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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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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先生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先驱和卓越的实业家。他的经历与人生信条，他的坚毅与坚守，他的爱国情怀，都特别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范旭东传》将范旭东的成长与创业娓娓道来，考证严谨，史料扎实，文笔隽永，是一本全面介绍范旭东先生求学与创业之路的人物传记，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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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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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民国人物传记。范旭东，1883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湘阴，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去世。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范锐，字旭东。他是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全书讲述了范旭东的四个人生阶段，一是少年时代（1883年—1900年），在湖南长沙求学、生活。二是青年时代（1900—1912年）到日本留学。三是转折时代（1912—1914年），在民国北洋政府工作。四是创业时代（1914—1945年），兴办盐业、化工，报效国家。本书如实客观讲述了范旭东对中国近代工业和科技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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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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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峡，湖北枝江人，1985年出生，历史学博士。对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有浓厚的研究兴趣。曾在湘楚大地工作多年，现居北京。著有《范源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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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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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引言
一、寒门贫家子，湖湘钟神秀
1.千年变局，英才辈出
2.少年丧父，境遇坎坷
3.聪慧好学，时势迫人
4.舍师从兄，追随维新
二、避祸走东洋，求学开格局
1.游历日本，思危图存
2.工业救国，投身化学
心向革命，明师提携 志存高远，民族为重
三、暂栖京师中，筹谋兴实业
1.回返故国，报效国家
2.政坛黑暗，渐生去意
3.盐政论战，吃盐自由
奔赴天津，亲身考察
四、塘沽创久大，盐碱启新元
1.成立久大，披荆斩棘
2.斗智斗勇，民族骄傲
3.以身作则，科学管理
4.永利纯碱，工业象征
五、 建厂六合县，制酸破垄断
1.破除垄断，力争自主
2.创社黄海，意义深远
3.海王为喉，振聋发聩
4.酸碱成型，羽翼得全
六、西迁再建厂，自贡兴盐业
1.外敌入侵，艰难经营
2.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3.众志成城，万里西迁
4.建设盐厂，重启征程
七、犍为复永利，化工挽危亡
1.克艰历险，永利复工
2.勤恳务实、成果丰硕
3.务实致用，解救川民
黄海学风，科技报国
八、奔波滇缅路，亲身保运输
有一条路，从它诞生，就注定背负着民族重任，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这是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国际通道。
它便是滇缅公路，又叫史迪威公路，这是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表彰史迪威将军对我国抗日战争的贡献而进行的更名。
1.奔走呼吁，跨境运输
2.亲自督运，何惧艰险
3.政府昏聩，极力抗争
4.功亏一篑，再陷危局
九、困居香港岛，矢志抗日寇
1.港岛失陷，气节不衰
2.巧妙抗敌，谋划逃离
3.终脱险境，斗志愈坚
4.自力更生，侯氏制碱
十、规划十大厂，身陨志未休
1.勉力发展，成立银行
2.放眼未来，建言经济
立足世界，化工宏图
4.壮志未酬，猝然离世
十一、实业救国家，精神永不朽
1.继承遗志，终见曙光
2.实业精神，民族瑰宝
3.斯人虽逝，光映照人
南北情同，共念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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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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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很多年前，我在阅读文献时无意中看到由范旭东先生手订的“永久黄”团体的《四大信条》：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
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
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顿感精妙绝伦，心想：能发明这样切合实际而又有情怀和担当的企业信条的人，实在是高人，而能秉持如此信条并付诸施行的企业，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总能不断发展壮大吧。不禁对范旭东先生心怀敬仰！
“永久黄”是由范旭东先生创办的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三家企业机构的简称，这一今人可能感到陌生的名词，其代表的其实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科技企业。笔者虽然从小爱好历史，但来南开读研究生前，对这些也是一无所知。所以关注到范旭东先生和他的企业，还是跟天津和南开有关。30年前，我负笈北上，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研，不久就听闻民国时期流传的一句俗语：“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南开自不必说，大公报也早已耳熟能详，永利则完全陌生，但其还排在南开的前面，遂引发了我了解的兴趣。稍作功课，便大体明了了永利化工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知道了范旭东对中国近代工业和科技的重大贡献。因为我的学术兴趣主要在明清以来的社会史，特别是医疗史，所以知道怎么回事后就放下了。
直到最近，收到江峡博士寄来的他的新著《盐业报国、科技强国：煮海的人 范旭东传》的文稿，才重新勾起我对范旭东先生的关注和敬仰之情。不用说，范旭东先生无疑是民国时期中国一等一的人才，对于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居功至伟。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突发疾病溘然长逝。数日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便在《民主》周刊上发表《范旭东先生之死》称：“范旭东先生死了。中国新兴工业的一颗光辉的巨星落了下来了。……真的民主来到时，假使我也有资格投一票，我会举他为中国工业五个五年计划的总司令。”在陶行知的心目中，他实乃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最高领袖。在他身后，他的同侪后进、社会名流乃至国家领袖，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民国时代交通运输业的执牛耳者卢作孚评论称：“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要算一个。”胡适赞许道：“先生是一位超越前人的‘新圣贤’。”他的亲密战友、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侯德榜对他敬仰不已，感念称：“范先生乃工业斗士，建设导师，不仅公司之领导，实民族之英雄”。毛泽东在得悉范旭东去世后曾亲往吊唁，随后送去挽幛，并题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论及民族工业发展时又感叹说：“中国这几个实业界人士万万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范旭东先生曾经的下属，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烛尘在为范先生纪念碑所做的铭文中评价道：“先生神明天纵，抱负宏远，平生尽瘁实业，实欲以繁荣经济，改善政治，争取民族之独立。晚岁究心哲理，亦将以统摄科学，使不滞于偏曲，其旨趣所存，固有非世俗所能知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缅怀遗范，永切追依！”这不啻是时人对他崇高的敬仰和缅怀，亦可谓是恳切知人之论。
读完江峡博士的新著，掩卷而思，确实有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不仅会赞叹于范先生成就的伟大事业，也会由衷地为其崇高的品格精神和强大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诚如侯德榜先生所言：
论范先生之伟大，大家均知范先生创立了极伟大事业，吾人应分析其伟大之因素有五：一为其创造能力，二为其笃信科学，三为其远大眼光，四为其艰苦精神，五为其私人道德。
这不禁令人感喟，能为如此伟大而有魅力的人作传，实乃作者的荣幸。不过与此同时，能够将传主诸多傲人和日常的事迹用清晰的结构和清新流畅地语言呈现给世人，更是读者的幸运。这样的工作，不但可以脍炙人口，滋养读者的心灵，亦有助于建构和弘扬人类文明的价值，可谓功莫大焉。
不过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一名已投身历史学学习研究数十年的老兵，行笔至此，似乎又有一种别样的况味。范旭东先生并不是距今年代久远的人物，尽管他的一生，品性高洁，成就傲人，但其知名度却似乎与其成就不相匹配，若非近现代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或者因为某种机缘而做过了解，我想即使在史学界，也有大量的人对他不甚了了，更遑论普通民众了。何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不过从历史学的角度，不得不说，范旭东及其事业，显然非当下主流史学主要关注和探究的对象。搜索中国知网可知，以范旭东为主题的文献，不过区区196篇，其中82篇还是一家名为《经营与管理》普通非史学类刊物贡献的，比较专业的历史学论文仅有发表在《南开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盐业史研究》《历史教学》和《河南大学学报》等刊物的16篇。市面上流行的十余种人物传记，也几乎都非知名历史学者所作，也尚未见有关范旭东的研究性专著问世。就专业研究的关注度而言，我们随便选几个政界或知识界的二三流人物，其研究成果也远多于范旭东这样绝对一流的人才。这不能不让人沉思，这样的偏差合理吗？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学术传统，历史学也不例外，而且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都会有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兴趣偏好，这都是正常而合理的，但不管怎样，尽可能全面而确当地呈现和把握一个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整体状貌和演变脉络，肯定是历史学的题中之义和历史学人努力追求的目标。对于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来说，产业（实业）和科技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因为种种原因，缺乏对科技和产业领域的人和事应有的关注和探究，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对一个时代及其变迁的整体呈现和认识是全面和准确的呢？又如何能够及时从历史的角度，对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对人类文明价值、社会伦理和日常生活所带来冲击做出人文学的回应呢？当然，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并非只有主流或重要的人事物才值得探究，但不管怎样，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回避历史演进中最核心而重要的因素，显然是不合理和不正常的，就此而言，实有必要对现行的历史研究的目标和理论体系做出省思。
江峡博士是历史学科班出身，虽然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管理工作，但始终保持对历史学的关注和热爱，初衷不改，笔耕不辍，令人感佩。继去年出版《范源廉传》后，又一鼓作气，利用业务时间完成了范源廉胞弟范旭东的传记，不仅更好地彰显了范氏兄弟这两位湘楚俊才的才情伟业，也尽己之力对史学界对他们缺乏应有关注做了一定的弥补，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桑梓情怀和出色的史家眼光。故谨此聊赘数语，一以表达自己对传主的敬意和对史学研究的一点省思，二以向作者致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新忠
2024年10月3日于津门寓所
一、寒门贫家子，湖湘钟神秀
湘江北去，不舍昼夜。
在一个春日的周末上午，我驱车从湖南长沙出发，沿着湘江北上，一个多小时车程便到了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城，路两边的油菜花竞相开放，和澄澈的江水相映成趣，展现出一幅初春江南的乡村美景。远处的桃花兀自开放，甚是热烈，一派自由烂漫之景象。每一朵花，都开得无拘无束，绚烂多姿，令人陶醉。
岳阳位于湘北，居洞庭湖东部，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闻名。湘阴是岳阳下辖的一个县城，置县已有1500余年历史，之所以叫湘阴，一说“山之北”，因“置城于湘山（黄陵山）之北，故曰湘阴”；一谓“水之南，因地处湘水之南，故名湘阴”。经过史家考证，“地居水之南”主要见于地方史志，如明嘉靖《湘阴县志》在《沿革》章节中载：“南（朝）宋元徽二年，始割益阳、罗、湘西三县为湘阴……谓其地居湘水之南，故名湘阴。”
又如，明景泰《寰宇通志》载：“南朝宋元徽二年分益阳、罗、湘西置地湘阴县，以其地在湘水之阴得名。”
明嘉靖《长沙府志》和清康熙、乾隆《湘阴县志》在《山川》章节中还对湘阴“地居湘水之南”详加说明：“湘者相也，言有合也......湘（阴）以水名邑，合潇、蒸、沅三水环流其治，其曰‘湘阴’者盖‘三湘’之合名，非一水之散名也”。它明白指出，湘阴得名非指湘江一水之南，而指“三湘合水”之阴。
临水的环境，塑造了湘阴人柔且刚的性格。
县城文星街道西侧的三井头社区，有一座古旧建筑范旭东故居，2021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范旭东何许人也？
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思潮兴起，仁人志士踊跃投入，范旭东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是近代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化工科学研究的先驱、中国重化学工业奠基人，被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他将毕生的心血投入化学工业的发展，先后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永利硫酸铵厂等，其贡献主要集中于制精盐、碱，制盐酸、硫酸和化工研究，有些工厂至今仍然在生产。回望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化学工业发展史，他的开创性成就令人赞叹。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降，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才，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相较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陈宝箴等文武重臣和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等思想家，作为民族企业家的范旭东无疑是独特的一位。
毛泽东在得悉范旭东去世后曾亲往吊唁，随后送去挽幛，并题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新华日报》的挽联赞其“绩业早惊寰宇内，壮怀时在化工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也曾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骞”。
卢作孚评价范旭东说：“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要算一个。”
与范旭东并肩创业的侯德榜，也就是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也称赞：“范先生乃工业斗士，建设导师，不仅公司之领导，实民族之英雄”。
胡适也评价范旭东：“先生是一位超越前人的‘新圣贤’。”
历史长河中的人物如过江之鲫，各式各样的都有，但范旭东却是有成就又有趣的一位。走进他的人生故事，仿佛狭窄的房屋打开了窗，使得阳光晃晃悠悠洒进来，心底不断涌现出新奇的灵感和由衷的赞叹。
此刻，站在范旭东故居的房舍面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这栋房屋由两栋建筑合体建成。两栋建筑均座西朝东，因地就势而建，平面布局不规整，砖木硬山搁檩结构，两坡水小青瓦屋面，两山马头墙。
主楼面阔三间，南北宽9.45米，东西长21.09 米；副楼面阔一间，南北宽5.02米，东西长21.09米。
面积并不宽敞，据湖南省文物局资料，范旭东童年时便生活在这里。
今天，岳阳湘阴的人们为了纪念他，还在文星街道设立了范旭东纪念馆，并将纪念馆所在地命名为旭东社区。
与湘阴相邻的汨罗，范氏后人们还在当地塑造了范旭东像，用以勉励莘莘学子，像这位先贤学习，坚持科学的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睹物思人，回顾历史，范旭东从这里走出来，离开洞庭湖，以忧国忧民、创新至上的价值观和科技兴国、实业报国的追求，开创了中国民族化工的新天地。
1.千年变局，英才辈出
1883年10月24日，清朝光绪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范旭东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阴县。
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一变局的特征是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席卷着世界，也席卷着中国。近代化的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
经历鸦片战争战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此时大清帝国已经摇摇欲坠。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失陷、圆明园焚毁……
深居内陆的湖南也未能独善其身。由于连年兵祸和自然灾害，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遭遇了冲击，造成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湘阴在清末的经济状况也是每况愈下。
不过，与艰难的生活环境相比，范旭东出生地湘阴的人文环境和身边榜样却给他带来很多正面影响。
《周易》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人常说，命由天定，运由己生，风水轮流转。这句话揭示了命运的多重维度和运动变化，也说明了环境造就人。
第一个榜样便是左宗棠，他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不奴颜婢膝，敢于抵御外侮的杰出爱国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杨东梁认为，左宗棠的历史贡献，可以归纳为三点，即：近代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的捍卫者；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和践行者。
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湘阴县东乡文家局左家塅（今属岳阳市湘阴县金龙镇金龙村）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至1885年9月在福州去世，享年73岁。
左宗棠被誉为清代“中兴名臣”。纵观他的一生，少年不得志，1827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1832年，在长沙参加乡试，但此后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以教书和担任幕僚为业。
中年戎马倥偬。1852年，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在郭嵩焘等人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后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后辗转加入曾国藩的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1860年，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名乡勇，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军功加身。于1861年任浙江巡抚，1863年升任闽浙总督。
花甲之年率军西征。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镇压捻军、回军，至1873年底处理完同治陕甘回变。1875年，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仅一年多时间便收复除了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1882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廷提议设立新疆省，经过筹划1884年正式建立，为新疆省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881年，左宗棠出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是年10月，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83年，越南局势恶化，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势，自请赴边督军，并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准备作战。
1884年9月，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抗击法国侵略。一生为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抵抗侵略作出了不朽贡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
1883年范旭东出生时，左宗棠已经71岁，但他的传奇故事经乡里传颂，从小便在幼年的范旭东种下了家国情怀和民族复兴的种子。据《左宗棠年表》记载，1884年1月，正值春节，左宗棠因病请假回乡调治，4月因中法战争战事紧张提前销假，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这段时间，两位历史人物在湘阴有了交集。
左宗棠作为一品大臣，回乡过春节自然成为湘阴的话题。当时范旭东虽然年幼，但其家中长辈必然知道这样一位大人物回到了老家，并将其故事在家乡传播，对乡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对范旭东有影响的第二个榜样人物便是同为湘阴人的郭嵩焘。今天的湘阴县三井头社区十字街仍然有郭嵩焘故居，这座被称为“耕心堂”的老宅与范旭东故居都在十字街，距离湘阴县设立的范旭东纪念馆也不过三公里距离。
郭嵩焘在晚清历史上也是一个传奇。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被称为近代中国的先行者，更是一位近代学者、思想家，曾亲身参加了抗御外国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成功劝说曾国藩出山开创了湘军的格局，并成为曾国藩的重要谋士，在湘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洋务运动中，他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与李鸿章一起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19世纪70年代我国边疆危机之际，他毅然受命，出使英国，成为我国首任驻英国、法国的公使，是第一个走出中国，意识到中国必须走向世界的人。
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湘阴县的一个商贾之家。祖父郭世遵主持修建了本家祠堂“耕心堂”，还定下了“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的家训，父亲郭家彪是一名中医，在当地颇有名气。由于乐善好施，郭家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并于次年前往岳麓书院求学，与曾国藩结为同窗密友。1847年，郭嵩焘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宦海浮沉。1875年，“马嘉理案”事件爆发，英国要求派大员去英国赔礼道歉，并派驻公使。1876年，经李鸿章等人推荐，年近六旬的郭嵩焘带着“骂声”出任驻英公使，他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完全按照国际法处理外交事宜，得到了英国上下的一致好评。更加难得的是，他跳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坚船和利炮——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仅仅“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也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在英国任职期间，郭嵩焘著有《使西纪程》等著作。由于此书对英国多有美化，打碎了清人固有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遭到保守派势力弹劾，加上副使刘锡鸿趁机作梗，1878年8月，郭嵩焘被迫卸任回国。他回国后，直接辞官，到湖南湘阴老家蛰居，期间还曾在长沙曾国藩祠一隅创办学堂——思贤讲舍，直至1891年去世，再也没有回到官场。
1883年范旭东出生时，郭嵩焘经历了仕途波折和出使英法，已经回到老家湘阴。这位“清朝二品要员”思想解放，身体力行“睁眼看世界”，并带回来许多西方的现代化观念和先进技术。这对当时仍然处于封闭内陆的湘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刺激，也在范旭东童年的心中播种下了“走向世界”的梦想。
2.少年丧父，境遇坎坷
范旭东的童年并不幸福。在他六岁时，父亲便不幸因病早逝，年仅38岁。
范旭东在《先兄静生先生行述》（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中曾有记述：“呜呼！吾同胞四人，弟早殇，而姊以廿岁卒。父没之日，锐（范锐系范旭东留学日本时的名字）年仅六龄，当父弥留，吾不知从此为无父之儿，犹叫号床侧，阻止亲长恸哭，恐惊病父之安眠。”
这段话读来令人动容。父亲去世时，范旭东不过是一个尚未上学的学龄前儿童，不谙世事的他还以为父亲只是睡着了，不让亲朋好友哭泣，担心打扰了睡梦中的父亲。
为了写作本书，我特意到湖南省图书馆查阅了《湘阴范氏家谱》，详细了解了湘阴范氏的历史。
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湘阴范氏家谱》，范旭东祖籍湖南湘阴，属于“湘阴长乐范氏”。湖南省图书馆族谱资料显示，这一族始祖直谅公，为宋代范仲淹之曾孙，自姑苏宦游来湘任职，卒于湘阴葬于衡山。又六世至先辉公徙居辰州，其子训清于元初至元十年（1274）始来长沙，卜居湘春门外开福寺黑水塘壕上邓家神一带。家谱将范训清列为一世。四世兴旺公，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迁居湘阴一都长乐，生三子：添锡、添青、添佑。
从族谱来看，范旭东的祖上范仲淹，曾写过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和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影响着范旭东。岳阳因《岳阳楼记》闻名于世，被称作“忧乐之城”。范仲淹的后人迁居岳阳湘阴，冥冥中似有亲族血脉的指引，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范旭东的曾祖父，名奇荣，官名骥，字北吾，号南茳。嘉庆二年(1797)丁巳十月三十日亥时生，同治九年(1870)庚午正月十八日亥时卒，寿七十三。曾任当时直隶大兴县知县，为官清廉，晚年息隐林泉。
范旭东的祖父，名章敏，字镜潭，号秩臣，道光六年(1826)丙戌十二月十八日戌时生，同治八年(1869)己巳八月初二日寅时殁，年四十三。
范旭东的父亲，名琛，字志和，号彦瑜（范旭东叙述范琛，字彦瑜），咸丰元年(1851)辛亥三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五月初二日未时殁，年三十八。
范旭东出生时，上有哥、姐，他排行第三。
哥哥范源廉(1876-1927)，字静生，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维新变法人士。1905年后任清廷学部主事、参事，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因北洋政府内阁变化，多次任教育总长。曾举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与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组织尚志学社。1923年出任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董事长，并曾担任南开大学校董。有关范源廉的故事在笔者所著《范源廉传》中已有详细记载。
范二姑，范源廉妹妹、范旭东姐姐，许宁乡周氏，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去世，20岁，未婚而卒。
如今来看，范旭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年早逝。祖父仅43岁，父亲仅38岁，其兄范源廉也仅享阳寿52岁，说明其家族似乎没有长寿基因。
1889年，长江流域大水，史料记载湖北汉阳府汉口镇等处“灾黎扶老携幼远来就食者，已有五万余口”。大水之后又遇大旱，长沙、湘阴一带田地干裂，颗粒无收。穷苦缺粮断炊者不计其数，饿殍遍野。以教书为业的父亲去世，家境一落千丈，赤贫如洗。
是年，范旭东尚不到7岁，哥哥范源廉也才13岁。为了养活家庭，料理丈夫范琛的后事，偿还治病的欠款，在范氏宗亲的帮助下，范旭东的母亲谢氏在洋沙湖畔范家塅野鸭冲，购买族叔范占化薄地，横一丈六尺、直二丈五尺，安葬丈夫，然后将县城三井头的房产变卖还债。一贫如洗的谢氏只好带上子女寄居在长沙省立慈善机构保节堂，以帮人浆洗衣服和针线手工维持生活。
说到这里，有人认为范源廉出生在长沙，也有人认为范源廉出生在今岳阳汨罗，我尝试着做了一下历史的考证。
范旭东在其自述中写道：“吾家世居湘阴，先世本江苏籍，考讳琛，字彦瑜，以儒行见备乡邑，授徙省垣，不幸早没。”从这段话来看，范旭东祖辈都生活在湘阴，父亲本来是江苏籍，从江苏迁到湖南，以在乡野从事教育为生，不幸的是早早过世。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十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湘政函〔2021〕172号）文件中，根据“第7页、序号69、编号11-5-053、名称范旭东故居、时代1889、地址岳阳市湘阴县文星街道三井头社区”的信息可知，范旭东幼年时是住在老家湘阴县县城的。明洪武二年（1369年），湘阴州改湘阴县，隶属潭州府（长沙府）。清朝沿袭明制。
从明朝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湘阴均属长沙。因此，新中国成立前，部分文献记载范旭东出生于湘阴（时属长沙府），部分文献简略记载范旭东出生于长沙（此长沙应指长沙府），并无冲突。
而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全国普修县志。查找各地县志，《湘阴县志》明确记载：范源廉，出生于湘阴城郊泛爱坪，幼年丧父，与弟旭东随母寄居长沙市立保节堂。
此外，据余啸秋《一个创业者的成长》一文，1883年10月，范旭东诞生在湖南湘阴一个叫东乡的小乡村。此文献来自于《久大厂史资料》， 对创始人身世的记载理应可靠。
因此，认为范旭东出生于湘阴是准确的，只不过由于家庭变故，童年随母亲到长沙后得姑母和慈善机构保节堂的资助，此后长期在长沙求学和读书。
3.聪慧好学，时势迫人
长沙作为湖南省会，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读书讲学之风极盛。当地有名的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的执教者，注重做人。范旭东虽出身寒门，却受当地风气所熏陶，从小受到传统教育的陶冶和启蒙。幼年的生活磨练，以及先祖范仲淹忧国忧民思想的影响，成为范源廉、范旭东兄弟俩历经艰险仍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
在我国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传统封建教育模式中，旧式学堂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地方官学包括府学、州学、县学；私学包括家馆、私塾等。由于官学不包括蒙养教学，因此这项教育任务，多由民间承担。从一定意义上讲，私塾教育基本构成了我国初等和幼儿教育的全部。它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历史记载，到唐宋时期已经非常普及，出现了如唐代李瀚的《蒙求》、杜嗣先的《兔园册府》等蒙学读物。到了宋代，则编撰或改定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百千”。到南宋时期，蒙学已经开始分化出村学、义学、族学和冬学等各种形式。至明清时期即已非常成熟。
由于范旭东的父亲是乡村私塾教师，范旭东从小也受到父亲的熏陶。清朝时期，家塾多由少数富豪延聘教师，培养其子弟，也兼收亲戚、友人和乡邻子弟。这种私塾教师一般要求学问与人品俱佳，其教学质量上乘，而且受教师以身作则、行为世范的传统儒家观念影响，老师们往往必须严格自律，循规蹈矩，把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纳入儒家的礼仪规范之中，而不能率性而为。
私塾不同于学校教育，也不同于家庭教育。从教育阶段来看，相当于近代的小学教育。入塾的学生多在5岁以上，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与写字、读书与作文、伦理与道德等几个方面，概括而言，既教基本的做人道理，也教儒家的文化基本功底和学习方法。比如《三字经》明确强调“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口而诵，心而惟”，意思是说启蒙训练要讲究基本方法，读书要理解其基本词义，清楚断句，大声朗读，用心领悟。
据范旭东自述，“吾父所遗者，书籍数匣外，无他长物”，“兄归，学业大晋，受江左刘氏之聘，为教其幼孙”。
作为私塾教师的父亲去世后，除了几框书，没有留下其他的财物。兄长范源廉到长沙清泉学校读书回来后，便受聘到江左刘氏家中，帮助教育其年幼的孙子，范旭东也跟随哥哥开始学习。加上家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舅舅谢肇玶（字修之，时任长沙西乡团练局局长）和姑姑范吉贞（终身未嫁，43岁病逝）的资助下，范旭东、范源廉兄弟俩得以就学。
尤为可贵的是，在饥寒的生活中，母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孩子学业的培养。她白天让范源廉跟随舅舅读书，入夜自己做针线活，又把他叫到灯前督促诵读。范旭东则跟着姑姑学《诗经》《左传》。两兄弟学习都十分刻苦用功。
范旭东自幼聪明机敏，三四岁时就能随着父亲“之乎者也”唱读《百家姓》《神通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求知欲也愈加强烈，渐渐的，“四书五经”之类已满足不了他的兴趣，转而好读小说、游记、传记一类的书，常常是从早到晚手不释卷。而这也为范旭东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由于私塾的学习内容基本上是汉语言，没有数学，更没有音乐、美术和体育、科学等内容，而传统蒙学教材灌输的往往是“三纲者，君臣义，父子新，夫妇顺”等封建伦理和“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的光宗耀祖思想，加上私塾的教学主要靠背诵而不是讲解，即使有讲解也是单向的灌输。当时，清朝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但科举制度仍然没有废除，私塾启蒙教育仍然以应对科举为主，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很容易遭到学生的反感。
范旭东稍长，在姑妈资助下，入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习八股试贴，但他对八股文章很反感，曾说：“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我要自立，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发挥。要我伪装圣贤来说假话是不可能的。”（见工业月刊，1994.3（11）：21，任可毅.纪念范旭东先生）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范旭东已经11岁，对时局已有基本判断，清军接连受挫，湘军统帅吴大澂奉旨出关迎敌，在牛庄一战大败。日军席卷辽东半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第二年，清政府在强权压迫下屈辱签订了《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先后被勒白银两万万两。这对当时的国人刺激是巨大的。毕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标榜的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整整搞了三十多年”，却在战场上遭遇惨败，使中国社会受到强烈的震撼。消息一经传出，举国民众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吴大澂率师回湘后，一病不起，手谕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诸生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以雪奇耻；并召集省中有志之士筹划自强之道。大家认为要自强首在培养人才，激励学术。
此前，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与沿海省份相比，受国外影响较小，仇洋排外的心理较强，社会风气趋于保守。一个例证体现在对待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态度上。湘人们在拔电线、拆铁轨之外，甚至于聚众围攻提倡向西方学习的郭家，将他捐修的上林寺纵火焚毁，并对郭进行大肆人身攻击，以此表明自己拒绝开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务之决心。挽救了清朝命运的湘军面对日本侵略军并没有创造奇迹，昔日战绩构筑的壁垒在甲午惨败之下土崩瓦解，湖南人自高自大和盲目排外心态终于有了转折。
正如谭嗣同在致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所写，湖南人因甲午战败而敲响警钟，结束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态，这样惨痛的教训亦可以视为是中国挫败中的一丝曙光。
正由于之前的闭塞，甲午战争对湖南人的刺激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层。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为其他省份的人所没有，给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带来了机会；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于是，吴大澂等人将省中的招贤馆改为求贤书馆，教学中西学术并重。其中，中学以宋、元、明理学为主，史、地、盐、漕、兵刑、水利为辅；西学以英文、算学为主，声、光、电、化诸学为辅。
范旭东为新学所吸引，常去求贤书院阅读报章杂志，参与谈论时事，加上受哥哥范源廉的影响，遂与传统的科举之路分道扬镳。
4.舍师从兄，追随维新
19世纪末，欧洲列强掀起一股瓜分划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岌岌可危。人们急切追求救国之道，有识之士或奋起革命，或提倡维新。湖南得风气之先。
此时的湖南，聚集了一大批开风气的士绅领袖。其中既有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思想激进的士绅新秀，他们大多年轻有为，敢作敢为;也有皮锡瑞、欧阳中鹄、朱昌琳等热心地方事务的士绅名宿，他们老成持重、稳健熟稔;也聚集了一批支持革新的官员，如巡抚陈宝箴、盐法道黄遵宪、学政江标和徐仁铸。官绅都有志于开风气，这在当时的中国各行省中十分难得。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在长沙成立。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产物，这所学校由谭嗣同等发起，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陈聘熊希龄为督学（校长），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
陈宝箴之所以支持时务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响应朝野教育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培养实业人才的需要。他亲自为时务学堂拟定了《招考告示》，并张贴于省城大街小巷。
这份告示于今日看来亦（仍）具有非常之吸引力。避开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时务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可保送京师大学堂，或公费出国留学，最差也可保证派充使馆译员，或担任南北洋海军、船政局、制造局等中央控股企业办事员。
如此优厚的工作分配制度吸引了不少湖湘学子。第一批招生名额仅有40人，却吸引了4000人前来报名。录取率之低，可谓真正的百里挑一，即使博学如章士钊也未能考中，被时务学堂拒之门外。幸运被录取者后来皆有所成就，如蔡锷、林圭、杨树达、范源廉、李炳寰等青年才俊。
梁启超运用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主要讲授《孟子》与《春秋公羊传》，要求学生们深通“六经制作之精义”；通过教学活动，大力宣传变法理论，广泛地介绍西学，积极推行新政，宣传新思想，鼓励工商，对封建王朝的腐败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抨击，把湖南的时务学堂办成了当时最富盛名的一所学校。
在时务学堂，学生们不仅学到了革新的知识，还学到了很多此前从未接触过的西方世界的状况，打开了了解国外发展的一扇窗户。据考证，播放投影是常见的教学方式。在投影屏上，学生们看到了英国伦敦的皇宫、街道、桥梁、饭店、马车、轮船、兵器库，看到了西方动物园中才有的狮子、大象、海马、驼鸟，甚至还看到了英国“日不落帝国”时期的维多里亚女王画像。
范源廉在学校半工半读，将节余下来的钱供范旭东继续求学，并常常带些进步书刊，如李提摩大所著的《列国变通兴盛纪》《湘报》等给弟弟阅读，也帮助范旭东打开了接受新学的启蒙。
据范旭东自述：“戊戌国政维新，吾方就学乡间，于新政一无所闻，知兄于其时，力却刘氏之续聘，毅然投考长沙时务学堂，是实吾兄毕生事业之权舆，亦即其富于活泼进取精神之表现。中元，吾归省，兄谆谆以湘中情形相告，坚属勿为无益，断送难得光阴。”“乡间学童不知有中国，遑论邻邦，书报启我好奇心不浅，私心颇伟吾兄之识见较胜于吾师。秋节放学归，决计舍师从兄。”
范旭东追随范源廉来往于革命者之间，耳濡目染，熏育于当时长沙的敦品是励学、朴实无华的气氛中，养成他刚健笃实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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