共事务的实时评论，而且数量非常之多。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 十四人事件”如何融入音乐歌词，并通过传唱将消息传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甚至能够听到这些音乐，至少能听到现代人用当时可能存在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歌集和没收的诗句中只包含了歌曲
的歌词，但它们给出了曲调的标题或第一行歌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音乐部（Département de musique）的“解码书”以及类似的音乐注释文献中查阅这些标题，我们便可将歌词与旋律联系起来。埃莱娜·德拉沃（Hélène Delavault）是巴黎一位颇有才华的卡巴莱（cabaret）艺术家，她亲切地同意录制12 首最重要的歌曲。作为电子补充材料，这12 首录音提供了一条通路，尽管相对
简略，但人们可以借此了解信息如何受音乐影响，如何在街巷间传播，以及如何进入两百多年前巴黎人的大脑。
从档案调查到“ 电子音乐”，此类历史研究会得出不同种类的观
点和不同层次的结论。在处理声音和感觉时，精确地证明某个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处理这些虽然有风险，但是也会有很多收获，因而值得冒险一试。如果能够重温过去的声音，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更加丰富。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可以奢望聆听过去世界的声音，而是说，任何恢复口语经验的尝试都要求在使用材料时格外小心。因此，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提供了几份关键的文献材料，读者可以借此来评估我的解释。埃莱娜·德拉沃的电子音乐“ 表演”在本书最后。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证明材料，既可用作研究，也可听来欣赏。本书大致内容便是如此。让我们从一个侦探故事讲起。
第十四章 诊 断
如果在当时留下的材料中努力寻找，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更多时人
对这些诗歌的反应和态度。但文献资料永远无法得出任何可与现代民意调查研究相提并论的结论。从材料中获得的信息仍然只是一些传闻，而且它们也必定来自精英之手。因此，我并不打算对相关信息做全方位的梳理，而是准备详细地介绍一则案例，无论它多么特殊，其主要关注点都是舆论和公众。
达让松侯爵的日记很难提供路易十五时期舆论环境的清晰描述。
的确，他的消息非常灵通。他在1744 年11 月至1747 年1 月期间担任外交大臣，可以从内部了解凡尔赛宫。在以内部人士身份进行观察的同时，他也密切关注着巴黎的事态发展，直到1757 年去世。他在日记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激进观点，这些观点也影响了他对各类事件的看法。他写的《法国古今政府论》（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ancien et présent de la France）在他去世后的1764 年出版，书中指出，他十分赞成一些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伏尔泰。事实上，他对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都怀有敌意，因此，他才会认为1748—1749 年的危机证实了孟德斯鸠不久前在《论法的精神》中发表的关于专制主义的观点。他也十分仇恨莫勒帕，认为他是个“卑劣的廷臣”。此外，他的兄弟达让松伯爵担任战争大臣，仕途顺风顺水，但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地位越来越高，因此心中充满了嫉妒和忧虑。身处权力边缘的他，只能寄希望于事态恶化，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召回权力中心，拯救局势。如此听来，他更像是一位末日预言家，而不是一位价值中立的时代记录者。
但是，考虑到达让松日记的特殊性，如果想要了解1748至1749年间政治精英每周获得的信息有哪些，它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
“工具书”。更为严谨的说法是，它不仅记录事件，还记录了平民百姓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只要是在他看来能够反映公众情绪的信息，比如人们在市场上互相交换的意见，来自公共花园的小道消息，大街上传播的谣言、玩笑、歌曲、版画等等，他都不厌其烦地将它们记录下来。譬如，巴黎罗亚尔宫的花园里有一处言论聚集之地，人称“克拉科夫之树”（tree of Cracow）， 这里的谈话最后也传到了达让松的耳朵里。在拒绝天主教圣事的争论当中，詹森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引发了民众的示威游行运动。对这一事件，达让松日记也有所记载。此外，当时的劳动民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警察正在大街上拐骗小孩。他把这个传闻也记录了下来。总之，抓小孩的传言非常奇怪，还引发了大规模暴乱。据他听闻，有人声称国王因罪而身染重症，只有用灌
满鲜血的浴池来浸泡身体才能治愈此病，因此国王下令四处抓人，许多无辜之人为此丧命。国王用血沐浴的故事让警察抓小孩的谣言变得更加可信，也更加令人怒不可遏。
早在1748 年12 月，达让松就已经注意到一股针对政府的敌对浪
潮，他认为爱德华的被捕和对《亚琛和约》的不满是根源。“歌谣、讽刺诗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所有事情都令公众愤怒……在公共场合以及有教养的人群中，我都会偶尔听到一些令我震惊的言论，人们公开表达对政府的轻蔑和不满。爱德华王子被捕事件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
1749年1月，歌曲和诗句继续不断涌现。但一开始，人们觉得它
们太过极端，因而并没有重视。和夏尔·科莱一样，达让松侯爵也认为詹姆斯二世党人是“背后元凶”。然而到了月底，他发现到处都有对政府怀有不满的人。2月份出现了一些新诗句，其中一些非常暴力。如前所述，侯爵拒绝记录这些诗歌的文本。在《亚琛和约》公布之后，他注意到“人民已经开始有发动暴乱的倾向了”，其中大部分人将矛头直指政府和蓬巴杜夫人，而不是国王本人。然而，到了3 月，路易再也不能幸免，“歌曲、诗词、讽刺性的版画纷纷将批评矛头指向国王”。
物价上涨，税收未能下降，并且据说国王为他的情妇花费了越
来越多的财富——整个春天，公众认为政府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非常不幸的是，政府现如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关于二十分之一税和高等法院开始抵制王权的消息传出后，达让松侯爵注意到法国有重现投石党运动的迹象。他还发现，一些关于蓬巴杜夫人的新歌以及添加到旧曲中的新词也陆续出现，其中一些煽动性很强，以至于让他想起了那些“反马扎然文章”（Mazarinades），正是这些文章引起了1648 年的叛乱。他称这些诗歌为“反普瓦松诗”（Poissonades），意指它们嘲笑蓬巴杜的娘家姓。达让松把这些“反普瓦松诗”视为叛乱的苗头，甚至是有人企图谋害国王的信号。詹森主义争论的重现使局势在4 月显得更加紧张。这时，达让松侯爵看到了民众起义的真正苗头。这简直就是投石党运动的“重演”，因为高等法院似乎和一百年前一样，正在怂恿人们反对政府。但是，这绝不是法国大革命，革命此时仍旧是不可想象的。侯爵并不支持高等法院的法官。这些法官会因为二十分之一税而失去很多财富，因为该税种规定，法官们的财产将不再享有免税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直白地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而是打着保护人民利益的旗号反对收缴二十分之一税，这种做法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在百姓眼中，高等法院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此种情况下限定国家的利益。当高等法院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民众，而非为了一己之私时，它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现在回想起来，达让松侯爵的担心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今天的我
们知道，巴黎高等法院在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抗议运动之后便认输了，对二十分之一税的抵制也转为对教士的抵制，而教士又通过某种方式将他们所受到的抵抗情绪淡化，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但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国家财政的结构性不稳定越来越严重。达让松意识到，这些因素的每种组合都将使国家在此阶段末期土崩瓦解，比如一场耗费巨大的战争所带来的沉重债务、政府改革派对所有土地所有者征收一种激进新税的计划、高等法院的反抗以及街头暴力。他还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公共舆论。虽然公共舆论并没有打破1749 年的平衡局面，但是在1787 至1788 年，它将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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