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2年是我的不惑之年。可遗憾是，这些年自己似乎并未在通往澄明通透的道路上有所进益，反倒日渐退步，愈发惶惑：这个世界将往何处去，而我们又身在何处，学术何为，文学何用？历史与当下、梦境与现实间何以会超越时空、发生如此诡谲而真切的交错，让人不禁想到《哈姆雷特》中有句著名的台词——“The time is out of joint”。多少做些历史研究的人，或许都总有一天发出黑格尔那样的哀叹——“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尽管如此，人们却依然试图藉着一些经验性的论述徒劳地捡拾某些“教训”，在“以史为鉴”的幻觉中等待一个戈多，似乎非此便难以安身立命。
借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历史学院教授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的话说：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常常（如一个欧洲学者所喜欢说的）是做过去的看门狗。如果人们错用过去，我们就得在夜里吠叫，有时候还得撕咬，不过别指望会被喜欢。没人喜欢看门狗，可是看门狗很重要。
历史，被正确地研究、正确地使用的历史，是一个批判性的学科。批判性不是指说坏话，而是独立地思考过去及其与当前的关系，且不惮于加以区分，即使社会大众流行着另一种主张，他们热烈地想要把过去与当今联系起来，为正当化当今而想象过去。
那场战争虽已过去，可在这个地球上战争却每天都在发生；帝国的时代似已不再，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帝国的幽灵、帝国式的思维是否亦已随之远去？对于外在于日本的他者而言，曾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悲剧会不会“昨日重现”，或者发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对于从事战争时期日本文学与思想研究的人来说，如何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确立自己的位置，如何在当下的时点上重审过去，都是一项充满着挑战的工作，荆棘遍路，道阻且长。
我们在面向怎样的预设读者、以怎样的问题意识、生产着怎样的知识——这种将自我历史化、相对化的自觉中所伴随的焦灼感时时拷问着我们的学术伦理。十多年来，我一直以战时和战后的日本为主要关切对象做着一些微末、琐细的学术工作，试图以此逼视自己的观念死角，并经由一次次痛苦的自我否定进而检视文学史和思想史叙事中的某些认知框架和定见。就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这一存在却在我心中起了变化——从原初一个奇特的“认识对象”转变成了一套不算奇特的“发生装置”。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曾殷殷寄望于我辈年轻一代：作为一个日本研究者，好好做下去，到了退隐之年，自会有你们的一套独到的日本观、写出一本属于你们的日本论，那时你就成了。多年来，我也曾以此为志业，孜孜以求，而今终觉力有不逮，虽自知有负所期，但还是打算就此缴械投降，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日本通”之理想只能遗憾地交由其他俊彦去代为实现了。就像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他的政治游记中所反复表明的那样：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因此有时会担心，当日本（人）在文化、民族性的意义上在大众文化层面被归结为一种特异的奇观，当明治和战后日本崛起的过往被知识界以不自觉的、“内在于我的日本”观念急切地理解为某种可以参照、照搬的东亚镜鉴，并将其作为“方法”时，这种不自觉的绝对主义观念抑或目的论指向或许都意味着某种认识论上的智性怠惰，似乎一切历史、状况中的疑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刃”作为一种认识装置若未经历过相对化的自我检视，我们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卷刃”的时刻：当世人艳羡的明治维新让日本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时，别忘了，帝国的崩溃乃至今日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诸多病弊也都可以从150年前的那场政变中寻到渊源；当我们从日本人或日本文化中抽象出诸般特性时，也别忘了，那可能也是昭和军国主义对外宣传的口号和标语。——或许，我们更需要一种“不动声色的日本研究”。
这是我的第一本评论集，其中所辑文字，虽体例参差，短长不一，但辐辏焦点处却有着相通的问题意识，即“极端语境下的人”。我试图在时代境况、政治境况中感知“人的境况”，并在“极端语境”中重审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的虚实与位相，饬力于探寻些许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雪泥鸿爪，小书中大部分文字是十年间散漫读书之拾穗偶得，是从阅读中不断汲取学术、思想养分的欣快历程，妄作解人之处虽是闲情余墨亦当文责自负；但当野人献曝，要将这些年步履蹒跚的“斜行线”奉呈于知识界时，惶恐之余，首先要向惠我以思考契机和智识的思想巨擘、学术前贤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而另一部分则是几个关于“人”的小故事。人文学终不能目中无“人”，在宏大叙事之外，透过重返人事关系，从“事”的角度重新打量“人”的世界及其背后的权力构图或许也是一条别有生趣的荒郊野径——就当是野狐禅的自我辩护吧。文章最初多以随笔、评论的形态在评论类报刊发表，囿于体例之限，多未附详细注释与参引文献。结集前，为便于理解，又翻检、核实当年所阅读的论著、史料，逐一注明引文出处，这也是要事先交代的。
王汎森曾批评说，过往的思想史研究将“思想的生活性”和“生活的思想性”分得太开；加藤周一在讨论“知识分子协助战争这一事实的内部结构”时指出：“日本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与思想是分开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思想，是无法创造出超越实际生活的价值和真理的。”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生活也是思想的一种方式，二者应该一而二，二而一，往复交织。将生活抽象化，将思想具象化，于生活与思想之间寻找接点和津梁，也是近年来我乐于尝试的思想路径和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又岂是“坐冷板凳”的事业？它本身即是光源、热源，让人不禁全力奔赴。
不惑之年，依然大惑存焉，没出息。不过无妨，自欺地想想，就当是所谓的“少年感”吧。
王升远
壬寅人日，亦是生日，于故乡村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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