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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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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其一生著作等身，共有近40部著作和译著，340篇左右的论文和讲稿。《王亚南著作全集》是一部融政治性、学术性和时代性为一体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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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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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王亚南著作集》的第4卷。涵盖了两个主题，一是关于现代世界经济概论，另一个是关于社会科学新论。世界经济概论是王亚南先生发表于1936年的作品，其中包括了世界的经济状况和世界的政治状况，作者结合当时的世界经济政治状况，提出了如何宏观和微观地看待世界局势的问题。而社会科学新论发表与1946年，则是对科学的世界认识进行了重新的阐释，批驳了一些错误的理念和对科学问题的认知，其中包含了十几篇文章进行了不同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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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亚南，原厦门大学校长，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洛林，王亚南之子，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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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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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经济概论
序言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政治与经济
第二章 现代政治经济之特征及其缺陷
第三章 现代政治经济体系的破毁
第二编 世界经济状况
第一章 战后经济形势
第二章 国际战债与赔款问题
第三章 货币战争与关税战争
第四章 贸易与金融的惨况
第五章 工业与农业的破局
第六章 劳动工资与失业问题
第七章 经济恐慌之救济方策
第八章 苏俄经济
社会科学新论
新版序
序
第一部 社会科学的认识论
一 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
二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三 论社会科学的应用
第二部 社会科学的文化论
四 论文化与经济
五 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观
六 再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评钱穆先生的东西文化观
七 三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评朱谦之先生的东西文化观
第三部 社会科学的战争论
八 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战争的说明
九 论战争与社会进步
十 再论战争与社会进步
十一 三论战争与社会进步――就中国来说明战争是促进社会进步抑是妨阻社会进步
第四部 社会科学的建设论
十二 建设上的两种科学
十三 混合经济制度论批判
十四 论中国战后农村工业化――评顾翊群先生及其他工业化形式主义论者
十五 中国工业建设论
十六 论技术在生产建设上的地位
十七 经济建设在工业化、政治建设在民主化――民主问题与经济问题
跋――附答沈立人先生
读《社会科学论纲》 /沈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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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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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王亚南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著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是一位德高望重、蜚声中外的名家大师。
王亚南，字直淮（植槐），号渔邨，1901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团风镇（今黄冈市团风县）王家坊村。王亚南5岁时，其父王明榔（号凤亭）就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王亚南自幼学习刻苦，在塾师指导下背诵了《论语》《诗经》等大量经典名著，在心里种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11岁时父亲病逝，他在母亲和大哥的支持下，于第二年秋天进入黄冈高等小学校（今黄冈实验小学）读书。1915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今武汉第十四中学）。在中学里，他更加发愤读书，每天晚上还到一位商人家里做家庭教师，靠挣来的钱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
王亚南读中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小学教了一年多的书，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并先后以中文系和英文系为辅系。其时，“教育救国论”颇为盛行，王亚南也希望能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中国由弱变强。
在大学里，他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一边继续兼做家教及到楚材中学兼课，用挣来的钱养活自己，并部分接济家庭。由于他既当学生，又兼教师，因此每天都要比别人更辛苦、更忙碌，经常夜阑更深还在油灯下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提高了他的理解能力；而现实的满目疮痍，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对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了解，又激发了他“改造社会”的热情。
1926年冬，王亚南大学毕业后到武昌成城中学任教。此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三镇。王亚南通过时任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训练所教导主任的同乡王仲友，认识了该所负责人董必武，并多次到训练所听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大革命充满了向往。
1927年5月，成城中学停办。经王仲友介绍，王亚南毅然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王亚南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长沙返回武昌。
1928年年初，因为在武昌找不到工作，王亚南和同乡夏康农一起来到上海。上海之大，谋职同样不易，于是他又辗转来到杭州，借住于西子湖畔大佛寺，准备写一部反映鄂东水乡风情和青年求索人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而此时，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刚从一所中学离职的郭大力，正好也借住在大佛寺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几番倾心交谈后，确立了为“改造社会”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志向，随后商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用6～8年时间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政治经济是两个各别的意识形态。虽然我们通常把这两个语辞连在一起来说，但它们各别的意义与本质，是显然两样的。
一切属于意识形态的语辞，都是总摄诸种实际现象而成立的抽象观念。这种观念，是一般的，同时又是历史的，即是说，它在某一时空间有其特定的内容，在不同的时空间复有其各别的涵义。政治经济亦复如此。
中国早前与政治密切联属的语辞，不是经济，而是道德，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数千年来儒家“惟精惟一”的道统;泰西早前与政治密切联属的语辞，不是经济，亦不是道德，而是宗教，所谓“政教合一”，所谓“政符于教”，那也将近成了泰西千余年来的一般信条。从这两方面看来，经济在过去并不算是一个怎样被人重视的要素。而且，中国古语“经济”是“经邦济世”，希腊古语“经济”是“管理家政”，两者都是偏于治理方面的，都带有政治的意味。申言之，就是经济的范畴被包摄在政治里面了;这时的政治形态，不但所包者广，且相对经济是立于主位的。
但“经济”这个语辞，无论怎样被人忽视，被人看作次要于政治，可是经济的事实是抹杀不了的，我们在今日来论述政治经济的意义与本质，当然不能不根本于“现代的”意识，为了便于解释起见，姑从以次诸点来说:
(一)就功能上讲，政治与经济当然各有其任务与范围。照近人所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若经济，则是关于财富的事象，即关于生产、分配与交换的事象。此种区别，早被数千年前的孟轲氏说得非常彻底。他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意盖以为从政是大人之事，从事农工商贾是小人之事;即政治是属于劳心的事务，经济是属于劳力的事务。事实确也像是如此。特在今日有许多例外。今日工商资本家不但不需要肉体的劳力，甚且无须从事计虑筹划一类的劳心工作，他们终日要劳其清思与肥体的，不过是讲究如何消费，并实行从事消费罢了;而各国专事治人的君主们，如大经济学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他们却反而没有那样清闲，他们“往往从事其他许多商营的企业;也同普通私人一样，他们为改善其财产状况，至不惜成为普通商业部门的投机者”。这还是百余年前的事，降及现在，政治家与工商业者简直区分不开。可见以劳力、劳心事象来区划政治经济的分野，那是颇不充分的，不过，从政者与从事农工商者，无论怎样相互混同，而政治经济终归有各自的限界。
(二)就实质上讲，政治经济不但各有各的涵义，且是两个相互反离的现象。在原始共产社会中，一切成员皆为获取生活资料而从事经济的劳动，故无所谓特殊的、不事生产的统治阶级，从而，也无所谓政治。迨后因分配上的差别，引起了社会阶级上的差别，于是就有所谓特权政治发生，这种政治遂成为保障经济的掠取的手段。大国际法学者奥本海玛(FranzOppenheimer)说:“求生存的人类，要获得满足欲望所必要的资料，有两个根本反的手段，这便是工作与掠夺--一己的劳动与别人劳动之强制收取。”申言之，就是“把个人自己的劳动，及个人自己劳动与别人劳动之等价的交换，叫做满足需要的‘经济手段’;把别人劳动无代价的收夺，叫做’政治手段’”。这就是说:政治与经济的最后目的，虽然都是在获取满足欲望所需的资料，但其实质显然不同。
以上两点，通是比较推进一层的说法;若就一般而论，我们只要说明政治是治人治事的种种现象，经济是生产财富、处理财富的种种现象就行了。而我们时下许多大政治学者、大经济学者的政治经济导论，大抵就是在这方面反复引申，但要由此究明事理的真相，那是颇嫌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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