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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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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其一生著作等身，共有近40部著作和译著，340篇左右的论文和讲稿。《王亚南著作全集》是一部融政治性、学术性和时代性为一体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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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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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雏形是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这一主题的确定，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而这本在其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的整合修订的版本的图书，明确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同时把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形态的各种大讨论的声音也融入了这本著作中。在该书中，作者重新地界定了这些观念和概念，厘清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同时，作者非常注重修改了前面版本的附论文章。全书运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重要观点，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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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亚南，原厦门大学校长，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洛林，王亚南之子，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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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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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言
日译本序言
初版序言
第一篇 导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研究上的两条占线
第二篇 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
第三篇 中国社会的货币形态
第四篇 中国社会的资本形态
第五篇 中国社会的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
第六篇 中国社会的工资形态
第七篇 中国社会的地租形态
第八篇 中国社会的经济恐慌形态
第九篇 结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的总考察
附论一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附论二 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附论三 中国商业资本论
附论四 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
附论五 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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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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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王亚南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著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是一位德高望重、蜚声中外的名家大师。
王亚南，字直淮（植槐），号渔邨，1901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团风镇（今黄冈市团风县）王家坊村。王亚南5岁时，其父王明榔（号凤亭）就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王亚南自幼学习刻苦，在塾师指导下背诵了《论语》《诗经》等大量经典名著，在心里种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11岁时父亲病逝，他在母亲和大哥的支持下，于第二年秋天进入黄冈高等小学校（今黄冈实验小学）读书。1915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今武汉第十四中学）。在中学里，他更加发愤读书，每天晚上还到一位商人家里做家庭教师，靠挣来的钱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
王亚南读中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小学教了一年多的书，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并先后以中文系和英文系为辅系。其时，“教育救国论”颇为盛行，王亚南也希望能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中国由弱变强。
在大学里，他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一边继续兼做家教及到楚材中学兼课，用挣来的钱养活自己，并部分接济家庭。由于他既当学生，又兼教师，因此每天都要比别人更辛苦、更忙碌，经常夜阑更深还在油灯下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提高了他的理解能力；而现实的满目疮痍，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对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了解，又激发了他“改造社会”的热情。
1926年冬，王亚南大学毕业后到武昌成城中学任教。此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三镇。王亚南通过时任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训练所教导主任的同乡王仲友，认识了该所负责人董必武，并多次到训练所听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大革命充满了向往。
1927年5月，成城中学停办。经王仲友介绍，王亚南毅然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王亚南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长沙返回武昌。
1928年年初，因为在武昌找不到工作，王亚南和同乡夏康农一起来到上海。上海之大，谋职同样不易，于是他又辗转来到杭州，借住于西子湖畔大佛寺，准备写一部反映鄂东水乡风情和青年求索人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而此时，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刚从一所中学离职的郭大力，正好也借住在大佛寺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几番倾心交谈后，确立了为“改造社会”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志向，随后商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用6～8年时间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过来的。不论怎样一件简单的生产物，如一探究它发展成为商品的全过程，或者，如从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换现象中，去探究隐藏在它背后的本质，就知道商品是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它形成的现实基础。它体现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时，还可由它形成的过程，测定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准。
商品，由它最初的萌芽，由单纯的交换起，到它最高的形态止，曾经历许许多多的阶段。在每个阶段，它都具有不同的特质，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
在同一社会中，可以同时并存着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商品，一个社会，如果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很明显地与其他历史阶段的社会相区别，即，如其已经大体完成了它某一历史阶段的发展程序，叫人毫无疑义，也可以毫无争论地判定它是一个由什么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社会。比如，在今日，说英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它这一社会的商品生产或商品，就用不着考究，而知道它是采取哪种形态，或以某种形态，为其支配的形态。
但英国在十六七世纪的时候，即当它正由封建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候，它的商品生产形态，就不但比现在复架，且在杂然并存着的各种商品标本中，还不易使我们辨认何者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何者取得了支配形态的地位。
多年以来，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同一的，但却复杂得多的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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