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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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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其一生著作等身，共有近40部著作和译著，340篇左右的论文和讲稿。《王亚南著作全集》是一部融政治性、学术性和时代性为一体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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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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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是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产物，是王亚南先生将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应用于高等经济学教学的产物，对于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如商品和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息和利润、工资、地租以及经济恐慌等问题做了详尽的阐释。本书以实践了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而蜚声海内外，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原理来研究剖析中国经济形态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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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亚南，原厦门大学校长，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洛林，王亚南之子，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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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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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新版序言
第一篇 中国经济研究总论
第一章 中国经济研究的三个阶段
第二章 中国经济科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二重必要
第三章 研究中国经济应依据的几种科学及其应采用的几种方法
第二篇 中国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
第一章 中国商品形态
第二章 中国的商品价值形态
第三篇 中国货币形态
第一章 关于货币的基本认识
第二章 中国货币的特殊表象
第三章 中国货币的诸机能
第四章 货币改革与特殊的货币运动倾向
第四篇 中国资本形态
第一章 资本及有关资本发生发展的总概念
第二章 中国各种资本形态之质与量的考察
第三章 中国资本累积、集中、分散的总运动
第四章 战时及战后表现的资本运动规律
第五篇 中国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
第一章 利息、利润及其相关联的诸法则
第二章 中国的利息形态
第三章 中国利息形态对于利润规制作用
第四章 中国商业利润形态对于产业利润的规制作用
第五章 中国利息、利润的综合观察及其在当前的新姿态
第六篇 中国工资形态
第一章 劳动形态与工资形态
第二章 中国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
第三章 由传统雇佣劳动到现代雇佣劳动的推移
第四章 中国雇佣劳动的质与量
第五章 从工资形态上看出的各种榨取关系的现实基础
第七篇 中国地租形态
第一章 由封建制地租向资本制地租转化的历程
第二章 中国地租的一般现象形态及其特质的把握
第三章 由商品货币关系发展限界上表现的绝对地租与差等地租的暗影
第四章 土地所有形态与土地经营形态范围着的现代性地租的发展
第五章 在农业资本构成与农业雇佣劳动上表现的地租特质
第六章 地租的累积与转化
第八篇 中国经济恐慌形态
第一章 在两种典型的恐慌形态之间
第二章 中国传统的经济恐慌的特点
第三章 传统经济恐慌与经济现代化
第四章 市场关系的扩大与现代经济恐慌的诸表现
第五章 从全般经济法则联同作用下体现出的恐慌基因及其后果
附论
附论一 中国商业资本论
附论二 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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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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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王亚南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著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是一位德高望重、蜚声中外的名家大师。
王亚南，字直淮（植槐），号渔邨，1901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团风镇（今黄冈市团风县）王家坊村。王亚南5岁时，其父王明榔（号凤亭）就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王亚南自幼学习刻苦，在塾师指导下背诵了《论语》《诗经》等大量经典名著，在心里种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11岁时父亲病逝，他在母亲和大哥的支持下，于第二年秋天进入黄冈高等小学校（今黄冈实验小学）读书。1915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今武汉第十四中学）。在中学里，他更加发愤读书，每天晚上还到一位商人家里做家庭教师，靠挣来的钱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
王亚南读中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小学教了一年多的书，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并先后以中文系和英文系为辅系。其时，“教育救国论”颇为盛行，王亚南也希望能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中国由弱变强。
在大学里，他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一边继续兼做家教及到楚材中学兼课，用挣来的钱养活自己，并部分接济家庭。由于他既当学生，又兼教师，因此每天都要比别人更辛苦、更忙碌，经常夜阑更深还在油灯下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提高了他的理解能力；而现实的满目疮痍，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对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了解，又激发了他“改造社会”的热情。
1926年冬，王亚南大学毕业后到武昌成城中学任教。此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三镇。王亚南通过时任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训练所教导主任的同乡王仲友，认识了该所负责人董必武，并多次到训练所听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大革命充满了向往。
1927年5月，成城中学停办。经王仲友介绍，王亚南毅然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王亚南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长沙返回武昌。
1928年年初，因为在武昌找不到工作，王亚南和同乡夏康农一起来到上海。上海之大，谋职同样不易，于是他又辗转来到杭州，借住于西子湖畔大佛寺，准备写一部反映鄂东水乡风情和青年求索人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而此时，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刚从一所中学离职的郭大力，正好也借住在大佛寺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几番倾心交谈后，确立了为“改造社会”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志向，随后商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用6～8年时间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本来，理论上每一度新的成果，都将大有造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新的实践，但我们在这里却得鞭襞近里的看中国经济的科学研究，该是如何为我们经济改造实践上所期待。
大家试想：中国讲“维新”，讲“改革”，讲“建设”，是同西欧资本国家势力接触不久以后就正式开始的。曾国藩、李鸿章们，一把太平天国的乱事平定了，就于一八六二年仿照外国的方法，建立有关军需品的制造厂，中经张之洞一般人的提倡，到后来亦为一般所提倡。但经历世纪四分之三的长期岁月，我们社会在外形上像是有些改变了，并且那些改变，似与“维新”、“改革”的要求无大关联，甚且是反乎那种要求的，结局，我们的社会在骨子里，还顽固的保持几千年的传统。这原因，将如何去分释呢？外力的束缚当然是大家可以不假思索而举出的答案。但我们稍读一点近代史，便知道除英、法这两个国家外，一切较后发达的近代国家，如像德、美、日、俄等等，它们向着现代的路上走，都曾受到外力的压制，所以，把这种维新无效、改革无成的责任，完全诿诸外力，似乎不尽切合事实。本来，叫压迫束缚我们的外力，多担当一点责任，并也不是一件怎样说不过去的事，但最可虑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或认识，会妨碍我们去反省去探究那种阻碍现代化进行的其他较基本的或与外力同样重要的原因。旁的我们暂且不说，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我们革新实践上，已不难想到我们国人无论在朝在野、在政论上、在学术论坛上，对于我们国家需要变革的途径，似乎都没有明确的把握着。自然，在这当中，我们应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经济改造原理，确实很正确的把那种途径指明了，并且那种原理及其政策的提出，已很明显的证示过去的维新，过去的变革，如以开设工厂、修造铁路、建造轮船为内容的维新和变革，根本就未触到我们社会需要维新变革的痛处。然则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已经提出了相当长久，为什么还不曾脱却那种主张的阐扬的阶段呢？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这里却只须指明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一点，那就是在民生主义提出以前障碍着李鸿章、张之洞一流人物之革新意识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恐怕在某种程度，也在民生主义提出以后，还障碍着我们的政论家与经济建设论者们。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中国过去封建经济，对其他国家表现了极大的特殊，即其他国家的封建基础，是建立在领主经济之上，土地不得自由买卖，与土地相联系的劳力，不得自由移动；中国的封建基础，是建立在地主经济之上，土地大体得自由买卖，劳力大体亦得自由移转，土地与劳力或劳动力的自由变卖移转，是资本制的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前提。因为在资本制的社会，一切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是都要被要求着商品化的，假使其中任何一种因素，不论是物的，抑是人的，其买进卖出受着制度的限制，不能自由移转，那就不但从事任何产业经营，无法积累到大量的资金或大量的劳力，那种经营的产品，也就无法计算出价值，也因此故，无法计算出真正的利润，对于地租、工资等等，都无法成就现代的形态。这一来，并不是说，难得建立起资本制经济的诸基本法则，事实上，根本就无从建立起资本制经济本身。惟其如此，每个现代国家在开始现代化的当时，殆莫不经历一种从封建解放土地，解放劳力的土地改革，并且，还依照它们各别改革土地的彻底程度，决定它们后来资本制发展的进步程度。，在各国如此，其在中国，就有点使人想不通的跷蹊地方了。如前面所说，中国的土地与努力，在中国的特殊封建制度下，既然一向是自由移转的，于是在理论逻辑上，中国要走上资本主义之路，就似乎无须乎经过他国所曾分别经过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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