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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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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其一生著作等身，共有近40部著作和译著，340篇左右的论文和讲稿。《王亚南著作全集》是一部融政治性、学术性和时代性为一体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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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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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著作全集》(第8卷)包含其两部著作，一部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另一部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可以看作是其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的续篇，是《原论》中所提到的诸种法则于现实中的应用尝试。作者在本书中大力赞颂了他所推崇的民生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分析了中国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性，对一些问题做出了解答。《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分为上下卷，上卷对数十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各种代表性意见进行了批判，下卷则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正确途径，即新民主主义经济做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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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亚南，原厦门大学校长，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洛林，王亚南之子，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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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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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
序
第一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研究之路
第二章 中国经济现况其特质及其研究方法
第三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自然条件问题
第四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技术问题
第五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资本问题
第六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
第七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土地问题(上)
第八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土地问题(中)
第九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土地问题(下)
第十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指导原理问题(上)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指导原理问题(下)
附录 当作一个社会革命思想体系来看的新民主主义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
序言
上卷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的摸索――有关资产者与小资产者的改良主义的总考察
第一篇 从自然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批判
第二篇 从技术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批判
第三篇 从资本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批判
第四篇 从人口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批判
第五篇 从土地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批判(上)
第六篇 从土地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批判(中)
第七篇 从土地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批判(下)
附论一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
附论二 论混合经济制度
附论三 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形态
附论四 论中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
下卷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有关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
第八篇 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到新民主主义经济
第九篇 旧社会生产关系与土地改革过程中表示的诸规律
第十篇 三大经济纲领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第十一篇 新经济的构成与性质
第十二篇 新经济的诸范畴其法则及其作用
附论五 当作一种社会革命思想体系来看的新民主主义
附论六 马列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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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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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王亚南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著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是一位德高望重、蜚声中外的名家大师。
王亚南，字直淮（植槐），号渔邨，1901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团风镇（今黄冈市团风县）王家坊村。王亚南5岁时，其父王明榔（号凤亭）就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王亚南自幼学习刻苦，在塾师指导下背诵了《论语》《诗经》等大量经典名著，在心里种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11岁时父亲病逝，他在母亲和大哥的支持下，于第二年秋天进入黄冈高等小学校（今黄冈实验小学）读书。1915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今武汉第十四中学）。在中学里，他更加发愤读书，每天晚上还到一位商人家里做家庭教师，靠挣来的钱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
王亚南读中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小学教了一年多的书，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并先后以中文系和英文系为辅系。其时，“教育救国论”颇为盛行，王亚南也希望能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中国由弱变强。
在大学里，他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一边继续兼做家教及到楚材中学兼课，用挣来的钱养活自己，并部分接济家庭。由于他既当学生，又兼教师，因此每天都要比别人更辛苦、更忙碌，经常夜阑更深还在油灯下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提高了他的理解能力；而现实的满目疮痍，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对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了解，又激发了他“改造社会”的热情。
1926年冬，王亚南大学毕业后到武昌成城中学任教。此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三镇。王亚南通过时任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训练所教导主任的同乡王仲友，认识了该所负责人董必武，并多次到训练所听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大革命充满了向往。
1927年5月，成城中学停办。经王仲友介绍，王亚南毅然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王亚南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长沙返回武昌。
1928年年初，因为在武昌找不到工作，王亚南和同乡夏康农一起来到上海。上海之大，谋职同样不易，于是他又辗转来到杭州，借住于西子湖畔大佛寺，准备写一部反映鄂东水乡风情和青年求索人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而此时，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刚从一所中学离职的郭大力，正好也借住在大佛寺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几番倾心交谈后，确立了为“改造社会”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志向，随后商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用6～8年时间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讲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或中国经济之路，似有这样的意思：在消极方面表示它现在已走的或正在走的路，有点不大妥当，有点行不通，有点走向绝路或死路的样子，因而在积极方面提出它应采行怎样的发展途径。显然，凡属把“中国经济之路”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的人，都有着消极积极或否定肯定两方面的用意。我当然不能例外。
事实上，为了要提出今后中国经济之路的观念上的障碍，也须把到今日为止的以往经济努力途径，或以往的经济指导原理，明白确定出来。因为以我个人的体验或观察，今日许多人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或“中国经济改造方案”，其实和现有的或已有的经济之路，并没有了不起的区别；进一步讲，我们的经济走上今日这个绝路，毋宁是受了与这种种类似的方案或指导原理的毒。从这种意义上讲，它们就无异是把已经做得非常支离、非常有害，或实行起来不绝引起了许多变乱的主张或途径，重新对于其所导出的变乱及破坏的后果，在不同的视野或不同的术语下，来“再主张”。所以，他们所提出的“中国经济之路”，尽管在主观上像是在强调什么“新”的东西，实际却无非重复老的一套。最大的“改革”，也许就是在表现的方式上。
我所说的在表现上可以是非常差别的“路”或建设主张，就其通过政治主持者方面立论，自李鸿章、张之洞一直到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始终保持着一个传统精神或基本指导原则，那就是不管或不问已有的社会关系、庞大的农村经济关系怎样，一味在技术的立场上，去努力经济的建设。即不把经济建设看为是有关技术，而同时更是有关社会的问题；以为以往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农村社会关系，不论如何，先把都市工业建立起来再说。当代的大技术论者、大机械论者，或者大建设家们，所不同于李鸿章、张之洞一流人物的，就是他们还没有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热忱”与“自信”，而他们所有的“进步”，也许只是多了一些认识上的花样：或者强调国营，或者强调民营；或者从国防的立场，倾重重工业，或者从国民的立场，倾重轻工业；而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一类经济范畴之提上研究讨论的议程中，自然更是李鸿章、张之洞所梦想不到的。至若近半世纪乃至一世纪来的经济建设不绝失败，他们很少警觉到那是由于前此经济建设方式或建设指导原则有了“毛病”。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中日战争、庚子之役、辛亥革命先后的动乱、军阀混战、国民革命、“九·一八”事变、对日战争乃至抗战胜利后的内战……通被理解为大建设计划或方案未成功的原因，而不知道那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由于建设不得其道的结果，是由于没有解放农村，没有减轻农民痛苦，却多方牺牲农村，加重农村负担，来“装饰”都市的中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有的大工业论者，说得好听一点，也实无异是一些柯贝尔主义者（Colbertists）；也许就因此故，无怪他们与商业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治形态，显得非常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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