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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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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中外出版的本质和规律，对出版的内涵与外延、历史分期与基本风貌，出版史与印刷史、书籍史、阅读史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释；对中外主要的出版思想和理念进行了详细论述和比较；对硬质、软质、虚拟出版的载体进行了剖析；论述了中外出版中的文字符号及非文字出版符号的特点与价值；对中外的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出版制度与版权等核心出版学问题都进行了精到的理论阐释。本书通过深入而系统的论述，加深了我们对出版学原理的认识，对出版学科建设以及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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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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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伦，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专家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教学管理与教育研究》主编。曾任《中华英才》副总编辑，华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主要研究出版史、数字出版、数字人文等。出版《出版学原理》《中外出版史》《中外出版原著选读》《数字出版导论》《新中国出版研究》等专著、编著六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人文背景下的重大历史典籍版本保护研究”等三十余项课题。2014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7年专著《中外出版史》经中宣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获得向党的“十九大”献礼殊荣，201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2020年“中外出版史”慕课获评“首届国家级一流课程”，2020年《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五卷》获教育*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23年《新中国出版研究》获福建省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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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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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 言 论人类出版 /1
第一章 出版本质及规律论 /10
第一节 出版的内涵与外延 /12
第二节 出版的历史分期和基本风貌 /38
第三节 出版载体、 符号、 技术的发展规律 /52
第四节 出版史与书籍史、 印刷史、 阅读史之辨析 /76
第二章 出版思想及理念论 /93
第一节 中国的主要出版思想与理念 /93
第二节 外国的主要出版思想与理念 /122
第三节 中外出版思想及理念之比较 /145
第三章 出版载体论 /161
第一节 论硬质出版载体 /162
第二节 论软质出版载体 /187
第三节 论虚拟出版载体 /209
第四章 出版符号论 /225
第一节 论中国文字出版符号 /226
第二节 论外国文字出版符号 /246
第三节 论中外非文字出版符号 /274
第五章 出版技术论 /296
第一节 论硬质出版技术 /298
第二节 论软质出版技术 /318
第三节 论虚拟出版技术 /349
第六章 出版活动及成就论 /372
第一节 论硬质出版时期主要活动及成就 /373
第二节 论软质出版时期主要活动及成就 /392
第三节 论虚拟出版时期主要活动及成就 /415
第七章 出版制度及版权论 /443
第一节 论中国的主要出版制度 /444
第二节 论外国的主要出版制度 /472
第三节 论版权及其贸易与管理 /493
参考文献 /507
后 记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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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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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论人类出版
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出版既是通往人类文明的路径，也是标识人类文明的手段。四大古国因出版获得“文明古国”称誉，中国古代有甲骨文、青铜铭文及竹简木牍出版等，古埃及有亡灵书、方尖碑、梁柱文等石质出版及莎草纸出版，古巴比伦有泥版书出版及《汉谟拉比法典》石质出版等，古印度有印章文字及贝叶书出版。所谓出版，其实就是运用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相结合的活动过程。在拙作《中外出版史》中，曾对出版给出过八个动词的定义性判断：“出版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可以推进性简化为：“出版是人类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活动。”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其中两项属于出版领域，一是出版载体造纸术，二是出版技术印刷术。作为人类出版母国，中国不但应早日重返人类出版“峰巅”，并对人类出版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还应在出版学科建设上为世界开辟全新的出版理论和全新的出版学科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出版学科专业有别于一些西风东渐的舶来性学科专业，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和民族性学科专业。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是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和重要支撑，是构建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一、人类出版的四大功能
认识及定义事物，可以有多个角度，较为常用的是功能性定义，比如我们用“制造和使用工具”来识别和定义“人”。从功能角度看，出版是人类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活动。
收录信息。纵观人类出版的历史，收录信息乃出版的第一功能，人类最早的出版活动便具有收录信息的属性。在文字符号尚未被发明之前，古代硬质出版时期的岩画出版，以刻在洞穴岩壁上的简单图画和线条勾勒出人类早期活动之信息，也开启人类出版之滥觞。无论是哪种出版载体或出版技术，无不以收录信息作为最基础的功能手段，这也是时至今日出版形态虽经多次更迭依然秉持的“第一要务”。
整理知识。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加之，“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这些粗糙、杂乱甚至讹误的信息，在出版过程中经过筛选、精炼、校勘等整理性活动，逐渐形成系统性、规范性的人类知识。
萃积文化。“萃”有提取精华之义，“萃积”即萃取、积聚。出版承担着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整理、编选、校勘、把关”的功能，在此过程中，出版完成对人类知识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孔子编纂的《诗经》仅萃取305篇，为中国诗歌、中国文学奠定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狄德罗主持编撰《百科全书》，萃集当时先进文化，强力推动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出版将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优秀文化瑰宝层层精炼、代代积聚，将不适应人类进步、不符合公序良俗的文化渣滓淘洗清退，经反复萃取累积，终形成人类如今的文化全貌。
传承文明。出版发展与文明演进步调一致，以历史眼光看，自人类有了出版行为并产生出版作品，才逐渐走上脱离野蛮和蒙昧的文明和开化之路。或出版载体，或出版符号，或出版技术的每一次更新迭代，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台阶式进步提升。人类出版符号从图画符号跃进到文字符号之际，即从史前史进入文明史；中国出版载体从甲骨、青铜全面升级为简牍之时，“百家争鸣”思想高峰形成；从刻抄、拓印、雕印、活印、机印到数字印刷的一路变革，带来的是人类文化总量从微量、少量、多量、大量、海量到无量的急速增加，人类文明形态也从原始形态文明、小农形态文明、手工形态文明、机器形态文明逐渐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形态文明。出版创造文明，出版记载文明，出版传承文明。
二、人类出版的三元素
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出版技术是人类出版的三元素。出版三元素分别对应的是出版的思想性、商品性、科技性。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出版技术“三元素”加上“出版活动及成就”即为出版研究的四大维度，“出版活动及成就”中蕴含着“出版本质及规律”“出版思想及理念”“出版制度及版权”，这七个方面也是出版学研究的外延和边界。
出版符号。出版符号集中体现人类思想，可分为文字出版符号和非文字出版符号两大类。文字出版符号是人类探索出的各种系统成熟的或表音、或表意、或综合的文字符号。非文字出版符号，可细分为图画类出版符号、科学类出版符号（数学方程、物理公式、化学元素等）、触觉类出版符号（盲文、立体出版等）、嗅觉类出版符号、音频类出版符号、视频类出版符号等。
出版载体。人类在探索出版载体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硬介质的出版载体有洞壁、石碑、泥板、陶体、龟甲、兽骨、竹简、木牍、铜彝、铁券、莎草、贝叶、蜡版等，软介质的出版载体有绢帛、羊皮纸、植物纤维纸、塑料薄膜等，虚拟和半虚拟的出版载体有磁带、胶片、软盘、光盘、U盘、芯片、云盘等。人类在出版载体方面不懈探索并卓有成就，基本奠定人类信息、知识、文化、文明的展现和传承形态。出版载体因其物质属性较强，因而其商品属性突出。在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人们买书主要付出的成本（三分之二以上）都是载体成本，精装书比平装书价格高很多，贵的不是内容知识，而是载体材料和装帧工艺。
出版技术。硬质出版时代，人类主要出版技术是“刻铸”技术，后期逐渐探索出“抄写”技术；软质出版时代，前期延续硬质出版时代的“抄写”技术，后来逐渐探索出“印刷”技术，从拓印、雕印、活印、套印直至机铅活印；虚拟出版时代，人类又探索出数字化的“录显”技术，3R（VR/AR/MR）、4K、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出版领域得到深度运用。人类出版从来就与高新技术相依相伴，在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将“刻”这种先进技术用于出版；金属冶炼技术发明后，人们又将“铸”这种先进技术用于出版；“抄”的科技含量既蕴含在抄的动作规程中，还蕴含在笔、墨等辅助材料的技术研发上；“印”的技术含量则更高，无论是雕印、活印、套印还是机铅活印，都是时代性高科技的集大成者。虚拟出版时代的“录显”技术更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
三、人类出版的三大阶段
复杂漫长的人类出版，按出版介质划分大致可以划分为硬质出版、软质出版、虚拟出版三大阶段。
（一）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
人类出版是由硬介质出版载体开启征程的。最早的人类出版活动可以追溯到岩画出版，岩画出版已具备出版“三要素”，那时，人类在其居住的洞穴岩壁上刻画他们狩猎、采摘、欢庆甚至战争的场景。这种从身边实用物体上探索出版载体的行为是逻辑必然。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类文明的曙光都是由硬介质的出版载体托起的。中国的硬质出版载体主要有崖壁、石碑、甲骨、铜彝、简牍等。外国的硬质出版载体主要有泥板、梁柱、墓壁、贝叶、莎草纸（因其不能折叠，故划入硬质出版范畴，但已显现向软质出版过渡之趋势）等。
（二）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
硬质出版载体具有不易灭失和流传久远等优点，但又有价格昂贵、刻铸困难、不易携带和承载信息量少等缺点。因此人们一直在探寻新的性能更优的出版载体，终于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发明植物纤维纸，欧洲开始广泛使用羊皮纸，东西方几乎同时迈入软质出版大门。羊皮纸和植物纤维纸开始逐渐取代此前探索出的硬质出版载体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中国发明的植物纤维纸，以其原料易得、价格低廉、可以折叠、便于携带、易于写印、能承载大量信息符号等诸多优点，最终击败此前发明的几乎所有出版载体，成为出版载体“以柔克刚”的典型代表。但探索远未停止。
（三）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
虽然植物纤维纸有诸多优点，但其在信息承载量与传播上受限和仍需物理移动这两大根本缺点并未克服。19世纪，人类探索出声光电磁等虚拟出版载体，逐渐实现信息传播的“非物理移动”。20世纪，经过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赋能加持，以数字出版为当下状态的虚拟出版飞速发展，人类开始摆脱出版载体对信息承载的容量限制和信息内容的强行捆绑，逐渐迈入“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新时代。人类出版的未来形态，将是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脑意识出版。
四、出版学科专业的“三原一方”与新文科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核心组成，跳不出“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的基本逻辑框架。文学学科基本由文学史、文学作品选、文学原理及比较文学、写作等方法论课程构建而成；史学学科基本由史学史、史学原著、史学原理及考古学、史料学等方法论课程构建而成；哲学学科基本由哲学史、哲学原著、哲学原理及逻辑学、分析哲学等方法论课程构建而成。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四者可以说是一门学科的方鼎四足，或者更通俗一点说，是一个桌面的四条腿，该学科的基本面即由此支撑。在这一想法的支撑下，本人希望对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做一点微薄的贡献。所谓“原史”，是指原初的、原始的、原发的出版历史，而不是二手的、改造的甚至伪造的出版历史。本人于2017年完成“原史”《中外出版史》出版，2021年又出版具有科普意义的《中外出版简史》；2019年完成“原著”《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中国卷，外国卷）出版；在方法论课程建设方面，2017年完成《数字出版研究》出版，2021年又出版《数字出版导论》。于本人而言，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是这部《出版学原理》的撰写，本书动手最早，孕生最慢，产出最难。自2012年至今整整13年，我一直在思考和撰写这本“难产”的“原理”。国家倡导“新文科”建设，其核心要义就是多学科交叉、文理工融合。而转型升级呼声甚高的出版学，在人文性、科技性、经管性等方面属性突出，具有非常突出的大交叉大融合的“新文科”特质，本人希望在大力建设“新文科”的当下，能将这部《出版学原理》“生产”完成，为出版学的学理探索及新文科建设聊尽绵薄之力。
五、本书的逻辑构架
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相结合，由此形成人类的出版活动并产生出版成就。由此，本人认为，“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出版技术”是出版的三元素。三元素的相加就形成“出版活动及成就”。三元素与“出版活动及成就”组成出版的四大基本维度，在出版的第四维度“出版活动及成就”中，包含着“出版本质及规律”“出版思想及理念”“出版制度及版权”。这七个方面就是出版的外延，也是出版学研究的边界。
对“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出版技术”三元素的研究，是出版学的三个原点性问题。对“出版活动及成就”的研究虽然不是出版学的原点性问题，但却是出版学最重要的展开性问题。“出版活动及成就”这个维度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显在”的“出版活动”，包括出版主体（出版人和出版机构），也包括出版活动流程（出版策划、出版编校、出版制作、出版印装、出版发行、出版营销）等，“隐含”在“出版活动”之中的，包括“出版本质”和“出版规律”；“显在”的“出版成就”是出版的“实物成就”（出版物），而“隐在”的“出版成就”则包括“出版思想成就”和“出版制度成就”。
“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出版的四大外延维度，各自需要用一章的篇幅加以分析阐释。而“隐含”在“出版活动及成就”中的“出版本质及规律”“出版思想及理念”“出版制度及版权”，也分别安排一章的篇幅加以释论。这样，就构成了这部《出版学原理》的绪言加七章的逻辑框架：出版本质及规律论；出版思想及理念论；出版载体论；出版符号论；出版技术论；出版活动及成就论；出版制度及版权论。
“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奔向数与网。”人类对出版的探索创新必将为人类文化发展、文明演进及人类自身成长创造出更加美好和辉煌的未来。本人希望这部《出版学原理》，能为人类出版的理论研究提供一点新启示和新思考，也为出版学的学科专业建设贡献一点新素材和新动力，同时也希望为读者在探索人类文化积淀和文明发展的奥秘中贡献一点新视角和新路径，更希望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出版政界和业界大力支持下，出版学界共同努力，能为曾长期居于世界峰巅地位的中国出版，创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新文科特质”的崭新的“中国特色出版学”，并领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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